山東
文｜高金霞
在明代，你若走在大街上，隔三岔五就會看到告示。縣衙門口有，村鎮粉壁上有，石碑上也有。白紙黑字，朱紅大印，抬頭就是“示仰”二字，意思是“下面的話你們都聽著”。這些告示內容五花八門，有的讓人笑掉大牙，有的讓人心頭一熱，有的則讓人忍不住罵一句“瞎折騰”。劉濤的新著《告示榜文與明代社會治理》，專門研究這些老告示，讀來頗有意思。
《告示榜文與明代社會治理》
劉濤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先說一則笑話。明代有個衙門叫行人司，聽著清貴——“非科甲不選，非王命不行”，好像挺顯貴。實際上呢？行人司衙門孤孑，連個隸役都沒有。官署大堂下有一口井，井水甘冽，附近老百姓都來打水。更有膽大的婦人，打完水不走，竟大搖大擺地登上公座，在上面纏起小腳來。當時有位文士看不下去，模仿行人司行人的口氣寫了則告示：“示仰鄰居擔水婦人，不許擅登公座上纏足。如違，本官親咬三口。”這則告示出自沈德符的《萬歷野獲編》，當時就被傳為笑談。
跟這則“咬三口”形成對比的，是朱元璋的大白話告示。朱元璋明白，告示寫得再漂亮，不如百姓聽得進去。他在全國各地建“申明亭”和“旌善亭”，做了壞事，寫明罪狀貼在申明亭上；行了善、盡了孝，名字上旌善亭，傳譽鄉里。說白了，就是古代的“紅黑榜”。他另設“木鐸老人”，每月六次走村串戶，搖著木鐸高喊“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這二十四字的“圣諭六言”，堪稱明代最深入人心的宣傳口號。
明代的告示里，還有不少頗具“現代眼光”的內容。成化十年（1474年），明憲宗命提督九門內官巡視城池，出榜禁約沿河居民“毋得穢污”——就是不準往護城河里倒垃圾、排污。這大概是明代最早的“環保告示”了。同樣務實的還有海瑞。他在淳安縣當知縣時，發現底下人征收錢糧時巧立名目多收“火耗銀”，老百姓苦不堪言。海瑞直接貼出《定耗銀告示》，耗銀一律加收二分，一錢加二厘，一兩加二分，明碼標價，不許多收。窮鄉僻壤的老百姓，再也不用怕被收錢的人忽悠了。
在告示中，還有很多教化百姓，勸化風俗的內容。明代不少地方好飲成風，有人喝了酒就到衙門撒潑，“雖至縣庭，猶乘醉妄言，甘心受責”。為了制止飲酒之風，慈溪縣知縣薛應旂在《曉諭齊民》告示中規定：縣前直街的酒鋪一律不許賣酒，改賣飯，“如有犯者，著地方總甲送縣懲治”。這一手“釜底抽薪”，夠狠。賭博更是官府嚴厲打擊的對象。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呂坤說得明白：賭博是“敗家之源、做賊之根”，開場子的好比窩主，賭博的好比盜賊。他主張在各州縣鄉村印貼告示，懸賞捉拿賭棍——“拿獲真正賭博者，追銀十兩充賞”。
而有些告示，不僅無用，還很荒唐。正德十四年（1519年），明武宗下“禁豬令”“違者發極邊衛分永遠充軍”。老百姓嚇壞了，趕緊把豬殺光，小豬崽也被掘地埋掉。最后，由于百姓的不滿、朝臣的極力勸諫，這一禁令在施行不到三個月便無疾而終。萬歷年間，某官員禁止捕蛙射鳥，衙役趁機四散下鄉訛詐，“每遇漁舟，輒誣為捕蛙”，搞得民不聊生。難怪當時有人感嘆道：“榜文告諭遍滿垣壁，天下幾困于文法，而絕無實用于民時，人之謂故紙世界。”
不過，災荒年間的告示，那真是救命的。萬歷十四年（1586年），河南先旱后蝗，蝗蝻啃得莊稼只剩稈子。巡撫急出告示：“每打蝗蝻一斗，即給倉粟一斗。”老百姓一聽有糧換，連夜下地撲蝗，幾天工夫，諸縣蝗蟲滅盡。災荒缺糧時，官員出榜沿途市井，歡迎南方糧商運米北上賑濟，許以“米至二百石以上賜敕獎勵”“復其身役”等優惠。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用市場手段解決糧食短缺問題。
讀完劉濤的這本書，你會發現，一張張泛黃的告示背后，藏著的不只是一個王朝的治理邏輯，更是幾百年前的官民互動、世道人心。全書以告示榜文為中心線索，不僅系統梳理了明代的告示榜文制度，還深入分析了告示榜文在吏弊防治、賦役征派、風俗教化、基層治安、災荒賑濟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同時，客觀揭示了告示榜文在實際運行中存在的虛文搪塞、奉行故事、實效不足的治理局限，立體還原了明代國家與社會、官府與民眾之間真實而復雜的互動圖景。這種兼顧正面效能與現實局限的辯證審視，使研究更具歷史質感與思辨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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