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思和在復旦版當代文學教科書上，評述《紅日》時病句與錯訛齊飛

陳思和是復旦大學版《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的主編，在這本教程里，曾經把《鐵道游擊隊》中的芳林嫂，說成是“準風塵女子”，引起軒然大波，受到專家學者的批評與指責。

比如唐小林發表在《文學自由談》2014年第6期上的《陳思和的“學術八卦”》一文中一針見血地點評道：

——在我看來，由陳思和主編的這本所謂貫穿其原創的當代文學史研究核心理念的文學史教程，完全就是一本草率的，甚至誤人子弟的拼湊之作。這本在學術界和高校之間廣為流行的時髦“教程”，不但絲毫經不起學術的檢驗，其花樣百出的錯訛和前后齟齬，讓我們親眼目睹了一部活生生的《當代文壇怪現狀》。 根據書中層出不窮的差錯來看，筆者估計，作為主編的陳思和，或許根本就沒有認真仔細地審校和統籌過該書編寫人員撰寫的書稿?！?/p>

文中針對將革命戰士芳林嫂誣蔑為“準風塵女子”的論點，指出：

——更為荒唐的是，該書居然六月飛雪地將長篇小說《鐵道游擊隊》中的芳林嫂說成是“一個準風塵女子”。 真是道學家處處都看見淫。試問陳思和先生，你和該書的編寫人員在哪里看到過芳林嫂接過客，或者與嫖客談過嫖資？嚴謹的文學研究，竟然被當成了狗仔隊的捕風捉影，專門趴在門縫上，偷窺別人的艷情，然后大曝隱私。即便是沒有桃色新聞和褲腰帶以下的那檔事，也要吊足胃口地搬弄出一段似是而非，令人浮想聯翩的艷情故事出來。這種用地攤文學的創作方法，刺激讀者荷爾蒙分泌的手法來寫文學史的“創意”，與那些打著舞蹈藝術的旗號，公開大跳脫衣舞的不良商家有何兩樣？——

《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有沒有退出目前的大學課堂？筆者查了一下，這本書最新一版是2024年版本，說明這個教材還在使用，那么這種驚世駭俗的污名化英雄人物的論點還言之鑿鑿地流傳在傳道授業的高等學府里，令人為之心驚膽寒。

2024版

最近筆者為了查找一下《紅日》的背景資料，又翻開了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2006版），在《紅日》這一章的上面，正是《鐵道游擊隊》評價的尾部，硌眼的“主要英雄人物（劉洪）與一個準風塵女子（芳林嫂）的戀愛也變得可以理解”依然旁若無人地招搖過市，拉低了這本教材的學術品位與趣味。

在同一頁的“第二節：戰爭小說的巨構性探索：《紅日》”中，陳思和立刻又給我們送來了一個可以用作“公務員考試題庫”的經典病句：

“其次，小說對戰爭環境中人物性格的豐富性有較好的刻畫，突破了當時同類創作中存在的局限。”

這句話中的“小說對戰爭環境中人物性格的豐富性有較好的刻畫”對其精簡成分之后，就變成了“小說刻畫了豐富性”，明顯屬于搭配不當。

我們請AI來判斷一下：

——可以說：刻畫人物、刻畫性格、刻畫形象，不能說：刻畫豐富性（豐富性是一種特質，不是被刻畫的對象）。

原句語病根源：“小說對戰爭環境中人物性格的豐富性有較好的刻畫”，賓語是“豐富性”，動詞是“刻畫”，二者動賓不配。

一句話總結：刻畫-人物/性格；展現/體現 -豐富性，這樣搭配就完全規范了?！?/p>

作為一本研究文學歷史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竟然在語病上當仁不讓，明知故犯，實在有一點挑戰莘莘學子們的接受底線啊。況且上海還有一本鼎鼎大名的著名雜志《咬文嚼字》，怎么就對這本教材視而不見，從而讓它成了漏網之魚的呢？

再看這一節的開首部分介紹《紅日》的內容時說：“它以1947年山東戰場的漣水、萊蕪、孟良崮三個連貫的戰役作為情節的發展主線，體現出作者對戰爭小說的“史詩性”的藝術追求……”

這里再次犯了常識的錯誤。

明明漣水在江蘇，怎么張冠李戴到“山東戰場”去？

資料顯示，1947年的山東戰場戰役，不包含漣水戰役，二者在時間、地理、戰區劃分上完全不同。

兩次漣水戰役（漣水保衛戰）：均發生在1946年，其中第一次漣水戰役：1946年10月19日—11月1日；第二次漣水戰役：1946年12月3日—12月16日。怎么都不可能劃入到教材里的“1947年山東戰場”的時間范疇里啊。

再看地理位置， 漣水隸屬于江蘇省蘇北地區，屬于解放戰爭華中（蘇北）戰場，由華中野戰軍獨立作戰，是保衛蘇皖解放區的關鍵戰役。而 山東戰場，特指山東省境內（魯南、魯中、膠東），1947年華中野戰軍主力全部北移至山東，與山東野戰軍合并，作戰重心完全轉入山東，蘇北僅留少量部隊開展敵后游擊，不再發生大規模主力會戰 。

在當代文學史、軍事史教材的華東戰場分期中，1946年：蘇中、蘇北、兩淮、漣水、宿北戰役，歸華中戰場；1947年起：魯南、萊蕪、孟良崮等，統一歸為山東戰場，二者嚴格區分。

總而言之，漣水戰役是1946年華中戰場的戰役，不屬于1947年山東戰場序列。

《教程》對《紅日》中涉及到的三個戰役在時間與地點上的敘述，都完全是錯誤的。

《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接著對《紅日》的人物分析中，又開始了胡亂定性，任意拉扯，看看這一段：

——又如連長石東根在勝利后醉酒縱馬，著一身繳獲而來的敵軍軍官裝束，狂奔亂喊，這讓人聯想起《水滸》中的阮小七在征方臘獲勝后的醉酒細節，把農民階級造反的某種特性展示無遺。吳強這樣的描寫顯然不是對《水滸》的單純模仿，而是隱含了對農民文化傳統的批判意味，從而一定程度上顯示了作家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啟蒙主義立場?！?/p>

問題是，石東根醉酒后興奮莫名，失態縱馬，這是不是“農民文化傳統”？你教材憑什么把這種酒后控制不住自己的行為，說成是“農民文化傳統”？

不錯，《水滸》中有阮小七的醉酒情節，但是，在第八十回《張順鑿漏海鰍船，宋江三敗高太尉》中，被梁山好漢捉上山的高俅喝酒之后，也是酩酊大醉，書中寫道：

——高太尉大醉，酒后不覺失言，疏狂放蕩，便道：“我自小學得一身相撲，天下無對。”盧俊義卻也醉了，怪高太尉自夸天下無對，便指著燕青道：“我這個小兄弟，也會相撲，三番上岱岳爭跤，天下無對?！备哔幢闫鹕韥?，脫了衣裳，要與燕青廝撲?！?/p>

可見，醉后作出失態行為，不僅僅是“農民文化傳統”，連高太尉這樣的高官也會犯這種低級錯誤，為什么《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里，要把我軍連長酒后失態行為，看成是“對農民文化傳統的批判”呢？

這種隨機地把沒有關聯的作品，機械、教條、硬性地拉郎配在一起，從中得出作者的啼笑皆非的結論，令這本教材給人一種怪怪的感覺。

因此，筆者想在陳思和的文學解析里，能夠找到一點文學創作的真諦，不但毫無所得，反而被錯訛卡頓，差一點誤入歧途。

至于《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里的吃力、拗口、生澀的句子，常常游走在病句的邊緣，讓人讀起來非常吃力。因此，這樣的教材在高等學府講授的時候，能不能給人帶來有益的知識與學問呢？而這樣的教科書在社會上被寄予厚望、拿來用作指點迷津的范本的時候，又怎么能信服它代表了中國學界的頂部水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