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在中國生活了20年的荷蘭新聞攝影師魯小本

2005年，21歲的荷蘭學生Ruben Lundgren第一次來到中國。那時的中國還沒有智能手機，淘寶剛剛興起，網吧徹夜通明。沒人會想到，這個身高兩米、給自己取名叫“魯小本”的年輕人，會在之后的二十年里，把自己的人生、事業、愛情與中國緊緊綁定在一起。

魯小本畢業于荷蘭烏得勒支藝術學院，之后前往中國中央美術學院攻讀攝影碩士。來到中國后，他開始長期關注中國當代視覺文化，并先后為荷蘭《人民報》（De Volkskrant）、《新鹿特丹商報》（NRC Handelsblad）以及英國《衛報》（The Guardian）等媒體工作。這些年，他與中國策展人何伊寧共同策劃《China Imagined》，試圖修復西方世界長期以來對于中國的單一想象；也曾與英國知名攝影師 Martin Parr 共同編輯《中國攝影書》，重新梳理中國百年攝影出版史，讓許多被忽視的中國攝影作品重新進入國際視野。

??Ruben Lundgren

今年，魯小本應聘出任荷蘭國家照片博物館高級策展人，并在海牙照片博物館推出個人回顧展《Flowers in the Mirror》。展覽名稱來自中文成語“鏡花水月”——真實與幻象彼此纏繞。從未公開的底片、攝影書模型、新聞照片與民間圖像，為荷蘭民眾展示了一副活色生香的中國二十年社會變遷史。

作為移民，我和很多荷蘭華人一樣，錯過了過去二十年祖國經歷的快速發展：奧運會、房地產浪潮、移動互聯網、直播電商……而觀看魯小本的攝影作品時，仿佛他成為了我的眼睛，帶著我回到中國街頭和他一起見證無數真實的中國人，如何共同成就了這個時代。

還有一層更為私人原因。在我就讀攝影學院大二期間，在校期間以“華人女性”為主題的創作，并未獲得部分老師的認可。有人認為這一題材并非荷蘭社會的主流議題，也有人覺得它在技術完成度上不是我最優秀的系列。那段時間，我一度迷茫：如果在學校內部都無法獲得肯定，那么這樣的題材，是否還有機會進入更廣闊的公共討論？后來，我鼓起勇氣聯系了當時正從中國返回荷蘭短暫停留的魯小本，詢問他是否愿意幫我看看這個系列。

我們約在鹿特丹火車站見面。那天，他正陪同年邁的母親來鹿特丹看展。在行程間隙，他認真看了我當時還在起步時期的系列，對我說：“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專題，可以繼續做下去。”這句話給了當時的我很大的鼓勵。

這次專訪，魯小本也幾乎沒有猶豫便答應下來。采訪當天，我們舍棄了電梯，從荷蘭國家照片博物館的樓梯一層一層往上走。博物館的新館由鹿特丹歷史悠久的舊港口倉庫“Santos”改建而成，裸露的鋼結構與大面積玻璃幕墻保留著工業建筑的冷峻感，清晨的陽光不斷傾瀉進展廳。魯小本一邊帶我看館內正在進行的展覽，一邊聊起自己這六個月回到荷蘭工作的經歷。直到我們抵達頂樓辦公室，窗外是鹿特丹難得的晴空萬里，而談話，也回到他來到中國的那一天。

筆者：初到中國時，有沒有因為文化差異陷入過尷尬或好笑的時刻？

當然有。2005年我剛到中國時，其實非?！疤煺妗薄商m語里有個說法，叫“像嫩草一樣青澀”。我原本以為，自己只是來到中國，像普通學生一樣開始學習和生活。但真正落地后的前幾個月，我第一次強烈感受到文化差異。最直接的，是大家對我身高的關注。我身高接近兩米，在荷蘭其實并不算特別突出，可到了中國，無論走到哪里，人們都會注意到我。很多人會停下來盯著看，甚至主動和我合影。一開始我非常不適應，因為我從沒想過自己的外表會成為公共關注的對象。后來我慢慢意識到：在一個新的文化環境里，你會第一次真正意識到，“自己和周圍的大多數人不一樣”。這種差異感，其實也是理解另一種文化的開始。

??Ruben Lundgren

筆者： 在中國學習期間，學校和同學之間的氛圍如何？

我在中國的學習經歷其實非常溫暖，我發現只要你愿意向別人敞開自己，中國同學通常也會以開放的態度接納你。作為當時班里唯一一個留學生，老師和同學都知道我的中文還在學習階段，所以很多時候，他們會主動幫助我。比如古代漢語課，一開始我幾乎完全聽不懂，就會有英文比較好的同學坐在旁邊，悄悄幫我翻譯課堂內容。

更重要的是，同學們愿意把我真正當作朋友，大家一起私下討論老師、一起八卦，一起生活。我并沒有被當作“外國客人”，而是逐漸成為集體中的一員。

2006到2007年的北京，正處在奧運會前夕。整個城市都充滿一種向外開放、快速變化的氣氛。我覺得那種時代氛圍和我當時對學習、對世界的好奇心非常契合。所以直到今天，我依然非常懷念在北京求學的那段時間。

筆者：你長期在中國生活，學習中文。語言對你理解中國社會以及進行攝影創作，有哪些具體的影響？有沒有某些瞬間讓你意識到：掌握中文改變了你“看見”的方式？

其實不是某一個瞬間，而是很多細小的日常經驗慢慢累積起來的改變。

剛開始學習中文時，我只能聽懂最基礎的交流。后來我做過一個關于自己身高的攝影項目。我會主動走到街頭，和那些因為我身高而來找我合影的人聊天。他們會問：“你幾歲？”“怎么長這么高？”“你從哪里來？”“以后打算在中國做什么？”這些其實都是非常普通的家常話，但當我開始能夠真正聽懂、回應這些問題時，我突然意識到：語言不僅僅是工具，它會讓你真正融入一種文化。

這些交流讓我越來越靠近中國社會，也讓我對“觀察”和“理解”產生了興趣。后來我成為新聞紀實攝影師，其實也是同樣的邏輯——帶著好奇心，走進陌生的人群和生活。我一直覺得，好奇心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動力。你帶著自己的文化背景，進入另一個世界，并在其中生活、學習、理解，這個過程本身就非常迷人。

筆者：你會覺得西方攝影師拍攝中國題材時，更容易帶著一種“獵奇”的視角嗎？

這種情況一直存在，而且不僅僅發生在西方攝影師對中國文化的獵奇視角，相反也是一樣的。

我在研究中國近代攝影史時就注意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很多西方攝影師來到中國會大量拍攝茶館、喝茶的人、北京城門、寺廟等內容。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些都具有“東方色彩”，充滿異域感。

但對中國攝影師而言，這只是日常生活，未必值得拍攝。當時很多中國攝影師受到傳統山水畫和中國藝術史的影響，更傾向于拍攝具有詩意氣質的自然風光。攝影師其實總是在用自己的文化經驗觀看世界，每個人都會帶著自己的理解和偏見去“翻譯”現實。

這種現象不僅存在于攝影里，也存在于我們對不同國家，地區的固有印象中。比如一提到阿姆斯特丹，有人會想到自由甚至危險；一提到中國，很多人則會強調“安全”。人們往往會放大自己腦海中已有的文化印象。

現在回頭看，我覺得很幸運的一點是：我來到中國的時候，自己的世界觀還沒有完全定型。那時候我像一張白紙，因此對另一種文化的接受度也更高。

筆者：國際攝影體系長期由西方主導，中國攝影師需要迎合西方審美嗎？

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正在變化。以荷賽（World Press Photo）為例，現在已經開始建立更全球化的評審機制。各大洲會有自己的地區評委，再由各地區推薦作品進入最終評選。這意味著，單一西方視角正在被逐漸打破。

我剛到中國時，會刻意和其他外國學生保持距離，因為我太想盡快融入中國社會了。但生活久了以后，我慢慢發現，人與人之間真正共通的東西其實非常相似。我們都會愛上一個人，都有欲望，都會經歷孤獨和失落……。文化當然存在差異，但最終能跨越文化、真正觸動觀眾的，往往還是那些最基本的人類情感。

筆者：你怎么看待當代中國攝影的發展？

這些年，中國攝影其實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我和何伊寧一起策劃過“China Imagined”等項目。在征集作品的過程中，我們能看到很多非常優秀的中國年輕攝影師，以及他們對社會復雜而深入的觀察。

我一直覺得，策展最有魅力的地方在于：你可以把完全不同的觀看方式放在同一個空間里。就像不同風格的音樂共同組成一場音樂會。通過攝影展覽，我們能看到攝影師如何理解社會、理解時代，也能看到不同個體之間巨大的差異性。

2010年前后，中國攝影行業經歷過一個高速發展的階段。媒體、雜志、報紙都需要大量影像內容，那是新聞攝影和紀實攝影非常蓬勃的時期。

但過去幾年，情況變得更困難了。年輕攝影師之間的競爭更加激烈，單純依靠攝影維持生活也越來越難。

??Ruben Lundgren

筆者：據我所知，紀實攝影師，很難僅靠攝影維持生計。你在中國這些年，是如何在創作與現實之間取得平衡的？

確實很難。早年間，報紙和雜志還會給攝影師提供一些機會。我也經歷過賬戶里只剩幾歐元的時候。經濟壓力對很多攝影師來說，幾乎是長期存在的現實。這些年我做過很多不同的工作：和朋友一起經營畫廊、長期為荷蘭《人民報》工作、也曾為倫敦的一家檔案機構工作。

有些傳統路徑正在變窄，比如媒體攝影。但與此同時，新平臺也在出現。如今的年輕攝影師如果能夠經營好自己的社交媒體，其實比過去更容易被公眾看到，也可能獲得新的工作機會。

我覺得，每一個時代都會有限制，但每個時代都會有新的機遇。重要的是，你不能只看到限制本身，而是要不斷尋找新的可能性。

筆者：在如今這個圖像泛濫的時代，你覺得紀實攝影的意義是什么？

我反而覺得，正因為今天的圖像太多了，紀實攝影才變得更加重要。我們每天都在刷短視頻、社交媒體，看到大量即時、快速的圖像。但很多圖像又很快就會被遺忘。而真正好的紀實攝影，不僅只是“記錄”。它會迫使人停下來觀看，重新理解一個人、一段歷史，或者一種社會現實。

紀實攝影最重要的價值，也許并不是“告訴人們發生了什么”，而是讓人重新意識到：社會與個人的生活是有關聯的。

筆者：一些荷蘭華人感到自己在荷蘭社會遭遇歧視。相反的，作為荷蘭人，你在中國生活二十年，經歷過區別對待嗎？

外表帶來的區別對待，在任何社會都無法避免。但總體來說，無論在家里還是在家外，我在中國都有“家”的感覺。

當然，中國并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移民國家。即便再生活二十年，我也知道自己不會真正成為一個中國人，比如說，不會成為中國的總理——開個玩笑。

我曾在北京語言大學參加中文強化班。那時候，我只要說一句“你好”，大家都會很熱情地鼓掌鼓勵：“哇，你的中文太棒了！”

但我認識一位在德國出生、長大的華裔德國人，她的處境完全不同。盡管她非常努力學習中文，人們還是會說：“你是中國人，為什么不會中文？”大家對她的期待，與對我的期待完全不一樣。所以很多時候，人們對于“身份”的判斷，其實來自外表和固有印象，而不僅僅是個人真實的成長經歷。

筆者：這些年，你如何用攝影推動中國與荷蘭之間的文化交流？

攝影本身就是一種文化交流。比如我長期為西方媒體拍攝中國社會專題，通過影像讓更多歐洲觀眾了解真實的當代中國。

同時，在我策劃的一些展覽中，我也會嘗試打破人們對荷蘭的刻板印象。很多人一提到荷蘭，就會想到郁金香、風車、木鞋。但我更希望呈現今天真實而立體的荷蘭社會。比如有位荷蘭攝影師Hans Eijkelboom拍攝的攝影項目Amsterdam by Numbers,呈現的是阿姆斯特丹街頭市民穿著印有數字的服裝，從1到100，胖的瘦的，高的矮的，來自不同族裔、不同背景。但在那個項目里，他們首先都是這座城市真實，平等的一部分。我覺得，這種視角比“國家符號”更重要。

筆者：對于今后想要前往中國創作的藝術家、攝影師，你有什么建議？

我會建議那些從未去過中國的西方攝影師，先不要急著在紙上列出一長串拍攝計劃，也不要把行程安排得像完成“任務清單”一樣緊密。

不如先下載微信和支付寶，然后真正前往中國生活一段時間。坐在街頭吃點東西，觀察人們怎么聊天、怎么相處，感受那些日常的生活細節。因為很多時候，你真正理解一個國家，并不是通過新聞、書籍或者想象，而是通過親身體驗。

我其實不太認同一種“提取式”的攝影方式：帶著明確目標進入一個國家，快速完成拍攝，然后離開。攝影不應該只是“拿走”一些圖像。更重要的是，你是否愿意先和這個地方建立關系，和你拍攝的人建立關系。只有當這種連接真正發生以后，影像才會有溫度。

??Ruben Lundgren

筆者：作為荷蘭照片博物館的策展人，未來你有什么計劃？

目前對我來說，一切都處在一個新的階段。過去半年，我和博物館團隊一直在適應新的工作環境。博物館遷入了新的地址，也即將迎來新的館長。對于整個機構，以及對我個人而言，這都是一次新的開始。

我的工作主要包括研究館藏，并在此基礎上策劃短期與長期展覽。除了繼續關注歐洲攝影史，我也希望未來能夠把更多關于中國視覺文化的內容帶進歐洲社會。有時候，這種工作狀態很像同時下十五盤棋——你需要不斷在不同項目、研究、展覽與機構協作之間切換。但這種挑戰本身，也是策展工作迷人的地方。

筆者：在中國文化里，家庭其他成員的認可往往會對伴侶關系產生影響。你的個人經驗如何？

我在中國生活這些年，一個很深的感受是：很多人面對親密關系時，仍然承受著來自家庭和社會的巨大期待。我身邊的中國朋友都沒有公開出柜。這應該和中國文化里長期存在的家庭責任感，以及社會對“正常人生路徑”的期待有很大關系。在我個人關系里，我已經公開出柜了，但我的伴侶還沒有。我和中國伴侶都選擇了對彼此最合適、也最安全的方式。

鏡頭外的眾生百態

魯小本鼓勵剛從學校畢業不久的我，積極參加一些攝影活動，多去認識業內人士。他在海牙照片博物館的《Flowers in the Mirror》回顧展，于4月初一個周五開幕。我帶上自己的第一本攝影畫冊，興致勃勃地去參加魯小本的攝影展開幕式，同時想找機會和最近為魯小本出書的出版人聊聊，看看有沒有合作機會。因為魯小本的好人緣，也因為他如今荷蘭國家照片博物館策展人的身份，開幕式高朋滿座。魯小本一直被朋友和笑臉圍繞。

我曾在書市上和那位出版人有過一面之緣。那次向他買書時，他還算客氣。那天，在擁擠的人群里，我終于找到他，鼓起勇氣走上前去：“方便打擾你兩分鐘嗎？”

他回過頭，冷冷地說：“Nee?。ú唬?/p>

我沒有氣餒，一邊打算翻開手里的書，一邊解釋：“就兩分鐘。我想請你看看這本關于荷蘭華人女性的攝影書，看看有沒有……”

還沒等我說完，他斜著眼瞟了一下，一把推開我的書，轉身大步離去，丟下一句：“你的書不適合我們出版社?！?/p>

盡管在餐飲行業長期工作的我經歷過客人往我臉上扔過面包，也挨過客人的拳腳。我原以為自己已經擁有了一顆強大的心臟，但那天仍然需要坐在車里緩幾分鐘，平復情緒。當時我突然想起一位荷蘭女攝影師對我說過的話：“曾經很多年，都是我追在別人身后跑，他們從不回頭看我。有一天，突然變成別人追著我跑了，因為那一年我獲得了荷賽一等獎?！?/p>

對，這就是這個世界的游戲規則?；仡^想想，那位出版人其實也沒有做錯什么。或許在他看來，開幕式是他的私人時間；他是一名文化工作者，而不是慈善家，沒有義務為任何人抽出幾分鐘時間。

我寫魯小本，是因為在攝影界，我們的地位如同我們的身高一樣相差懸殊。但在他的眼中，我看到的始終是平等與尊重。

我寫魯小本，因為慶幸在這個世界上，有的人不完全遵循那套“游戲規則”。因為最終，我們更愿意記住的，往往還是人性中的柔軟。

魯小本，20年中國生活回顧展《Flowers in the Mirror》正在Fotomuseum Den Haag 展出。 （文：胡擂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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