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人的思想羈絆

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奧派經濟學）

文丨漫天雪

查爾斯·亞當斯在他的代表作《善與惡：稅收在文明進程中的影響》中，講了一段猶太人自由與奴役的歷史。大意是說：猶太人在埃及被壓迫，當他們逃出埃及之后，終于重獲自由，然而最終卻走向再次被奴役、進而不斷反抗的結局，陷入了自由-奴役-反抗-自由的惡性循環之中。這其中，稅收扮演了關鍵角色；而稅收是政府的奶娘，是大政府擴張的結果。

但是大政府又是哪兒來的呢？是猶太人自己呼吁出來的。

猶太人最初在埃及，就像后來在歐洲所發生的一樣，并不是一直受到壓迫的，反而生活得很安逸，他們是受到法老們優待的少數民族，享受著一系列特權，并時常作為統治者的合伙人存在。

豬養肥了就要殺。但是不能直截了當地殺，總得“師出有名”，凡事都要進行理論和道德的包裝，為自己的行動賦予合法性和合理性。統治，終究是依靠觀念的，而不是武力。想想看，法老要迫害猶太人，總不能直接命令部下說“去把猶太人給我殺光，或者趕出去”，總得有人信服他的權威、認同他的觀念、聽從他的命令，愿意舉起屠刀去殺猶太人，否則他的命令就無法執行。

美軍占領下的阿富汗，全副美式裝備，為什么被一幫泥腿子塔利班兵不血刃地給繳械了呢？因為被美國扶持的阿富汗政府已經人心盡失，所以他的軍隊都不愿意聽從他的命令了。所以，他們失去了觀念影響力。反過來，塔利班為什么能勝呢？不是它的軍事力量有多么強大，而是它獲得了民眾的觀念支持，甚至讓服役于阿富汗政府的軍人，也認同了他們的觀念，不但不會舉槍消滅他們，反而可能調轉槍口，對準阿富汗的腐敗政權了。

這是一個中立的分析，并沒有說阿富汗民眾的觀念是對還是錯。而只是說，他們的觀念，決定了他們的選擇，而他們的選擇決定了歷史的走向。

歷代統治者都清楚民心向背，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他們都要千方百計爭取民意支持。這才是最大的政治。搶一部分人的錢，發給（賄賂）另一部分人，爭取他們的支持，謂之“社會福利”，就是政治。俾斯麥玩這一套非常溜。

那法老是怎么煽動，以贏得民眾的觀念支持，讓他的兵士和官僚們發起針對猶太人的迫害，反而認為自己是在行正義之事的呢？

答案是古老的配方：民族認同和嫉妒心。

《出埃及記》里面記載道：

以色列人生養眾多，并且繁茂，極其強盛，滿了那地。……新王起來，治理埃及，對他的百姓說：看哪，這以色列民比我們還多，又比我們強盛。來吧，我們不如用巧記待他們，恐怕他們多起來，日后若遇什么爭戰的事，就聯合我們的仇敵攻擊我們，離開這地去了……

你們人這么多，生育率還高，有變成多數族群的可能；你們還這么富裕，我們的貧困都是因為富人的剝削，而不是法老的驕奢淫逸和窮兵黷武；我們連年征戰，你們是外族，總是懷有二心，有朝一日會成為“埃奸”。所以，為了“大眾”的利益，為了“國家”的利益，必須解決他們。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從古至今，欺騙、誣陷、煽動、迫害的手法如出一轍。當今美國的WASP，擔心白人會成為少數族裔，取代他們的洋基文化。嫉妒情緒的針對對象，永遠是一國之內最聰慧、最會創造財富的族群，把自己的貧困原因歸結為富裕階層的剝削，是很方便的借口，不論是當初在德國和東歐的猶太人，還是在印尼和馬來西亞的華人，都是他們發泄情緒的對象，也是財產被瓜分掠奪的對象。當這個族群在人數上處于劣勢，那么他們就是二等公民，隨時可能被“獻祭”。當國內矛盾聚集，他們是轉移矛盾和視線的替罪羊；當戰爭發生，他們就是里應外合的內奸，是戰事不利的罪魁禍首，盡管他們可能比“土著”更加反對與他們同屬一個族群的侵略國。他們要么被制度性歧視，就像美國政府在一戰期間對德裔美國人的文化壓迫那樣；要么被圈禁，就像羅斯福在二戰中把11萬日裔美國人關進集中營那樣；要么被驅逐、送進毒氣室肉體清除，就像納粹的“最終解決方案”那樣。

但這只是民意動員的第一步。政治機器有一套嚴密的運作流程，不可能僅憑民意上的認同就對一個民族大開殺戒、驅逐出境或者直接將其財產沒收充公。于是，還有另一套更加具體的操作手法，要“合法”地、“名正言順”地將他們的財產沒收，將他們驅逐或者囚禁。這就是“用巧記待他們”。

這時候，稅收立法登場。這就是“立法先行”，“正當法律程序”。做戲做全套。

當民意已經煽動起來，多數群體對少數群體進行立法，那么這樣的立法通過就毫無懸念；加上自古以來，國王和他的知識分子衛隊都在向民眾說：國王的權威來自天啟，他直接與上帝對話，他所公布的法律就是神賜。于是只要立法出臺，人們即便內心有所懷疑和保留，但也樂意去執行和遵守它。

所以，法老的法律規定，一個人可以因下列原因被囚禁：犯罪、戰俘、拖欠稅款或者債務。

一個“閉環”形成了。法老立法規定，猶太人必須繳納高額的賦稅和貢品，他把稅負設定到了猶太人無法承擔的高度；并且實行“連坐制度”：以猶太人這個團體來繳納稅款。只要反抗這種沒收性稅收、或者延遲繳納，就可以以整個猶太人為單位，將所有猶太人的財產沒收充公，并且將他們的孩子變成奴隸。

在《圣經》中，重擔一詞，多是指高額的稅收，有時候也被稱作“羈絆”。

至此，埃及法老和他的征稅官員放棄了古老的訓誡：“如果有人在遭受征稅的巨大壓力，或者已經窮困潦倒，你們一定放過他”；也放棄了“羅塞塔石碑”確立的謙抑性的稅收政策，開啟了一場毀滅之旅。

法老的驕奢淫逸與征稅官員的橫征暴斂，不但迫使猶太人在摩西的領導下逃離埃及，上演了所謂“出埃及記”，讓法老喪失了最具生產力的人群；而且，對埃及人民課征的重稅讓人民產權不保，

時間偏好驟然提高，失去了工作的積極性，資本被消費，商人破產，耕地被撂荒，優秀的勞動者流失；這種對經濟財富貪得無厭的汲取，仍然無法滿足法老和征稅官吏們的野心，他們開始實施貨幣摻假，導致了惡性通脹，毀滅了健全的貨幣制度，貿易由此中止。

經濟的崩潰導致了社會治安的迅速敗壞。查爾斯·亞當斯諷刺地寫道：大地上充滿了劫匪，他們破壞貿易并給普通民眾帶來了恐懼和絕望。沿著尼羅河劃船或者航行變得與夜晚在紐約和底特律的黑街上行走一樣危險。最后，盜竊并不僅僅存在于稅務系統，它們已經無處不在。

是啊，平日里只有征稅官員在持續地盜竊，現在人們為了活命，被逼無路，都變成了盜賊。

至此，埃及開啟了崩潰的進程，最終被屋大維擊敗而終結，開始了羅馬時代。

500年后，羅馬帝國上演了同樣的戲份，他們在國內實行價格管制、瘋狂通脹，經濟崩潰，最終被北方“蠻族”終結。

帝國的終結，總是從內部開始的；能夠瓦解他們的，總是他們自己的觀念敗壞。外部的入侵者，只不過是“臨門一腳”，將已經腐朽的軀體徹底埋葬。

摩西帶領以色列的孩子們脫離奴役后，來到了巴勒斯坦地區。在這里，每一個猶太部落都得到了一塊特別的領地，他們組建了最小的自治機構，實行“士師”管理。

士師，就是審判官的意思。他們的職責是裁決糾紛，組織民兵力量實施集體防衛，讓本民族脫離外邦控制，防范外來侵略。他們就是每個猶太部落的德高望重的長者，即市場化的自然精英。

《士師記》中記載道：那時以色列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查爾斯·亞當斯解釋道：那時沒有政府來規制人們的行為，不存在向中央政府繳納的稅收。

好一個士師管理！這不就是精英治理、社區自治、私法社會嗎？這不就是沒有強制、自愿契約的無政資嗎？這不就是自由嗎？

這種自由社會，存在了多久呢？大約400年。

然而猶太人在自由了400年后，開始呼吁大政府。他們希望有一個中央政府，希望有一個國王，希望別人出力自己享受，希望國家照顧自己的生活。

自由這個詞匯很美好，即便是那些反自由的人，也打著自由的旗號推行自己的主張。然而自由意味著自我管理、自我決策、自我負責，每個人憑自身服務他人的能力生存，而不是將自己的手伸向別人的口袋，這對于許多人而言，是苦不堪言的事情。你要自由做什么？難道有人替你兜底和負責不好嗎？

先知撒母耳此時發出了警告，他說上帝不希望他的人民擁有一位國王，反對這種政治制度，上帝讓他把這個想法告訴他的子民。當人們違逆上帝的意志，非要一位國王，要一個大政府的時候，撒母耳于是告訴人們，在國王和大政府統治下的生活是怎樣的。《撒母耳記·上》中這樣寫道：

管轄你們的王必這樣行：他必派你們的兒子為他趕車、跟馬，奔走在車前；又派他們做千夫長、五十夫長，為他耕種田地，收割莊稼，打造軍器和車上的器械；必取你們的女兒為他制造香膏，做飯烤餅；也必取你們最好的田地、葡萄園、橄欖園，賜給他的仆臣。你們的糧食和葡萄園所出的，他必取1/10給他的太監和臣仆；又必取你們的仆人婢女、健壯的少年人和你們的驢，供他的差役。你們的羊群，他必取1/10,。你們也必做他的仆人。

這樣的國王，撒母耳已經視為暴徒了。他沒有見過世面，民主制度下的英國美國，都曾有90%以上的沒收性稅率；現在的歐洲，平均稅負都在40%以上。取1/10的國王，相比于現在人人都是國王的民主社會，算是剝削有度了。

可是，猶太人就是不聽，他們放棄了存續400年的自由生活，就是想要一個國王，想要一個包攬一切的中央政府。這證明，如果一個人想要作死，連上帝也擋不住。于是，上帝告訴撒母耳，讓他們有一個王吧，并且讓他們遭受不利的后果，知道不聽從上帝教誨的代價。

撒母耳讓掃羅成為受膏者，即以色列的王。

兩代之后，所羅門將上帝描繪的有國王的情況下的生活場景變成了現實。

所羅門和他的兒子羅波安開啟了橫征暴斂的模式。所羅門不但喜歡本國的女人，霸占了民眾的妻子和女兒，而且喜歡洋妞，娶了很多外國老婆。他擁有1000個妻子，在每個老婆身上花費一晚上的時間都要耗費3年才能輪流一次。他跟她們在一起驕奢淫逸鐘鳴鼎食，從不遏制自己的欲望。他“愛”女人，那只是一種收藏家的癖好，而不是愛人和伴侶，更多的，是純粹的占有欲和權力欲，可以把任何人的妻子和女兒攬入懷中的那種權力快感，比擁有女人本身更讓他興奮。

為了支應自己不斷擴張的野心和荒淫的生活，他需要大量的稅收和勞役，這些沉重的“羈絆”，都落在了民眾身上。當民眾反抗，他就令自己的收稅官去鞭打他們。到了他的兒子羅波安手里，鞭打已經起不到威懾作用了，要使用“蝎子”刑罰，比鞭刑更殘酷，鋒利的刺會讓人皮肉模糊。

不堪重負的猶太人開始了稅收起義，他們用石頭將征稅官砸死；趕走了羅波安，國王躲進了耶路撒冷的神廟中，控制猶太的一個小省。猶太人的王國分裂了，作為小國，必須向其他國家上交貢品求得生存。

他們作為小國，在埃及和亞述之間來回搖擺，再次不聽從先知們的告誡：在大國之間保持中立！后來被亞述征服。亞述人將他們趕出家園，并囚禁起來。他們開始了新一輪的反抗。后來他們又與巴比倫簽署稅收協議，當巴比倫又開始橫征暴斂，猶太人又開始反抗時，強悍的尼布甲尼撒摧毀了耶路撒冷，并且把他們的國王和民眾帶回巴比倫。這就是著名的“巴比倫之囚”。

從宗教的角度看，猶太人自由-奴役的循環，遭受的苦難，似乎都是上帝計劃的一部分——我不讓你們建立大政府，不讓你尋找一位國王保護你們，你們偏要，那么帶給你們的就是苛捐雜稅和無盡的壓迫；我不讓你們選邊站，在大國之間保持中立，跟所有國家友好，你們卻偏要委身于一個大國，成為它的馬前卒，那么必被另一大國所滅。這一切，都是不聽從上帝旨意的結果。

可是從經濟學上講，才更有說服力，才能避免落入玄學和宿命論的窠臼之中。這個道理其實再簡單不過：你既想征稅越來越多，又想經濟發展、工資提升、就業提高，這就像要畫一個方的圓。你既要國家照顧你，然后又想著不向你征稅，這又怎么可能呢？每個人都想著稅收由他人來承擔，自己只去享受，可是對一人征稅就是對所有人征稅，就會開啟社會貧困化的進程，最終后果由所有人承擔。你以為稅收都是那些富人在承受嗎？初看起來可能是這樣。可是稅收不斷提高的結果，就是資本毀滅，投資逃離，趕走富人，那你就沒有了工作，陷入“工資鐵律”的動物狀態。若是稅收不夠，那就通脹，然而通脹稅最先消滅的就是窮人，窮人那僅有的儲蓄，將被稀釋一空，購買力被轉移到印鈔者手中。

讓人們生活變好的，從來不是再分配，而是生產的擴張。生產的擴張，需要創造資本積累的良好環境。資本要積累，需要產權有保障。產權有保障，就不能有稅收。因為正如查爾斯·亞當斯所說：強盜與稅收的類比在公元前幾個世紀就已經很流行了，人們都憑直覺將征稅的人稱為強盜，因為他們是采取威脅和恐嚇的方式來征稅的，并且他們拿走稅款時不需要支付任何對價。

生產創造財富，分配不創造財富，只會毀滅財富。這世界上從來沒有哪個國家，可以靠征稅和印鈔而變得強大；也沒有任何族群，可以依靠再分配而變得富裕。以為國家可以創造財富、增進福祉，是人類智力上的一樁蠢行，大政府的歷史，是一樁樁摧毀財富、制造苦難的血淚史。

可惜的是，如此簡單的道理，猶太人不吸取教訓，全人類都不吸取教訓。

猶太人把所羅門施加在他們身上的負擔稱之為“羈絆”。然而，與其說這是所羅門施加到他們身上的一種物質上的羈絆，毋寧說是猶太人自己思想上的羈絆。他們曾經自由地生活在無政資中400年，可是要求國家向自己負責、照顧自己的思想觀念，推動了政府的擴張，這才是他們真正的羈絆。

自由要求自我管理，自我負責，當人們希望別人來替自己負責的時候，自己就成了囚徒。

所以，這也不是猶太人的思想羈絆，而是當今世界所有人的思想羈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