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傳播】《四川簡史》——元明清時期（二）

編者按：

巴蜀大地，歷史悠久，文脈綿長。從《蜀王本紀》到《華陽國志》，從《蜀梼杌》到《蜀鑒》，歷代史家對巴蜀歷史的記載與研究從未間斷。為承繼前賢研究、力求創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歷時多年，編著而成《四川簡史》，與常見的通史不同，本書將敘述重心放在歷代四川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與特點，它采用專題研究的方式，打破時代的限制，將一個歷史事件或一項主要成就的來龍去脈完整呈現，幫助讀者快速把握重點與特點。

本書的時間跨度從遠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圍則明確界定為今日四川（1997年重慶直轄后的新四川）。在敘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歷史時，則沿用傳統四川的地理范圍。資料來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報告，內容扎實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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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簡史》

元明清時期（二）

明代的四川

蜀王府與成都城市地標

宋末元初，蒙古為了達到從西南合圍趙宋的戰略目的，曾5次大舉進攻四川，成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嚴重毀壞。昔日的錦城花郭，富庶之都，瞬間赤地千里，盡為廢墟。盡管元代成都行政長官紐寧大監等對成都城市做過一定的恢復與重建，但縱觀整個元代，成都始終沒有達到唐、宋時期的繁華水平。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采用分封建藩的治國策略，將他的24個兒子分封為親王，外出戍守邊地，以鞏衛京師。洪武十一年（1378年），明太祖封第十一子朱椿（？—1423）為蜀王，前往成都建藩戍守。當時朱椿年幼，加之成都社會、經濟都還沒有從戰亂中恢復過來，因此受封雖有七年之久，但朱椿一直住在京師皇宮之中。

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椿長大成人，奉明太祖之命離開京師暫住在鳳陽老家。同時，太祖命令景川侯曹震前往成都為蜀王專門修造蜀王府邸。在明太祖眼里，成都是西南名都重鎮，因此對蜀王府的修建有政治、軍事等方面的特別考量。用明太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蜀之為邦，在西南一隅，羌戎所瞻仰，非壯麗無以示威”。成都地處西南，是西南諸多少數民族矚目關切之所，只有把王府修建得壯麗雄偉，才能充分展示皇家威儀，才能樹立大明皇權至高無上的權威，進而震懾西南各族。

曹震等謹遵明太祖旨意，仿照南京大明皇宮的形制、規格修造蜀王府。蜀王府修建歷時6年，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才修建完畢，為此耗費了大量民力與財力。

蜀王府以摩訶池大部為基址修造而成，位于原前、后蜀宮城舊址偏西之處，處于整個成都城市的中心位置。蜀王府嚴格按照明朝國家禮制建造，王府的規制布局均比照皇宮式樣修建，只不過略有縮略。王府修造秉承皇家坐北向南的不二方位體系，整體布局呈長方形。王府東西寬約540米，南北長約660米，占地面積560余畝，僅比后蜀王宮略小。宮城高達13米，四周開有四門，均以磚料砌城。嘉靖二十年（1541年）經朝廷批準，又改磚砌為石砌，宮城四周以水為濠，宮城外另建蕭墻，周長4500米，高5米，正面南端有護城河圍繞。加上成都城垣，蜀王府實際上處于三重城垣、兩重護城河的保護之中，與京師宮城的安全保護設施并沒有多少區別，彰顯了蜀王府在所有王府中獨一無二的崇高地位。

摩訶池復原圖

整個蜀王府沿南北中軸線前后左右延伸，宮殿園林、行政、祭祀等皆分列兩旁。南端最遠處為石砌的紅照壁，照壁施以朱漆，鐫以金字，紅照壁之名至今仍然在沿用。紅色作為明王朝皇族專享的色澤儀制，以律令的形式規定臣民不得僭用。連接紅照壁與蕭墻南門的，是筆直的石鋪甬道。甬道左右兩旁各有民居兩處，以增皇宮“人和”之氣。由西北而來之水繞蕭墻南門東去，成為王府的第一道護城河。河上建有三橋，以連接南北兩岸甬道。每橋三孔，俗稱“三橋九孔”。其名稱與北京天安門前的石橋名稱相同，也叫“金水橋”，只是比天安門（天安門前的石橋為五橋，每橋五孔）的等級略低。由此可見蜀王府非同一般的莊嚴與高貴。

蕭墻南大門之外，有一座高大的牌坊，緊鄰用以象征儒家禮儀的標記櫺星門。櫺星門與南端照壁內嘉靖時所建“忠孝賢良”牌坊遙相呼應，成為顯示皇家尊儒重禮風范的標志建筑。

蜀王府的修建嚴格遵照中國傳統皇家宮殿坐北向南、“前殿后寢”的布局格式。一條貫通南北的寬闊甬道將莊重肅穆的端禮門、金碧輝煌的承運殿和花園式的寢殿等王府主體建筑串聯一氣，充分顯示了皇家建筑的高貴神圣和北方建筑的大氣磅礴。蜀王府在保持皇家宮殿苑囿大氣輝煌、神圣莊嚴等特有的格調氣勢基礎上，又因地制宜，充分吸收了巴蜀園林精巧靈動、花叢錦簇等藝術風格。清澈舒緩的御河、金水河縈繞宮墻與蕭墻，增添了王府南方園林建筑依水而建、充滿靈動與活力的特性。在主體建筑的兩旁，錯落有致地分布著祭祖祭天、慶典出游、日常生活與安全保衛等各類輔翼建筑，并通過廊廡、閣樓、直房、花園和小道等方式將其與主體建筑融為一體，紅墻綠瓦、花叢錦簇影映其間，宮殿苑囿鱗次櫛比，廊廡勾連雜陳，平添了蜀王府富麗多姿的神韻與氣質。

蜀王朱椿及其子孫作為藩王，按照明朝的祖制，不能參與地方政治、軍事、經濟等，他們唯一能公開做的社會事務僅限于發展地方文教，培養地方人才，做一些禮樂教化之事。因此，尊孔尊經、禮遇儒士，重視儒教風化成為明朝歷代蜀王的主要活動。如朱椿曾聘請一代大儒方孝孺做王子的老師，出資聘請方孝孺等名儒講學，傳播儒學。蜀王府倡導儒家禮法、重視儒化教育等舉措，恰與巴蜀尊儒重禮、雅號文學等固有傳統暗合，不僅有助于巴蜀人文士風的轉變提升，對厚培蜀中文風士氣、延續巴蜀文脈起到了積極作用，而且對成都城市精神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示范與指導作用。明代以后的成都，盡管只修建了代表皇權的蜀王府，但中央政權的首次地方性物化，則進一步強化了皇城概念在四川民眾中的印象。

神圣雄偉、大氣輝煌的蜀王府雄踞成都城市的腹心地帶，紅墻綠瓦，神秘崇隆。它是中央皇權在四川的標志，亦是當時成都城市形象、地位的唯一地標。它首次以中央皇權的獨特方式，突破了秦漢以來龜城走向的布局傳統，從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未來成都城市南向發展的趨勢。作為中央皇權神圣不可侵犯的重要標志，它還決定著成都在四川乃至西南地區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中的崇高地位，凸顯了成都作為西南第一重鎮的歷史地位，在成都城市發展史上占有重要而特殊的位置。

（未完待續）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