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看到這一幕，我尤其憤怒。因為在我看來，美國聯邦眾議院以及在那里任職的民選代表，負有真正“代表”民眾的憲法責任。
如果一項投票會傷害你所代表人群中的三分之一，而你卻對相關質詢落荒而逃，這就是怯懦。
后來我開始懷疑，科羅拉多州的共和黨籍聯邦眾議員是不是都受過某種訓練，專門學習如何躲避提問、逃避問責。
有人或許還記得，十年前，邁克·科夫曼眾議員曾在當地一家圖書館的市民會議上中途離場，因為有150名選民到場，想就一個問題向他發問——沒錯，就是醫療保障，以及失去保險覆蓋的問題。
科夫曼如今是科羅拉多州奧羅拉市市長。奧羅拉是科羅拉多州第三大城市。看起來，這種怯懦在他的共和黨政治同路人之間頗有延續性，因為在他漫長的政治生涯中，無論是傷害自己社區、城市、縣、州還是國家里的民眾，都不在他宣誓就職時所作的任何誓言之內。
我們的某些領導人究竟經歷了什么，才會形成這樣一種毫無憐憫的權力感，尤其是對社區中最脆弱的人群？我一直在想。一個人怎么能把自己和現實切割開來，看不到削減醫療可及性的投票本身就是野蠻之舉，而且人們一定會因此受苦？
如果真要維護項目完整性，那當然應該包括讓那些最需要醫療社會安全網的人繼續獲得保障。醫療補助項目一旦查出欺詐和濫用，問題幾乎總是出在營利性服務提供者身上，他們才是貪婪鏈條的核心；可最后名譽受損的，卻往往是接受醫療補助保障的人，而不是那些逐利者。
更令人震驚、也更令人作嘔的是，這種社會層面的洗腦竟然如此普遍，以至于我們把醫療補助項目視為某種糟糕的東西，而不是把它看作一個曾讓數百萬人免于陷入疾病、孤立和絕望的項目。
這兩個人都希望我們為他們的軍旅經歷喝彩。但這一點反而讓我憤怒。我所認識的那些在軍隊服役過的男女，并不會把讓社區成員受苦、甚至走向死亡，當成什么值得炫耀的勛章。
我認識的大多數服役者，對自己的要求都高得近乎苛刻。他們的勇氣常常難以言說。那絕不是給別人制造痛苦，再換個說法包裝起來——甚至做得更糟。一個真正有榮譽感的人，會正面面對那些持不同觀點的人，也會承認他們同樣值得擁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可憲法明明寫著，他的選民才是他的老板；只是怯懦讓這一點根本無從實現。
當怯懦主導治理，理性和解釋都沒有容身之地。當怯懦主導治理，我們彼此之間的信任都會流失。我們不能接受這種局面。有人會從棘手而痛苦的問題前轉身逃開，但治理本應有勇氣，也應當保護那些把信任和選票交出來的人，確保這種治理始終是面向所有人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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