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當Pablo álvarez-Hornia本月初在倫敦布里克斯頓一家影院首映新片《Blondi》時，他開場便拋出一段影史典故。1924年，德國導演FW Murnau將攝影機綁在自行車上，開創了主觀鏡頭美學，拍出《最卑賤的人》，精準捕捉一戰后德國社會的飄搖，既預言了接下來的十年，也革新了電影語言。102年后，《Blondi》把攝影機綁在了一條狗身上。
這條七個月大的德國牧羊犬名叫Lexie，在片中扮演希特勒的最后一只愛犬——可能是地緣政治史上最著名的狗。但Lexie的身份不止于此：她是本片的攝影指導，或者說"cinemadographer"（電影攝影師）。制片人álvarez-Hornia和導演Jack Salvadori都偏愛這個造詞。這種實驗手法帶來奇特的觀影體驗：畫面突然變速、角度詭異，讓人偶爾感到不適。"有些東西需要讓人不舒服，"álvarez-Hornia說，"某種程度上，它需要更臟、更粗糲、更丑陋，才能成立。"
整部影片的畫面始終被Lexie兩只豎立的耳朵框住——攝影機就架在她背上。29歲的意大利導演Salvadori最鐘愛那些意外之喜："比如那種晃動，我完全沒預料到。這正是我堅持讓狗來完成這個項目的原因，我想看到一種完全不同的創作輸入。"Salvadori六年前在戛納結識了27歲的西班牙制片人álvarez-Hornia，兩人都在倫敦學過導演。Salvadori一直愛狗；álvarez-Hornia對狗過敏，但"愿意為這部電影犧牲一點健康"。
首映場還放映了一部更短的幕后紀錄片，堪稱爆笑：一半是惡作劇，一半是陷入混亂。盡管 canine 元素最為實驗，但整部影片的制作過程都談不上常規。他們根本沒有拍攝許可，每個場景背后都有一組人趕在保安發現前，把酒店房間或倫敦參議院大樓改造成1940年代的國家機關辦公室。但正片本身并不好笑。
1941年，納粹黨秘書長Martin Bormann將Blondi送給希特勒，此后她淪為宣傳工具，被牽出來展示元首的愛動物形象。在"情感支持動物"概念出現之前，她是一種信號與執行工具：德國公民會通過飼養酷似Blondi的狗來表忠心，若有人對德國牧羊犬不夠熱衷，便向蓋世太保舉報。1945年4月希特勒自殺前一天，Blondi完成了最后一項任務——吞下氰化物膠囊測試藥效。雖然"完成任務"這個詞或許不太準確，畢竟她并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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