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青年作家共談《給阿嬤的情書》:我們為什么需要有真心的電影

《給阿嬤的情書》刷屏社交網絡，票房破五億元，影片在豆瓣開分后，直接從9分漲到9.1分，成為近十年第三部評分破9分的華語劇情片。這部小成本的電影根植于潮汕文化，并從地區文化出發觸達了更普遍的人類情感。我們邀請兩位來自潮汕的青年作家黃守曇、陳潤庭與來自重慶的青年作家周宏翔一起探討這部電影如何“以情動人”，也期望從不同的視角看電影的“破圈”之法。

就像文學呈現的人的應然，

人物往往是因為有韌性才動人

黃守曇：最近電影《給阿嬤的情書》豆瓣評分直接超過9分，可以說是近期最熱門的電影了。它是一部低成本的電影，演員也多是素人，語言用的也是潮汕方言（也有普通話版本），原本看起來像是不太可能出圈的電影，然而它卻破圈了。你們看《給阿嬤的情書》最觸動的一場戲是哪一場？

周宏翔：第一個讓我感觸比較深的，是男主角木生到了暹羅之后，他們所在的那個環境里面都是靠一些同鄉的互助，這對我來說是很動人的。電影的宣傳語也是“做人有情有義”嘛。我感覺它是找回了在當下流逝的一些東西。

當南枝已經成為一個可以教導他人的老師的時候，聽到瑯瑯書聲，也讓我很動容。她以前是一個不識字的人，而現在在育人傳承。

而最催淚的可以說是電影里的女性情誼。通過書信連接，跨越時代的兩個女人，她們真正見面的那一刻，南枝已經不記事了，卻在某一個瞬間問淑柔，自己多年前腌制寄送的咸肉好不好吃？這個地方讓我很感動。我是一個很容易被那種久別重逢，或者說多年之后相見的情感打動的人，而她們又很特殊，她們是沒見過面的多年情誼。這個點在我這里很奏效。

陳潤庭：這部電影我二刷過了。兩次觀看，我感動的第一個點是南枝去批信局發訃告，但最終沒有發。她收回訃告，寫了一封平安批送出去。這當然像宏翔剛剛說的，是兩個女性之間的情誼。我認為，這個情誼最初的萌芽是因為一種不忍。南枝一想到這封訃告發出去，對岸就有一個女人以及幾個小孩，要為此傷心。為了不讓他們傷心，讓他們的生活得以繼續，她決定隱瞞。這是很動人的情感。“不忍”是情義的核心。人去世了，發訃告是走程序，按規矩辦事，但是南枝沒有這么做。也因為她不走程序，這么一段跨國情誼才得以存在。

第二個感動的點，主要集中在葉淑柔身上。她好幾次收到信，或是陷入回憶時的那種狀態，我很難說那是一種神情，還是一種感覺。比如說，她收到那張所謂的全家福時，反應只有一句，“早說，讓我等那么久。”發現丈夫已經去世時，她跨過老厝的門，留下一個背影，說了句，“沒想到你走在我前面。”我看到的時候，心里就特別感動，也特別難受。我覺得自己會有這種感受，可能跟我對潮汕老一輩的觀察和體悟有關。我的爺爺奶奶大概就是這一輩人，他們講話真的就是這樣子。哪怕碰到再大的事情，回應也總是淡淡的。但這種淡淡的背后，卻能讓你感受到他們心里那份沉甸甸的東西。只是他們從不用“爆炸性”的話語去表達，永遠都是這樣淡淡的。

我突然想起，在班宇的小說《盤錦豹子》里，寫到女性生產疼痛時，孕婦連名帶姓地叫自己老公的名字，說“快他媽把孫旭庭給我叫回來，我要殺了他。”我當時看到那里的時候，有點困惑，為什么要殺了她老公？后來懂了，她太痛了，所以要“殺”了他。這種表達強烈而奔放，這和我的童年經驗有差異。我看到潮汕的男男女女情感表達相對內斂。尤其老一輩，哪怕到了人生關鍵時刻，也是如此。但這種性格或情感如何搬到小說或銀幕上，怎么去表現？在此之前我多少有些困惑。畢竟太淡的言語寫出來，很容易缺乏戲劇張力。但我看到這部電影確實把潮汕老一輩人日常的“輕”與“重”表達得很到位。

黃守曇：咸豬肉那一問，導演的處理確實不落俗，不是形而上的，而是形而下的，但我總覺得潮汕人或者說那代人的表達方式是形而下的，它是很實際的，包括得知原來一切是誤會，這么多年來是南枝與自己通信時，淑柔說的是，她要去看看那個橄欖菜煮好了沒有，要帶去泰國，她的反應不是愣在那里，或者流連于傷感情緒，她是“很快我就要行動起來”“我不要再等下去了”，甚至是“我要勞動”。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形而下的體現。導演把這些容易情緒濃重的地方處理得比較清淡一點，或者說他不去正面地煽撥情感，我覺得這種克制是很好的。

陳潤庭：我和守曇都是潮汕人，看這部片子多少會感到熟悉。我反而好奇宏翔看這部片子的感受。你覺得它呈現的潮汕是什么樣的？

周宏翔：從一開始我就沒有太把它當作一個“地方電影”來看。對于我來講，不會特別地去強調它的地方性，我更在意的是電影當中人物的真切情誼和跟觀眾的共情是否有達到同頻。一部電影能夠獲得成功，很多時候都是超脫了創作者原本設定的束縛的。我當然不是否認它的地方特性，恰恰因為電影聚焦在潮汕，使得這個故事是它獨屬的。

我認識的潮汕人都很樂觀，而這種樂觀主義在電影里讓我很欣喜。你看阿嬤的孫子曉偉一上來就是欠錢，欠了幾百萬，他就想方設法地去解決這個問題，也沒有苦哈哈的；淑柔一個人帶孩子，她全程也都是樂觀的、滿懷信念的，直到她收到那張假的全家福的時候，她也沒有表現出一種大悲，只是臉沉了下來，她很快去迎接了新的生活。包括南枝的客棧被燒掉之后，她也立刻投入新生活，去擺攤賣無米粿。這個電影有一個非常積極的導向，它不是去喊口號，而是用人在逆境中的一個狀態去表達的。我想，這種強烈的信念感源自潮汕人的性格，但它同時超脫了地域性。

黃守曇：這其實就像文學呈現的人的應然，人物往往是因為有韌性才動人。包括影片最后那個鏡頭，木生笑著拉人力車迎接陽光。他們是辛苦的，但是他們是不察辛苦的，不抱怨辛苦的。那個時代的人，他們肩負的家庭責任以及勞動的慣性，使得普遍欲望就是要掙錢養家、衣錦還鄉，所以他們對于奮斗之必要是沒有任何猶豫的，具有很強的意志和韌性，就算木生摔下樓梯，也要迅速站起來回到車把子旁邊。

陳潤庭：那些僑批背后，真的承載了很質樸又很美好的情感。當番客把所有的苦難向寫批先生訴說，口頭的苦難最后化成信紙幾行字時，苦難真的被凝練了。這跟我以前看僑批時的感受相似。讀研時，我有過契機到汕頭市僑批文物館調研，讀過許多僑批原文，發現當時的人確實是這么寫信的，語調半文半白，夾雜方言詞匯，但情感真摯。我常常在想象，他們日常就如宏翔所說的，是幽默、鮮活且樂觀的，只是落到筆頭，寫信抒情時，文字又有了鄭重誠摯、質樸入心的質地。其中當然有寫批先生的轉譯，但我也相信，這個轉譯是基于寫批先生對番客的判斷和理解最后形成的結果，情感是準確的。

黃守曇：那時人們大多不識字的，沒有受過教育，他們講出來的話一般很土直，批信先生往往就得翻譯一遍。里面正好體現了方言到文言，或者說口語到書面語的一個轉化過程，也是私人話語轉向公共話語的問題。包括他們生存的客棧，他們之間的互幫互助，其實也具有這種公共性的，而我們這個時代似乎更強調個體性。

周宏翔：這也是我這些年一直在思考的一個問題，當我們在強調個性、強調自我的時候，那些集體性的東西又如何被兼容？不光這個電影，我當時看《水餃皇后》，當女主融入香港的空間里，也是處在一個很逼仄的屋子里面，人與人的距離非常近，所有的一切都是暴露的，在這樣的環境下，人跟人之間反而變成一種親近，變成一種在異鄉的團結。

黃守曇：這個東西它是兩面的，因為互幫互助的一個基本前提是“我幫了你，將來我可能出事，你可能也會幫我”。雖說不是一定，但提供了一種可能性。他們所在的輿論（聲名）空間為這樣的公共道德提供了土壤，所以電影才會多次呈現那些鄉里之間牌桌上的閑話，就是輿論場嘛，他們其實會在意社群（鄉親、宗族）對他們的評價，因此公共道德和仁義互助很大可能是共生的。

陳潤庭：現代性承諾個體的解放和自由。但人是一種社會性動物，天生就有一種欲望，想要跟別人產生聯結。我和守曇都出生在潮汕、生長在潮汕，我們有些經驗相似。對我們來說，我們的成長，似乎就意味著要走出這些看似天然的共同體。因為我們生活在潮汕的時候，日常地感受到一種群體性的制約。它可能是道德、輿論、父母灌輸的觀念等等。

所以對我而言，成長和覺醒似乎就意味著走向個體，走向個體意識的覺醒。但當我一人在外時，我又時常感到孤獨。我和別人達到的親密狀態對我來說不夠勁兒。這種親密狀態是我小時候和親人、朋友，甚至是街坊鄰居之間達到的那種親密，它構成了一個基準。走向個體之后的我，要重新達到這種親密，需要花費的力氣特別多，而且往往結果也不太美好。

所以對這個問題，我始終有些困惑。以這部電影為例，它是以歷史為背景的。今天的觀眾看到這樣的歷史想象時，我們會被感動，說明我們內心確實還有對親密的渴望。但捫心自問，如果讓我們變成電影的主角，我又會很悲觀地認為，大家不愿意像南枝和木生那樣去付出。我們也許沒有那么強的信念去支撐我們去做這樣的事情。一方面是懷念人與人之間的親密和情誼，但真的落到我們頭上，我們可能又會覺得它沉重得難以承擔。

另外，在漢學家孔飛力的移民研究里，他認為中國移民是有浪潮的。當人離開故土，抵達異鄉，重新變得弱小時，想要抱團的需要，就會被激發出來，出現什么潮汕幫、湖南幫等。潮汕人下南洋就是如此。海外華人重視華人禮儀、宗教、語言，也是因為如果這些標識都失去了，華人凝聚力也就隨之下降，身份也面臨解體。所以我也會覺得，共同體的凝聚，很多時候是一種危機的產物，這是一種很現實的、很迫切的需求。當然，當它長期延續之后，也會變成族群的慣性，或者某個地方強烈的自我認同。

花兩個小時沉浸式感受電影，

可能成為漫長一生中的一個精神注腳

周宏翔：其實我還有一個觀察或疑問，這個電影口碑發酵已經非常厲害了，但它的票房并沒有如我們想象的那樣井噴。我在想是不是現在的人已經不太關注電影了？對于很多年輕人來講，電影好像已經不再是他們必需的一種娛樂方式了。

黃守曇：我覺得可能也不只是年輕人吧。短視頻對電影的沖擊還是比較大的，更多人還是享受一種個人生活吧。自己在家里就能獲取很多信息和資源了，好像也不需要通過電影獲得情感體驗。

周宏翔：現在大家會根據更強大的反饋機制或者反饋系統去決定我要不要消費這件事情。

黃守曇：對。不僅僅是電影，生活里的吃喝玩樂不都是這樣嗎？得有足夠多的人“種草”，才會讓人愿意花時間、金錢、精力去“拔草”。另一點可能是出于社交需求，我如果不看，可能就跟不上討論之類的。

陳潤庭：我覺得今天很多文學消費也是這樣的。讀者購買某本書，是因為他在社交媒體上看到了這本書的“切片”。比如說書中摘抄的金句，作者參加活動的言論等等。在這樣的消費之中，讀完整的書，看完整的電影，都是最后的行為。前面都是碎片的，是碎片在支撐某種整體性。隨著AI時代的到來，我們會有越來越多的AI劇作，沒有真人演員，自己就是導演，每個人都可以制作自己的劇。那么，在這種形勢之下，不僅電影成為古典藝術，就連真人劇都可能成為古典藝術。那么走入影院看電影，是不是也開始像看歌劇一樣“高雅”了起來呢？現在好像得有很多契機和力量疊加，才能促使我們的肉身最終走入電影院觀影。簡單來說，去電影院觀影這件事情對今天的我們來說，也變得有點“重”了。簡而言之，我們的生活在變“輕”，在變“短”，也在變得越來越碎片化。

黃守曇：我刷到《給阿嬤的情書》的導演在接受采訪時說：“現在誰還有時間花兩分鐘聽你把一封信讀完？”“我們還是選擇相信觀眾的耐性和對真情的感受力。”

周宏翔：這里呈現的其實還有時間成本的問題。時間在變貴。同樣的時間我到底用它來做什么，變成現代人重視和考慮的一個問題。讀書也是這么一回事，我要去讀一本書，可能要花費三四個小時，甚至半天或更久的時間，那我要不要花這個時間去讀這本書？我必須先通過強大的反饋系統，看它是否值得花這個時間。

隨著生活節奏變快，總讓人產生一種好像一個小時能做很多事情的錯覺，像什么三分鐘看完一部電影，但實際上它的后續效應是在變弱的。但是，我花兩個小時沉浸式感受電影，它的影響可能是一個星期或兩個星期的，甚至可能成為漫長的一生中的一個精神注腳。

陳潤庭：我贊同宏翔的說法。花兩個小時看電影，和花相同時間去刷短視頻之間，有一種我們對于時間利用的心態變化——究竟是放長線釣大魚，還是放短線不斷地釣小魚？我覺得大家確實傾向于放短線不斷地釣小魚，哪怕釣到最后都膩了，因為每尾都是小魚，沒有驚喜，但心理慣性讓我們喜歡不斷地拋下釣竿，追求即時但速朽的反饋。這是一種上癮。對于“積攢很長的時間，最后得到深刻且長效的反饋”，我們是拒絕的。我們害怕最終的反饋抵不過花費的時間。

這種心理慣性影響巨大，不只影響觀眾觀影，更影響到藝術創作者的創作思路。剛剛守曇提到導演說的“要對觀眾花兩分鐘去聽人家讀信有信心”，但我在這部電影里，看到的是，導演一方面試圖講一個很完整的故事，一個時間跨度很長、情緒濃度很高、也需要深度理解的故事，但他顯然也考慮到了觀眾的接受度。所以他請了很多潮汕籍的網紅，這些演員在片中不斷插科打諢，增加幽默的橋段。這難道不是一種即時快樂嗎？為了讓大家能夠看完這個沉重的故事，必須每隔四五分鐘就拋出一個輕松的幽默。

在電影宣傳上，這些幽默的梗被剪成切片，放到社交媒體傳播，也產生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如果從一個更嚴肅的藝術完整性的角度來看，這些部分對于電影的完整性及藝術高度，有可能是一種損害。但是當下的市場好像就決定了，哪怕想講一個深情的故事，也要讓觀眾在入戲的同時，不斷地提供一個休憩的驛站，不斷出戲。時不時出戲，是因為要繼續入戲。這說起來有些荒誕，但確實是現實。

黃守曇：我反而覺得成熟的喜劇，會讓觀眾先笑，先放松，等后面比較深刻的情感出來時，就不會太拘謹提防。我覺得這是電影處理得好的地方。制作團隊面對市場，還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導演說“真心換真心”，但真心確實也不是見人就能隨便掏得出來的，他花了很多心思去打開觀眾的真心。

周宏翔：現在看來，能讓大眾喜歡的點，可能還是在于他沒有刻意地去放大某些東西。比如原生家庭、女性情誼這些熱門話題，導演都用了一種比較輕巧的方式去處理，使得這個電影顯得非常克制。說到底，他其實并沒有跳脫出一個常規的視角，但就是處理得比較聰明。

有且僅有一種講法，

是這個故事能成為好故事的重要條件

黃守曇：有一些觀眾在網上質疑說為什么南枝要奉獻那么長的時間，你們怎么看？

周宏翔：除了寄訃告的時候，周圍那些對家鄉的人的思念打動到她，但我覺得從另外一個層面上來講，南枝其實是不希望自己所謂的這個精神支柱，她生活延續的某種方式斷裂掉的。其實一個人已經寫了這么久的信，她早就把與淑柔的聯結當成她生活的某一部分。照料對她自身來說也是一種成長和鍛煉，所以我會認為，南枝寫信已經不單單是一種付出，它其實也是一種促使她往前走的力量。

陳潤庭：此外，鄭木生對于南枝的成長有很重大的意義。首先，木生請狄功在旅館開設識字班，這是南枝讀書識字的起點，也是南枝人生轉折的契機。她從一個文盲、收租的“厝主走仔”，變成了可以讀書識字、最后以此為業的中文老師。其次，在那場火災中，木生救了南枝的父親，他是南枝的救父恩人。

所以，南枝在自己力所能及之內，持續施予的行為是合理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施予更是快樂的。哪怕淑柔不知道這些事情是南枝做的，但是從南枝的心理角度來看，我覺得她是可以完成閉環的。

黃守曇：還有一個前提就是南枝跟她父親的關系是好的。所以她才會有足夠的情感支撐去幫助淑柔。因為如果原生家庭父女關系就不好，我估計南枝也不會愿意，更沒有精力付出這么多。還有就是女性經濟能夠自主的時候，她是有選擇權的。南枝可以選擇不結婚養活兩家人。

周宏翔：我同意，有愛的人會選擇一種更有愛的方式。

黃守曇：我還有個問題，因為網上有很多人問假如木生不死會怎么樣？或者另外一個“如果”，就是假如那個訃告發出去了會怎么樣？也有很多網友分享很多真實故事其實是“木生新娶了別的老婆”，我想問問看兩位的想法。

周宏翔：“如果木生不死”對這部電影來說是很難成立的。或者說它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故事了。在我看來，《給阿嬤的情書》核心動人的部分正是因為木生的缺失，這個情感才成立。如果他在場的話，不管這個木生最后是變好了，變壞了，有錢了還是更窮了，故事的走向都會使得這個動人的部分減弱，這其實也是一個“替身文學”，南枝就變成另外一種“替身”了。

所以，當這個命題限定為“木生不死”的時候，所有的故事都講不出來了，至少我沒有想到一個特別好的方式。不知道潤庭怎么看？

陳潤庭：我認同宏翔說的。這部電影上映之后，我媽媽的一個閨密去看了。看完之后，她寫了一個很長的朋友圈，說他們家有類似的故事。她的爺爺和奶奶，當時在馬來西亞檳城結婚，生了三個小孩之后，她奶奶就把三個小孩帶回了潮汕，后面這對夫妻這輩子就沒有見過面。中間她奶奶寫過信給爺爺，說你在外面也很辛苦，也沒人照顧你，孤身一人，要不你再另娶一房，反正我也能理解你。但是她爺爺的回信就是不同意，并且把她奶奶罵了一頓。我覺得這也可以算是真實版本的注腳吧。這個注腳提醒我，我們對愛情的觀念和要求，也是有歷史性的。以前的人不見得像我們今天的人這樣看待愛情，甚至愛情本身也是一種現代的產物。

最后這位番客孤身一人，在檳城去世了。臨去世之前，他知道不久于人世，在信封上寫了故鄉的地址。后來，鄰居按照信封的地址，把訃告發到他們家里來。真實的故事到這里，其實就已經結束了。談回電影，如果南枝把訃告發出去，那么，即便淑柔和南枝再有聯絡，素未謀面的兩人，能夠談論的就是木生。如果木生生前的事情談論完了，她們談論什么呢？所以，木生的死，以及他的死被隱瞞，是一個很必要的情節。

黃守曇：所以，我覺得通過這個假設的提問，就發現這個故事要講好，有且僅有一種講法，也是現在這個故事能成為好故事的重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