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
李進之亂和李筠之亂幾乎是同一時期發生的，但兩者的性質有根本差別——李筠是沖動，李重進是被逼。
李重進是誰？
李重進是郭威的外甥，后周皇室最近的宗親血脈之一，屬外戚。
《宋史·李重進傳》：“李重進，其先滄州人。周太祖之甥，福慶長公主之子也。”
顯德六年（959年），周世宗北伐途中病重，對禁軍統帥進行改組，張永德被罷免殿前都點檢，由趙匡胤接任；李重進升任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
此時，趙匡胤掌殿前司，李重進掌侍衛司，兩人分掌禁軍兩大系統，地位相當，嚴格說是后周軍事體系里僅次于趙匡胤的第二號人物。
他和趙匡胤的關系微妙，兩人都是禁軍統帥，互相都清楚對方的分量。
世宗駕崩前，任命李重進為淮南節度使，出鎮揚州，使其離開了中央禁軍領導崗位。
沒有在李筠之前動手？
這是理解李重進之亂的關鍵。
趙匡胤稱帝之初，李重進和李筠都是潛在的威脅，趙匡胤自己也清楚這一點。
但李重進比李筠冷靜得多，他沒有當場痛哭拿出郭威畫像，而是選擇了觀望。
趙匡胤即位后，為穩住李重進，授予其中書令的高官虛銜，并命其移鎮青州（平盧節度使）。
李重進為探虛實，請求入京朝覲，但被趙匡胤以“君為元首，臣作股肱……卿可緩來，朕當往矣”的委婉言辭拒絕。
《宋史·李重進傳》：“太祖即位，以韓令坤代為侍衛都指揮使，加重進中書令。既而移鎮青州，加開府階。重進與太祖俱事周室，心常憚太祖。太祖立，愈不自安，及聞移鎮，陰懷異志。……重進欲入朝，太祖賜詔止之。”
這實際上是一種既安撫又防范的策略，趙匡胤也給了他足夠的政治體面。
表面上，君臣關系維持住了。
李筠先反，李重進按兵不動。
他在等，看李筠能不能打贏，看趙匡胤的真實實力。
結果李筠三個月就被平定，李重進看清楚了：趙匡胤不是軟柿子。
為什么他還是反了？
第一，趙匡胤開始對他動手了。
李筠之亂平定前，趙匡胤就著手處理第二個威脅，李重進。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建隆元年五月“壬子（二十二日），命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石守信為都部署，……率兵討李重進。” 討伐令在五月下達，而調令必然李筠之亂之前。
他把李重進從揚州（淮南節度使）調往青州（平盧節度使）。
這是一個明顯的政治動作，把他從富庶的江淮地區調往相對邊遠的山東，削弱其經濟和戰略基礎。
李重進很清楚這個調動意味著什么，這是趙匡胤在溫水煮青蛙，下一步很可能是徹底解除兵權。
第二，他派去斡旋的人出賣了他。
李重進感受到威脅后，派親信翟守珣秘密入京，試圖聯絡支持者、探聽虛實，同時準備萬一局勢惡化時的應對方案。
但翟守珣到了開封之后，直接投靠了趙匡胤，把李重進的全部計劃和盤托出。
趙匡胤知道了李重進的底牌，李重進卻還蒙在鼓里，這個信息不對稱徹底決定了結局。
《宋史·李重進傳》：“重進遣其親吏翟守珣往潞，陰結李筠。守珣素識太祖，往還京師，潛詣樞密承旨李處耘求見，太祖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太祖厚賜守珣，許以爵位，令說重進緩其謀。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信之。”
趙匡胤對翟守珣說“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
這是一次高超的政治試探。
鐵券是皇帝賜予功臣免死免罪的憑證。
此言意在探知李重進是否有歸順可能。
翟守珣的回答“重進終無歸順之志”，使趙匡胤下定決心武力解決，并成功將敵方使者轉化為己方間諜。
這也體現了趙匡胤出色的情報工作和政治手腕。
第三，被出賣之后他已經沒有退路。
翟守珣回到揚州，奉趙匡胤之命繼續假裝忠心，為宋軍集結爭取時間。
李重進也意識到自己的計劃已經暴露，與其坐等趙匡胤來收拾，不如主動出擊。
960年9月，李重進在揚州起兵。
他的反叛，更多是在絕望下的孤注一擲，而非精心策劃的奪權行動。
為什么敗得比李筠還快？
李筠好歹撐了三個月，李重進從起兵到覆滅只用了不到七十天。
原因很簡單：
第一，他的計劃已經被趙匡胤掌握，沒有任何突然性。
李筠起兵時趙匡胤還有一個反應時間，李重進起兵時趙匡胤已經準備好了，軍隊部署、進攻路線全部提前規劃。
第二，他沒有外援。
李筠至少還有北漢支援，李重進什么都沒有。
南唐雖然派了使者接觸，但在宋軍壓境的情況下，南唐根本不敢出兵。
《宋史·南唐李氏世家》：“重進遣人來求援，璟以其書來上。”
第三，揚州的地理位置不利于防守。
潞州在山區，李筠可以據險而守；揚州是平原水網地帶，宋軍可以水陸并進，沒有天險可以依托。
趙匡胤再次親征，揚州城破，李重進舉家自焚而死。
其兄深州刺史李重興，初聞其叛即自殺。弟解州刺史李重贊，子尚食使李延福，并戮于市。
李重進之亂的歷史意義
兩場叛亂，李筠和李重進，相繼被平定，對宋朝的意義遠超軍事勝利本身。
它向全天下宣告：武將叛亂沒有出路。
李筠是五代元勛、李重進是皇室宗親，兩個最有資格也最有能力反抗的人，全部在半年內被消滅。
其他節度使看清楚了局勢，沒有人再有叛亂的念頭。
它加速了趙匡胤削藩的進程。
兩場叛亂給了趙匡胤最好的政治借口，你們看，不主動交權就是這個下場。
此后節度使們在"杯酒釋兵權"式的政治壓力下，交權的阻力大大減小。
它確立了文官制度的必要性。
武將掌權必然帶來政治不穩定，李筠、李重進的叛亂是最好的證明。
趙匡胤以文制武的政策，在這兩場叛亂之后獲得了最充分的歷史依據。
我在持續做宋朝史系列，下一篇繼續，關注不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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