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明的希望在中國（上）

作 者：樊美筠、劉璐、高凱歌

內容提要：小約翰·柯布博士是世界著名生態經濟學家、過程哲學家、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的領軍人物，是一位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學者。40余年來他一直堅持不懈地對西式現代化的種種弊端進行深刻反思，致力于探索一條整合傳統與現代優勢資源的生態文明之路，他高度肯定中國在生態文明建設的道路上不斷取得的新進步。本書首先對柯布的生平及學術思想進了回顧，然后分別從后現代生態文明觀、后現代生態文明經濟觀、后現代生態文明農業觀、后現代生態文明教育觀、后現代生態文明哲學觀五個方面，對柯布的生態文明思想進行總結及反思。

著名思想家與教育家爾尼斯特·波依耳曾經說：“研究西方文明幫助我們了解人類過去的歷史，但是要想了解人類的未來，我們就不得不研究西方以外的文明。”

本著尊重他者的后現代精神，從懷特海到柯布和格里芬，幾乎所有過程哲學家都秉持一種向他者開放的態度。懷特海的高足、著名比較哲學家諾斯若普寫于20世紀40年代后期的一句話清晰地表達了過程哲學家對這樣一種態度的呼喚：“我們必須使自己的直覺、想象力甚至靈魂向與我們自己的視野、信仰和價值觀不同的視野，信仰和價值觀開放。”作為向他者開放的后現代轉折，柯布更是有著明確的理論自覺：“今天，由于歐洲文化優越論不再統治我們，我們更要做好準備向其他文化學習。”柯布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早在20世紀70年代，柯布在其所著的世界上第一部生態哲學專著《是否太晚？》中，就已開始關注到中國傳統思想中所蘊含的豐富的生態智慧，并在21世紀初提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觀點：“中國是世界上最有希望實現生態文明的地方”。

柯布博士的這一觀點引起了國人廣泛的爭議，有人同意有人反對，有人認為柯布博士對中國其他方面知之甚少，更有別有用心的人認為他是在“忽悠”中國，試圖以生態文明建設之名“遏制”中國的發展。顯然，這里許多人是將可能與現實混為一談了。柯布指的僅僅是希望與可能，他說：“我衷心希望中國可以引領世界走向生態文明。”至于這個可能能否成為現實，有幾成希望甚至能否夢想成真，完全取決于中國人民與中國政府的選擇，中國人可以選擇向生而死，也可以選擇向死而生。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的領軍人物大衛·格里芬博士與羅馬俱樂部資深成員柯藤博士等也持有類似的觀點。在我們2018年5月拜訪格里芬博士的訪談中問及他對此事的看法時，格里芬博士的回應是，在生態文明建設中，中國顯然比美國更有希望。他認為，即使有5%的希望，也值得背水一試。柯藤博士則指出：“中國現在面臨著重大選擇：是接受具有嚴重缺陷的西方敘事方式，成為瀕臨破碎的‘帝國主義世界’中最后一個超級大國？還是會引領世界建設以中國古代哲學為基礎的生態文明？

“如果中國選擇了前者，結果可能是歷史的結束——至少是人類所記錄的歷史的終結。如果中國選擇了后者，它可能會被認為是千百年來引領人類認識和實現我們人類可能性的最高潛力的國家。”

柯布博士等世界頂級學者為何如此看好中國呢？根據筆者多年來在柯布博士身邊的浸潤，我們認為他有如下根據：

第一，中美體制不同。柯布在2017年的一封公開信中說：“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我深為全球的生態危機憂慮。1970年我寫了本書《是否太晚？》。有那么一段時間，看起來似乎美國能夠引領世界各國在防止生態災難上做出表率。但美國的大公司將這種努力視為贏利障礙，因此企業界阻撓我們的生態行動。從根子上來說，資本主義是以摧毀環境為代價的，美國的情況如今也越來越糟。”在他眼里，“美國已經在寡頭政治的道路上漸行漸遠。人們有時稱之為‘大公司政治’(corpocracy)，即由大公司統治”，美國政府已經成為壟斷集團的傀儡，成為服務資本、服務市場的奴仆。柯藤博士則將這種現象稱為“企業理論”。“這個理論基于自我限制和破壞性的假設，即我們人類只關心個人自我滿足。它忽視了人類對清潔空氣、食物、水和其他必需品的需求，也忽視了只有在相互關心的基礎上才能滿足的情感需求。個人和集體關照彼此，而地球被視作無關緊要的。政府失去了民主問責制的特征，它的作用被減弱，只負責執行合同。”現實也確實如此。2016年，隨著特朗普總統的上臺，他迄今為止的所作所為（如宣布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議、簽署煤炭命令、廢除奧巴馬任期內制訂的“清潔電力計劃”等多項環境政策、不再更新四年一次的美國國家氣候評估等）無不在嚴重傷害著世界范圍的生態文明建設，正在將世界引向一條自我毀滅的不歸路。因此，作為美國人的柯布明確提出：“我不看好美國,是因為我的國家基本上已經被大財閥掌控了。不是說它沒有能力超越現代性實現生態文明，而是說它的關注點不在為民眾謀福利上,而是在為大財團特別是跨國公司服務上。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它寧愿花費巨大的代價在近東地區和世界各地進行各種不得人心的軍事冒險,而不愿把錢花在推動生態文明上,是資本的利益使然。”與之相反，“中國還沒有完全變成一個富豪掌權的國家，中國政府說話還依然有分量。感謝馬克思的影響,對大多數窮人的真正關心,依然是中國政府的首要考量”。柯藤博士也認為：“中國可能是唯一一個有能力按照所需速度和意圖做出選擇的國家。它是一個主要的經濟強國。其政府致力于人民的福祉，政府的權力尚未服從純粹的公司利益。”

第二，中美傳統不同。柯布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著豐富的生態智慧。“中華文明的興起,沒有遇到那種使美索不達米亞人和希伯來人同自然界相疏離的嚴酷環境。因此,中國從合乎生態的生存到邁向文明的這個過程,就沒有像西方那樣一門心思地致力于統治自然。”中國最近百年的歷史也表明，中國是在西方堅船利炮的威脅下，被迫走向現代化的。而且現代化的歷史也不長，也只是在最近40年才開始這個進程，因此，西式現代化在中國還遠未達到像在西方社會那樣根深蒂固、難以撼動的程度。克里福·柯布也指出：“中國應該會成為第一個認真考慮生態文明理念的國家，這點并不令人驚訝。中國有著復雜的哲學傳統，這些傳統總是強調相互競爭的經驗和觀點的平衡性。在過去的100年里，中國擁抱現代化是對那一傳統的否定，但是現在作出改變還來得及。”

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和美學思想從來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道家和釋家也如此)。宋代大哲學家張載有兩句很有名的話：‘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正蒙·乾稱篇》)就是說,世界上的民眾都是我的親兄弟,天地間的萬物都是我的同伴、同類。宋代理學家程穎說：‘人與天地一物也。’（《河南程氏遺書》卷第十一)又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仁者渾然與萬物同體。’（《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上)在這些大儒看來,人與萬物是同類、同伴,是平等的,應該建立一種和諧的關系。”在柯布看來，“道家的目的則在于恢復與更新天地的原初和諧”。總之，中國傳統文化倡導一種有機整體主義，強調天人一體，并不將人置于高于自然與宇宙的地位；認為人與自然的理想狀態是相互關聯、相互依存的和諧平衡狀態，而非對立與競爭的狀態。

本文系《柯布與中國：直觀柯布后現代生態文明思想》

第七章上半部分，未完待續。

思想文化的擺渡者，在東西方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