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社會方案失效？蘇丹政治力量內部分裂，陰謀論與利益博弈交織

我們曾強調，我們承認并認可國際社會在撲滅戰爭烽火、平息世界各地緊張局勢方面所作的貢獻，蘇丹也在其中。這些貢獻有利于全人類的安全與和平。

我們也補充指出，承認和認可國際社會的這些貢獻，并不意味著我們會因此失去分辨力。作為一種客觀現象，這類介入不僅存在，而且在很多時候也是必要的；

但其所提出的一些解決方案中也包含負面因素，有時甚至會與我們人民的期待相沖突，甚至可能讓我們的現實處境更加危急、更加復雜。無論為國際社會決策中心提供支持的政治學者和智庫，論證多么嚴密、說服力多么強，這一點都不應被忽視。

上世紀九十年代，蘇丹人民曾以一種夾雜著憂慮的歡迎態度，接受了國際干預進入本國的想法。當時局勢已極其危急，人們寄望于國際政治學者和沖突調解專家的一切行動，期待其中能夠帶來轉機。從馬查科斯、奈瓦沙到亞的斯亞貝巴，這些往來奔走，都是國際社會政治實驗室圍繞蘇丹南部戰爭危機研究的產物，并且與華盛頓和紐約保持著直接而緊密的聯系。

當時人們期待，國際社會的這些介入能夠停止戰爭、實現民主轉型，并維護國家統一。結果又如何？戰爭沒有停止，民主轉型沒有實現，國家統一也沒有保住。

此后，國際社會那些跨洲而來的成套方案和倡議接連不斷，卻既沒能阻止2023年4月15日毀滅性戰爭的爆發，也沒能為這場戰爭畫上句號，更沒有處理其災難性且持續惡化的后果，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我們說，在我們自己持續無力承擔應有責任、也未能把這些方案轉化為符合自身期待的安排時，國際社會為解決我們國家危機提出的方案，可能會給我們的政治現實帶來新的復雜性，并進一步加劇危機，這難道算是苛責，或者算是否認其貢獻嗎？

我們的這一判斷，除了基于眼前清楚可見的現實結果，也基于國際社會相關主張所伴隨的一系列特征，其中包括：

第一，國際社會為處理發展國家爆發性危機、包括蘇丹危機所開出的“藥方”，往往都是局部的、臨時的、脆弱的解決方案。它們回應的是危機表層，而不是危機核心，更談不上觸及根源。

這些方案或許能帶來一時喘息，但這種緩解短暫且難以持久。于是，這些國家危機的碎片仍然存在，并不時再次引發劇烈爆炸。

第二，這些“藥方”往往建立在帶有預設立場的選擇性觀念之上，而且明顯帶有學院派色彩，其提出的本質上是改革性方案。這一點可以理解，也屬正常和意料之中。

但問題在于，它們所建議的往往只是圍繞國家結構展開的表層改變。即便某些方案看上去更接近全面，也試圖回應所有細節，最終仍會被乏力的執行機制所擊敗。由于執行層面受局部和選擇性方法支配，解決方案最后往往只被限定在兩個當事方之間，全面和平協議就是如此。

國際社會為解決我們國家危機提出的方案，在我們自己持續無力承擔應有責任、也未能把這些方案轉化為符合自身期待的安排時，可能會帶來新的復雜性。

第三，2001年9月11日那場不幸事件之后，西方改變了它在本地區的政策話語。蘇聯解體后的一個時期，西方曾以“傳播民主和人權”為其地區政策的標題；而在那之后，它改用了“切斷恐怖主義源頭”和“強化穩定優先于民主的理念”這樣的表述。

這種轉變有意無視穩定與民主之間關系的辯證性，并對發展國家強加一種特殊標準，壓低這些國家人民對民主和人權的期待上限。其出發點，是認定這些國家尚未準備好接受完整的民主。國際社會如何對待2010年蘇丹議會選舉，就是一個值得借鑒的例子。

第四，從國際社會處理蘇丹總體危機的一些設想來看，我們有時會強烈感覺到，國際社會并不真正關心統一與多元這一組辯證概念及其相關構想，也忽視了這些概念和構想所蘊含的力量——它們本可以創造出容納所有人的制度和機構，并減輕族群與沖突的壓倒性影響。

甚至有時，我們的疑慮還會進一步加深：國際社會中的某些方面，可能在支持削弱那些維系我們留在同一國家旗幟下的紐帶。以至于人們很難完全排除這樣一種可能：存在某些計劃，甚至一場嚴密的陰謀，意在按照蘇丹的族群構成，把這個國家重新塑造成若干小國。

遺憾的是，這些計劃，或者說這種陰謀，在蘇丹政治力量內部也找到了呼應者，例如“救國政權”。即便不是出于其自覺意圖，至少也體現在其實際做法之中。

事實上，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西方政治精英中有一股強大力量，與以色列政治精英相互呼應，支持所謂“新中東”計劃。這個計劃的目標，是把本地區分裂成、教派和族群基礎上的若干小國，讓它們彼此虛弱、彼此沖突。

這樣一來，就更容易控制這一地區既有的資源和新近發現的資源，也更容易控制能源輸往世界的通道。

更進一步說，這些精英中的一部分，在全球經濟危機沖擊之下，正試圖把中東推向一場范圍廣泛、持續時間很長的戰爭。這種戰爭會重創本地區國家，同時又會推動軍工產業繁榮，并帶動重建公司的業務增長，而相關成本當然最終由本地區的財富來承擔。

但是，這些負面特征并不意味著我們就應把自己困在陰謀論里，把國際社會的一切介入都只看成針對我們國家主權的陰謀，并因此主張一概拒絕。

在我看來，這種立場也反映出他們的擔憂：一旦戰斗停止，局面可能會導向不符合其狹隘自身利益的結果，而這些利益本身就與國家整體利益相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