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睿評｜美國的伊朗困局：跳入陷阱還是承認霸權“慢性死亡”？

自4月8日至22日美以與伊朗之間為期兩周的戰爭停火到期以來，美伊關系進入了戰爭與談判雙雙難產、對抗與談判兩套話語體系頻繁轉換的膠著、僵持時期，而圍繞霍爾木茲海峽問題的博弈則成為美伊矛盾斗爭的焦點。其中最令外界感到難以捉摸、變幻莫測的是美國政策不斷變臉，特朗普政府在用各種政策不斷測試伊朗的反應，但隨后便因效果不彰尤其是擔心陷入戰爭泥潭戛然而止，特朗普在囂張發狠與隱忍退縮之間不斷變臉，并在混亂話語體系中不斷反轉。

當地時間2026年4月28日，伊朗德黑蘭，革命廣場上可見一塊巨型廣告牌，畫面展示伊朗軍隊用網捕捉美國作戰飛機。視覺中國 資料圖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其偏好直接軍事介入、極限施壓、經濟脅迫，甚至謀求領土擴張的新帝國主義政策，使世界政治充滿了來自白宮深處的逼人寒意，并吞加拿大、墨西哥、格陵蘭島的帝國囈語在美國非法抓捕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之后，更使世界充滿了緊張。而2月28日美國、以色列發動對伊朗戰爭當日便“斬首”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志在更迭伊朗政權的野蠻行徑，更令世界驚愕。但是，伴隨美以更迭伊朗政權的目標隨戰爭延宕化為泡影，雙方進入消耗戰，尤其是伊朗關閉霍爾木茲海峽，并令美國陷入了無計可施、戰和兩難的困境以來，美國霸權的鋒芒和特朗普的霸氣呈現出雙重遲鈍的疲態。

從根本上說，特朗普面臨的美國霸權的伊朗困局，其本質是美國因阿富汗、伊拉克兩場中東戰爭而走向相對衰落，并尋求通過中東戰略收縮、低成本維持霸權的戰略，受到了來自伊朗戰爭的深刻挑戰，美國再次面臨在中東陷入戰爭泥潭的風險，而美國政策的舉棋不定和特朗普的混亂話語，都是美國極力逃避戰爭泥潭而又不甘心鎩羽而歸、無功而返這一矛盾心態的集中體現。

筆者曾在專欄評論《路在何方？美以伊戰爭對伊朗影響的思考和追問》一文中分析美以伊戰爭對伊朗的影響，本文則希望透過特朗普的伊朗困局，繼續分析美以伊戰爭對美國的影響，而主要側重分析對美國外交戰略層面的影響。

中東戰略收縮陷入悖論

眾所周知，正是由于在中東發動兩場戰爭即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使21世紀初處于霸權巔峰的美國走向相對衰落，并被視為2008年金融危機和美國衰落的深層次根源。從奧巴馬政府以來，在對美國全球戰略尤其是中東政策的深刻反思中，從中東進行收縮成為美國跨黨派的戰略共識，其突出表現是奧巴馬、拜登、特朗普政府都尋求減少對中東的投入，并相繼實行亞太再平衡和印太戰略，極力抑制中東危機對美國的戰略誘惑和戰略掣肘。

但是，盡管中東戰略收縮的目標相同，但民主黨的奧巴馬、拜登政府和執政理念及風格迥異的特朗普政府在具體政策和策略方面卻截然不同。簡單來說，民主黨政府尤其是奧巴馬政府在中東地區的總體政策更注重價值觀，奉行在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伊朗與以色列之間相對平衡的政策，相對更注重對話合作與多邊機制，其突出表現是在巴以問題上基本上承認兩國方案并推動巴以和平，對伊核問題通過多邊談判達成約束伊朗核能力的伊核協議。

特朗普政府則奉行以實力為基礎的新保守主義政策，其政策核心是：極力偏袒以色列，提高其作為美國中東政策核心抓手的地位，并大力推動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系正常化的亞伯拉罕協議；極力遏制伊朗，退出伊核協議，重啟對伊嚴厲制裁，并推動以色列與溫和阿拉伯國家聯合對抗伊朗。相對于奧巴馬重視外交手段，特朗普則偏好利用快速有限的軍事干涉和經濟施壓手段，低成本維持霸權。特朗普在巴以問題、伊朗問題的顛覆性政策，既是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的重要刺激性因素，也是以色列能夠裹挾美國兩次對伊朗發動戰爭的原因所在。

總之，奧巴馬、拜登政府主要通過平衡中東主要力量，改善美國與伊斯蘭國家的關系，減少對中東戰略投入，同時撤軍阿富汗和伊拉克，進而實現戰略收縮；而特朗普則試圖通過發揮核心盟友以色列的作用、推動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聯合遏制伊朗，來減少對中東的投入。但是，吊詭的是，美國本來希望通過偏袒以色列、發揮其地區主導作用，服務于戰略收縮，但卻由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問題、伊朗問題上的激進政策，使美國深受以色列的裹挾，進而在巴以沖突、伊朗戰爭問題中越陷越深，戰略投入越來越大，進而使特朗普利用以色列進行戰略收縮的政策陷入了嚴重的悖論。

在2025年6月的“十二日戰爭”中，特朗普對陷入戰爭泥潭保持了高度警惕，并極力維持“快進快出、快打快收”的有限軍事干預。但在2026年初特朗普在委內瑞拉投機成功后，特朗普在伊朗復制委內瑞拉模式的沖動被以色列及時利用，進而使美國在缺乏充分戰略規劃的情況下貿然發動對伊朗的戰爭，甚至有學者稱其為“無準備、無協調、無后手”的“三無戰爭”。在短期內顛覆伊朗政權的根本目標化為泡影后，在戰爭延宕日久、外溢范圍不斷擴大情況下，美國便失去體面而迅速結束戰爭的主動權。當前美國在霍爾木茲海峽面臨的困境，就是美國對伊朗關閉霍爾木茲海峽缺乏準備和預案的體現。而美國調動亞太軍事力量和防御體系參與對伊戰爭、因能源危機被迫放松對俄羅斯的石油出口制裁，也充分體現了對伊戰爭對美國亞太、歐洲戰略的消極影響，更與美國戰略重心向亞太、印太轉移的戰略背道而馳。

總之，美國如繼續堅持在核問題、導彈問題、地區代理人問題、霍爾木茲海峽問題上迫使伊朗屈服，甚至繼續謀求顛覆伊朗政權，美國就必須擴大戰爭甚至被一步步拖入地面戰爭，但也很難確保其目標的實現。一旦美國在伊朗陷入戰爭泥潭，美國中東戰略收縮無疑將走向徹底破產，并加快美國霸權的衰落。因此，《紐約時報》評論員克里斯托弗·考德威爾（Christopher Caldwell）指出：美以伊戰爭正使美國陷入危險的過度擴張，甚至有可能成為“美利堅帝國走向衰落的分水嶺”。

低成本維霸戰略陷入悖論

“低成本維霸”是美國在后冷戰時代為應對國力相對下降形成的霸權維持模式，核心是以最小直接投入實現最大霸權收益，避免重蹈帝國過度擴張的歷史覆轍。其理論基礎源于霸權穩定論與成本收益理性計算，通過三大支柱降低霸權運維成本：一是盟友分擔機制。構建排他性安全聯盟，由盟友承擔前沿防御、軍事開支與地區維穩成本，美國居于幕后主導；二是非對稱軍事手段。依賴空中精準打擊、無人機作戰、斬首行動與海上封鎖，避免大規模地面戰與長期占領；三是經濟與金融杠桿。依托美元霸權與單邊制裁，以經濟脅迫代替軍事對抗，不戰而屈人之兵。該戰略的本質是霸權國的成本轉嫁與風險外化，將霸權維護的代價轉移至盟友和目標國，同時保留戰略主導權。（參見陳慶鴻《美以伊戰爭與美國“低成本維霸”的挫敗》，《現代國際關系》2026年第4期第17頁。）

對于美國的中東戰略而言，低成本維霸戰略也是實現中東戰略收縮的特有形式。從特朗普的初衷來看，對伊朗發動戰爭旨在通過采取非對稱軍事手段、運用經濟與金融杠桿，迫使伊朗屈服乃至顛覆伊朗政權，進而消除伊朗威脅，建立美以主導的中東地區新秩序，即低成本維霸戰略的重要實踐。

但是無論是從成本投入和戰爭結果來看，對伊朗的戰爭都日益走向了與低成本維霸戰略目標背道而馳的困境。

從經濟方面看，戰爭既使美國付出了巨大的經濟代價，也對美國經濟產生了巨大的沖擊。為支撐軍事行動，美國五角大樓在開戰后不久即緊急申請2000億美元追加預算，白宮亦于2026年4月初提出下一財年高達1.5萬億美元的國防預算，創下歷史新高。受能源危機的沖擊，美國汽油均價在開戰后一個月內上漲35%，直接推高了從交通到生產的各項成本；美國國內物價水平也持續走高，社會通脹壓力進一步加大。據報道，受戰爭影響，2026年3月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創近四年最大漲幅。由此可見，美國對伊朗的戰爭正在變成高成本、高代價戰爭。

從軍事方面看，美以對伊朗的非對稱軍事打擊盡管重創伊朗，但并未實現其戰略目標。相反，美以陷入了不斷投入高成本軍事武器與伊朗無人機等廉價武器對抗的非對稱消耗戰。例如，為了補充高精尖武器和防御系統，五角大樓被迫不斷向國會申請數百億美元的緊急補充撥款。

因此，受戰爭巨大的經濟投入和軍事投入的拖累，對伊朗戰爭已經日益變成耗資巨大的無底洞，并對美國的低成本維霸戰略構成巨大的諷刺。

從戰爭結果方面看，戰爭不僅未能實現迫使伊朗在核問題、導彈問題、地區代理人問題上屈服，反而新增令美國進退失據的霍爾木茲海峽問題，甚至正在形成考驗美國霸權的“霍爾木茲時刻”。（參見《草草收場的“自由計劃”與美國霸權的“霍爾木茲時刻”》）

盟友體系陷入困境

美國低成本維霸戰略依賴的同盟體系，同樣陷入了與低成本維霸戰略構想相反的困境。美國在戰爭中的遭遇不僅準確測試了美國全球盟友體系的脆弱，而且對美國的中東盟友體系構成了巨大破壞，同時也使美國與以色列的盟友關系陷入了“狗搖尾巴”與“尾巴搖狗”的復雜矛盾。

從美國的全球盟友體系看，美國在戰爭中得到的盟友支持創造了自海灣戰爭以來的歷史最低。從海灣戰爭到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再到當前的美以伊戰爭，美國得到盟友支持的程度呈直線下降的趨勢。這既與美國發動戰爭的道義合法性不斷下降密切相關，更與美國霸權尤其是美政府對盟友頤指氣使、領導能力下降，進而導致盟友體系渙散密切相關。在此次戰爭中，法國、英國等歐洲盟友明確拒絕參加對伊朗的軍事行動，西班牙更是明確拒絕美軍使用其軍事基地。

從中東地區盟友體系來看，美國盟友體系的邏輯陷入了結構性矛盾。美國中東盟友體系的基本邏輯是：美國為地區盟友提供安全保護，地區盟友為美國提供軍事基地，并在戰時支持或參與美國的軍事行動。這種運行機制在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以及打擊“伊斯蘭國”的軍事行動中得到一定的體現。但是在此次戰爭中，美國不僅無法為海灣地區盟友提供足夠的安全保護，相反卻使海灣國家因為存在美國的軍事基地和經濟目標，成為伊朗打擊的對象，進而經典地驗證了聯盟理論中“霸權追隨者”作為盟友“被牽連”的理論。這不僅引發了海灣盟國的強烈不滿，也動搖了美國與中東盟友的安全邏輯，進而迫使中東地區盟友離心傾向增強。

以色列作為美國核心盟友對美國的裹挾作用，使美以關系陷入了“狗搖尾巴”與“尾巴搖狗”的復雜矛盾。長期以來，美國在中東的安全和外交壓力，多與美以特殊盟友關系的不可動搖密切相關，并使特拉維夫成為華盛頓之外美國中東政策乃至外交政策的另一個中心，同時美國的外交政策還深受猶太利益集團的裹挾。近年來，尤其是從2023年加沙沖突到2026年美以伊戰爭以來，美國在中東的巨大軍事、安全、外交、道義壓力，幾乎無一例外地來自以色列，進而使“尾巴搖狗”的效應發揮到了極致，使得美國作為盟主被盟友“指揮”，甚至有可能改變美國中東戰略收縮的方向，同時也使美國國內圍繞以色列的價值陷入了深刻的撕裂。

正是由于深受中東戰略收縮悖論、低成本維霸戰略悖論、盟友體系困境的影響，特朗普目前在伊朗問題上陷入了深刻的戰略焦慮和話語沖突：擴大戰爭有可能跳入霸權衰落的中東陷阱；無功而返則意味著公開承認了美國霸權的慢性死亡。

“中東睿評”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劉中民教授的專欄，堅持現實性、理論性、基礎性相結合，以歷史和理論的縱深回應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