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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拉面哥”程運付最近又上了熱搜。
不是因為他三塊錢一碗的拉面十五年沒漲過價,而是因為他的家門口終于恢復了往日的平靜——那些曾把他家圍得水泄不通、架起上百部手機直播的主播們,終于散場了。
拉面哥的遭遇,是互聯網造神史上最荒誕也最令人心酸的劇本之一。他只是一個在集市上賣拉面的普通農民,因為一句“十五年了沒漲過價,老百姓掙錢不容易”,一夜之間成為“良心”的代名詞。全國各地的網紅蜂擁而至,把他家圍墻撞倒,把他嚇得不敢出門,有人甚至要“拜他為師”,有人舉著牌子要“嫁給他”。他被捧上神壇的那一刻,自己也懵了:我就是一個拉面的,怎么就成神了?
后來的故事毫無懸念。流量退潮后,拉面哥的攤位前不再有人排隊直播,他的生活被攪得天翻地覆,而曾經把他當作“精神圖騰”的人們早已奔赴下一個熱點。他沒有“塌房”,沒有“黑料”,他只是被人潮推上去,又被人潮丟棄。這比那些被“毀神”的人更令人窒息——因為他連被“毀”的資格都沒有,他只是一次性使用的流量耗材。
拉面哥的遭遇,揭開了造神運動最殘忍的本質:人們愛的從來不是他這個人,而是他身上被強行賦予的符號。這個符號必須足夠極端——極致善良、極致無私、極致淳樸——只有這樣,才能滿足觀眾內心深處對“純粹”的饑渴。在現代社會里,每個人都活得疲憊而復雜,我們太需要一個“簡單的好人”來證明:這個世界還沒有完全壞掉。拉面哥恰好撞上了這個符號,就像一只兔子撞上了樹樁——守株待兔的不是他,而是整個時代的焦慮。
造神運動從來不是關于“神”的,而是關于“造神者”的。它是一種集體投射的心理機制,代代相傳,從未斷絕。
如果我們把目光拉遠一點,會發現歷史中的造神遠比今天更加系統化、規模化。劉邦把自己說成是“赤帝子斬白帝子”,天生異象;朱元璋編造出身神話,說自己出生時“紅光滿室”。這些帝王將相的造神,是為了合法性——讓百姓相信,他們之所以能坐在那個位置上,是因為天命所歸,而非刀兵相向。到了民間,關公成了財神,岳飛成了武圣,甚至連被處以極刑的袁崇煥都在幾百年后被捧成民族英雄。每一個被后世封神的歷史人物,都承載著特定時代的價值焦慮:缺乏忠義,就造一個忠義之神;缺乏清廉,就造一個清官之神;缺乏誠信,就造一個誠信之神。
這一點,古今從未改變。今天互聯網上每一個被捧上神壇的普通人,都是時代焦慮的投射容器。追捧“拉面哥”的背后,是老百姓對物價飛漲、奸商橫行的無聲控訴;追捧“流浪大師”沈巍的背后,是對“斯文掃地、讀書無用”的文化焦慮;追捧“甜妹記者”王冰冰的背后,是對“女性焦慮、容貌內卷”的反向逃離。換句話說,我們不是在造神,我們是在用造神的方式,為自己缺席的美德立一座牌坊。
但問題來了:為什么我們造出來的神,幾乎無一例外都會被反噬?
因為容器的容量是有限的。你往一個杯子里灌滿水,說它是“完美之杯”,它就必須永遠不碎。可它只是一個杯子。劉畊宏只是一個熱愛健身的藝人,他不是全民健康部部長;王冰冰只是一個業務能力不錯的記者,她不是“清純”二字的法定代言人;董宇輝只是一個讀過幾本書、會講段子的帶貨主播,他不是“知識救世主”。當這些被強行賦予的標簽和他們的真實行為之間出現任何細微的裂縫——哪怕是合理的、正常的、甚至正當的行為——圍觀者就會感受到一種背叛。這種背叛感的強烈程度,與他們當初崇拜的狂熱程度成正比。
這就是心理學家所說的“理想化-貶低”二元分裂。人的心理有一種偷懶機制:要么全是好的,要么全是壞的。把一個活生生的人拆解成“全好”與“全壞”兩個極端,比接受“他又好又壞、既高尚又自私”的復雜真實要省力得多。于是,今天的神就是明天的妖。林生斌從“深情圣人”到“殺妻惡魔”的轉變,中間只隔了一個再婚事實;拉面哥從“良心代表”到“無人在意”的墜落,中間甚至沒有任何轉折——他只是沒有持續提供新的感動。
更深一層,毀神運動背后隱藏著一種隱秘的快感:毀滅的快感。精神分析告訴我們,人類內心同時存在著建設與破壞兩種本能。當建設性的崇拜無法真正改變我們的處境,破壞便成為情緒的唯一出口。你不是神嗎?我倒要看看你跌進泥坑的樣子。把你拉下來,我就和你平等了——不,我甚至比你還高尚,因為是我揭穿了你。互聯網上的每一次“塌房狂歡”,都是圍觀者在集體體驗這種毀滅帶來的權力感。
這讓人想起法國大革命的斷頭臺。曾經被人民捧上神壇的羅伯斯庇爾,最終被同一批人送上了他親手設計的斷頭臺。歷史書告訴我們,這叫“革命的自我吞噬”。而今天,每一個被捧上神壇的普通人,都在經歷微型化的“斷頭臺時刻”。
那么,誰來為這場無休止的造神毀神買單?
是那些被架上火堆的個體嗎?拉面哥至今不敢再拉面,他怕人群再次涌來;沈巍在爆紅后曾對著鏡頭說“我這一輩子最恨的就是被人關注”;劉畊宏被罵“割韭菜”后,直播間笑容明顯少了許多。他們是受害者,但他們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真正的受害者,是我們這個社會的理性與耐心。造神文化讓人習慣于等待一個“圣人”來解決一切問題——一個完美的醫生、一個完美的教師、一個完美的官員、一個完美的網紅——仿佛只要這個人出現了,所有系統性的困境就會迎刃而解。
這種思維模式讓我們越來越無法容忍“漸進改善”,越來越迷戀“道德奇跡”。
當一個社會把希望寄托在奇跡上,它就會喪失對制度的耐心;當它喪失對制度的耐心,它就只剩下對英雄的崇拜和對惡龍的憤怒——而這兩者,本質上是同一件事。
我們真正需要的,從來不是什么“神”。我們需要的是合格的醫生,但不需要不犯錯的“醫神”;我們需要敬業的教師,但不需要沒有七情六欲的“師圣”;我們需要真誠的網紅,但不需要被架在道德高地上不許吃喝拉撒的“人設機器”。
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允許一個拉面師傅老老實實賣拉面,偶爾漲價一兩塊錢,而不必被罵“背叛初心”;應該允許一個健身博主偶爾接個廣告,而不必被指責“割韭菜”;應該允許一個公眾人物有過去、有瑕疵、有衰老、有不完美。
什么時候,我們才能停止把人架在火上烤?
答案不在那些被造的神身上,而在我們每個人手里。
下一次,當你看到一個人被捧上云端時,不妨給自己提個醒:他也是人。
下一次,當你看到一個人從神壇墜落時,不妨問自己一句:他真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還是只是打破了我替他編造的神話?
讓神歸廟,讓佛歸寺。
凡人的歸凡人,人的歸人。
這或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稀缺的常識,也是最珍貴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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