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77年潘玉良臨終前交代遺言：我有兩樣重要之物，請務必托付給潘贊化子孫吧！
1918年秋，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的大教室里擺著一具石膏女體像，男生們面紅耳赤地竊竊私語，沒人肯上前作速寫。一位扎著低髻的女學生卻把凳子搬到最前排，淡淡一句“我來吧”，一雙眼里全是決意。那一刻，教室里鴉雀無聲，只有炭筆在紙上沙沙作響。
這名女學生叫潘玉良。她筆下的曲線與光影交錯，似中國山水的行筆，又帶巴黎畫派的清朗。作品貼上墻時，連挑剔的外籍老師也點頭稱“有意思”。不久，她索性關上宿舍門，對鏡為自己擺姿，完成了學校第一幅女學生親自充任模特的裸體自畫像——一時轟動滬上畫壇。
誰能想到，這樣的膽魄竟源自一段極苦的過往。1895年，潘玉良出生于安徽。八歲送別母親，十四歲被舅舅抵債賣入蕪湖的怡春院。那是長江邊燈紅酒綠的所在，少女逃過幾回，卻終被押回。她學戲、學琵琶，只盼有朝一日能離開那一方燈影。
1913年，蕪湖海關為新任監督潘贊化設宴。席間，這位日本早稻田畢業的青年軍人聽得戲臺上一曲幽怨，抬頭便見臺上少女目光清澈。第二日，他邀她同游江畔古塔，傍晚時分當眾說出一句話：“愿替你贖身”。從此，她改姓潘，隨夫赴上海，在小樓里第一次有了屬于自己的畫架和素描本。
隔壁住著的色彩教授洪野發現了她的天賦，執意要免費傳藝。五年后，她去考上海美專。監考人嫌其出身，扣下卷宗，校長劉海粟看過試卷，只寫了四個字——“即刻錄取”。劉海粟推行人體寫生課，女生寥寥，偏她把自己當模特，完成《裸女》系列，技法與膽識兼收，畢業時成績列前茅。
1921年，她踏上法國郵輪。里昂中法大學先修法語，旋即轉入巴黎國立美術學院，隨后又到羅馬深造。印象派的光色、古典雕塑的體量感，讓她大開眼界。1928年，一幅《坐姿裸女》摘得歐亞藝術大獎三等獎與五千里爾獎金。獎杯仍是蠟封時，她已決定回國“看看中國畫還能怎么變”。
30年代初，五場個人展在上海、南京相繼舉行，參觀者擠滿畫廊。有人激賞“線面飛動”，也有人斥責“敗壞風俗”。1936年，上海的第五次展覽上，巨幅《人力車夫》被潑上黑漆，畫布上多了幾個歪斜的“傷風敗俗”字樣。更讓她心寒的，是家中原配的冷嘲：“戲子再風光，也還是門外人。”夜雨里，她拖著行李走出弄堂口，再度漂洋過海。
之后的四十年，她把“三不”掛在嘴邊：不入外籍，不簽長期合約，不改中文落款。戰火封鎖、匯款中斷，她靠授課與臨摹名畫維生，卻從未停筆。1950年起，瑞士、比利時、希臘輪番為她開個展；1958年，巴黎舊奧賽車站畫廊展出百余件作品，多被法國家藏。塞納河畔的陽光、水汽、石橋，在她筆下與江南的濕潤煙柳交織，形成獨特的“東方筆觸加西方調子”。
同一年，遠在安徽的潘贊化任省文史館館員，身體已大不如前。1959年春，他以七十五歲高齡離世。噩耗飄洋過海傳至巴黎，她坐在畫室角落，默默合上素描本，只寫下一行小字：“望月思人，天涯同此。”自此，再無人為她寄來國產宣紙和家鄉筍干。
六十年代后，她的閣樓里堆滿未干的油彩。學生來自丹麥、古巴、黎巴嫩，各自帶著方言，亦帶著對那位東方女畫家的敬意。有人好奇：“為何不回國？”她答得簡短：“畫未完，人未歸。”聲音輕，卻透著鋼鐵般的韌勁。
1977年春天，病榻上的她呼來老友王守義。她從枕邊匣子里取出一只磨花的懷表、一串細碎鉆石項鏈，以及一幅小尺幅自畫像：“替我帶回去。”短短七字，對應四十年牽掛。7月22日，82歲的她在清晨平靜離世。
如今，巴黎市政廳仍陳列著那幅《戴紅巾的自畫像》，而蕪湖新建的紀念館里，人們能看到當年托付回鄉的懷表和項鏈。兩端相望，像她筆下常見的橋梁，把動蕩歲月里一次意外的相遇、一段漫長的別離，定格在歷史的畫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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