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聽證會現分歧：專家激辯反猶主義定義，巴勒斯坦團體稱被排除

如何區分反猶主義與對以色列的批評，成為該委員會第二周聽證會的焦點之一。

在第二周聽證會上，澳大利亞猶太人委員會的律師佩吉·德懷爾，是獲準在委員會外部代表中參與盤問證人的法律人士之一，而這一做法在上一周的聽證中并不被允許。

反猶主義與社會凝聚力皇家委員會在第二周明顯轉向政治議題，討論重點從人們親歷的歧視經驗，轉向應如何界定和衡量偏見。

隨著多名專家證人出庭，皇家委員會律師和外部團體律師圍繞多個爭議問題展開討論，其中之一就是反猶主義與批評以色列之間那條存在爭議的邊界。

周一，澳大利亞猶太人執行委員會研究主任朱莉·內森接受質詢。該機構是澳大利亞猶太組織的最高代表機構。她被追問的是，其所在機構如何區分支持巴勒斯坦的行動主義與反猶主義。十多年來，內森一直撰寫澳大利亞猶太人執行委員會關于反猶主義的年度報告。這些報告經常被媒體引用，并記錄到自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主導襲擊發生、以及以色列隨后對加沙發動攻擊以來，反猶主義顯著上升。

不過，批評者認為，澳大利亞猶太人執行委員會的方法論把對以色列的正當批評與反猶主義混為一談。內森在出席聽證時反駁了這一說法。

內森表示：“可能大多數對以色列的批評，盡管其中很多內容極具冒犯性，我們都不會視為反猶主義?！彼€說，該機構有“非常嚴格的準則”，只有在某些情況下才會把這類批評歸為反猶主義，例如其中包含冒犯性的反猶刻板說法，或被用來針對猶太人。

聽證會上提到的澳大利亞猶太人執行委員會報告中的反猶主義案例，包括有人把“自由巴勒斯坦”貼紙貼在猶太會堂和猶太學校上。還有一起2024年的事件：有人把這類貼紙貼在兩個足球上，再把足球踢過圍欄，踢進一處猶太社區設施。

內森說，報告之所以把這些事件計為反猶主義，是因為盡管這些行為表面上是在批評以色列，但被針對的是猶太人和猶太機構。

內森與提問者還討論了另一個問題：把以色列的行為與納粹德國相提并論，是否屬于反猶主義。內森表示，考慮到那場歷史悲劇的規模，這類比較既不正確，也具有冒犯性。她還說，人們之所以有意使用這種說法，是因為“他們知道那樣也會傷害猶太人，我們對此會感到極大冒犯”。

內森解釋說，這類言論在國際猶太人大屠殺紀念聯盟的定義中被歸為反猶主義。國際猶太人大屠殺紀念聯盟是一個成立于上世紀90年代末的政府間組織。她認為，該組織的相關準則為澳大利亞猶太人執行委員會這類機構的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指引”。

不過，國際猶太人大屠殺紀念聯盟的定義也遭遇了相當強烈的反對。該定義已獲包括澳大利亞在內的數十個國家認可，但未獲聯合國認可。批評者指責，這一定義妨礙了政治表達和學術探究。

他們寫道：“例如，研究這些以及其他源于歐洲的族裔民族主義運動的人，包括研究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的歷史學者，完全可能在指出重大差異的同時，也合理識別出某些歷史上的相似之處。”

周二，在線仇恨預防研究所首席執行官安德烈·奧博勒出席聽證時，這一定義再次成為討論重點。奧博勒還是澳大利亞政府派駐國際大規模暴行紀念聯盟代表團的長期成員。

他說：“其中很多內容都與政府對反猶主義的回應有關，而人們對此的反應是：‘他們之所以只處理反猶主義，是因為猶太人控制了政府。’”

他表示，在某些語境下，對錫安主義——也就是以色列國家的基礎意識形態——或其支持者的批評，應被視為反猶主義，但這取決于具體語境。

他說，其中一個例子，就是把傳統反猶刻板說法換個對象重新包裝，例如把猶太人暗中控制機構的說法，改成針對錫安主義者。他舉例說：“所以，不再說‘猶太人控制銀行’，而是說‘錫安主義者控制銀行’?！?/strong>

他說：“相當一致的一點是，這一類反猶主義中的絕大多數，其實就是舊式反猶主義，只不過不再直接談猶太人，而是經過編碼，改成談錫安主義者、以色列人或以色列?！?/strong>

周二出席聽證的莫納什大學研究人員、榮休教授安德魯·馬庫斯，也談到了反錫安主義與反猶主義之間的區分。他參與過多項重要調查，內容涉及澳大利亞猶太社區的態度，以及澳大利亞人對猶太人和以色列的看法。

在聽證中的一個環節，馬庫斯被追問其調查所采用的一套框架。該框架把反猶主義分為兩種不同類型：一是“恐猶型反猶主義”，即“針對猶太人這一群體的傳統或經典偏見態度”；二是“反錫安主義形式的反猶主義”，即“指向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反猶態度”。

后一類中，受訪者會就一些說法表達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例如“我愿意與公開支持以色列的人相處”“以色列之所以可以為所欲為，是因為它的支持者控制了媒體”以及“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對我們的民主有不良影響”。

馬庫斯表示，如果有人說自己不愿意與公開支持以色列的人相處，這本身“完全不”屬于反猶主義。他強調，研究人員真正關注的是“回應的模式”。

對于把以色列對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與納粹迫害猶太人的做法相比較是否屬于反猶主義，馬庫斯表示，這“完全取決于具體語境”。他還說，這樣的限定與國際大屠殺紀念聯盟的定義是一致的。

他在2025年為《猶太獨立報》開展的一項調查發現，綠黨選民在“恐猶型”量表上，對負面表述的認同程度最低，但在“反錫安主義”量表上最高；而一個國家黨選民在“恐猶型”量表上的平均得分最高，但在“反錫安主義”量表上則是倒數第二低。

馬庫斯還談到自己參與斯坎倫基金會年度《社會凝聚力圖譜》報告的工作。該報告發現，近年來，人們對某些宗教群體的負面態度全面上升。

從2023年到2025年，對猶太人持負面看法的比例從9%升至15%，對印度教徒持負面態度的比例從10%升至14%。對基督徒持負面態度的比例從16%升至18%，對穆斯林持負面態度的比例則從27%升至35%。

盡管包括澳大利亞猶太人委員會在內的一些進步派猶太團體獲準出席委員會聽證，但一個知名的巴勒斯坦倡議組織表示，對自己未能獲得同樣權利“深感失望”。

澳大利亞巴勒斯坦倡議網絡周四表示，它“深感擔憂”，認為這項調查會在缺乏嚴格審查的情況下，過度依賴那些把批評以色列、批評錫安主義以及批評以色列在加沙行動等同于仇恨猶太人的陳述。

該組織在一份媒體聲明中說：“將巴勒斯坦社區的聲音排除在外，會大大增加最終形成一份對反猶主義上升原因的片面且帶有撕裂性的敘述的現實可能性?！?/p>

該組織還表示，就在12月14日邦迪嚴重暴力事件發生后“數小時內”，支持巴勒斯坦的運動就已被指責應為襲擊負責。該事件也促成了這一委員會的設立。

皇家委員會一名發言人對澳大利亞廣播公司表示，出席許可申請“會根據個案逐一審議并作出決定”。

據澳大利亞廣播公司引述，這名發言人還說：“在每一個聽證階段，皇家委員會都會邀請那些認為自己與該階段聽證范圍存在直接且重大利益關系的人，提出出席許可申請?！?/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