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夏朝”：山西考古發(fā)現(xiàn)異常，再一次印證夏朝真實存在

在夏朝考證中，雖然西方普遍否認，但是過去百年考古，中國卻取得一個又一個“巧合”，比如：

其一，眾所周知的二里頭遺址，城市規(guī)格、建筑、文物等，證實這是一個“廣域王權”，證實這是一個王朝的都城。其中巧合的是，史書記載“故鄩城（夏都斟鄩）在洛州鞏縣西南五十八里”，還有：“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恰好與今天二里頭遺址高度重疊。

其二，先秦《世本》記載“曾氏，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繒”，少康將次子曲烈封于繒地。巧合的是，在南陽-隨州一帶考古發(fā)現(xiàn)周代曾國（又稱隨國），又在南陽方城發(fā)現(xiàn)夏代諸侯王級別的八里橋遺址。此地扼守隨棗走廊（聯(lián)通中原與江漢平原），夏商周由此經略南方，獲得南方銅錫。

除此之外，夏朝考證中還有很多“巧合”，而如此之多的“巧合”，顯然不會無緣無故，實質已經證實夏朝存在。前幾年，山西考古取得又一重大發(fā)現(xiàn)，發(fā)現(xiàn)夏代王侯級別的大墓——鐘村墓地，再一次印證了了夏朝真實存在。

鐘村墓地，位于山西晉中昔陽縣鐘村社區(qū)，東依太行山支脈蒙山、西鄰松溪河的藏風聚水格局，是一處夏商之際高等級墓地，碳十四的絕對年代為公元前1880年至前1450年，但主要集中在夏代晚期。

人民網發(fā)布的韓炳華文章“夏商時期頭系扇貝的人群”中指出：“鐘村墓地主人所在的晉東區(qū)域，均為夏王朝所控制?！蓖瑫r，昔陽鐘村遺址項目的負責人范文謙指出，鐘村遺址是一個區(qū)域政治中心，也是東太堡文化的核心區(qū)域。

也就是說，鐘村遺址是一個區(qū)域性諸侯國。既然如此，為何說它能印證夏朝真實存在呢？因為，在鐘村遺址中，有幾處發(fā)現(xiàn)非常特別，甚至可以說“異常”，而這些異常恰恰反映了夏朝的真實存在。接下來，就談談鐘村遺址的幾處異常之處。

首先，46平米的墓葬

在我們的認知中，46平米的墓葬不算什么，因為別說古代帝王陵墓了，一些貴族墓葬可能都遠遠超過46平米。

但問題是，放在夏代的話，46平米卻是已知最頂級的墓葬，因為以往發(fā)現(xiàn)的夏代貴族墓葬，面積大多不超過3平方米。迄今發(fā)現(xiàn)的早商最大墓葬，是盤龍城李家嘴2號墓，但也只有10平米出頭，只有鐘村M10號墓的四分之一。

總之，鐘村遺址的M10號墓，是目前已知夏代單體規(guī)模最大的墓葬（反之，說明夏代還有規(guī)模更大的墓葬沒有被發(fā)現(xiàn)）。既然墳墓如此之大，說明權勢滔天，那么它的隨葬品如何呢？這里卻出現(xiàn)了“異?！薄?/p>

其次，葬品來源異常

鐘村遺址中的五座男女同棺合葬墓，大部分男性墓主全身都涂著朱砂（見上圖），頭頂還放著扇貝，墓中還陪葬綠松石，此外還有漆器的木材和髹漆工藝（xiū qī，將漆涂于器物表面的傳統(tǒng)工藝）等。但學者研究之后，卻發(fā)現(xiàn)這些物產極不尋常。

借助鉛、鍶同位素檢測，發(fā)現(xiàn)綠松石來自陜西洛南辣子崖礦區(qū)，與二里頭遺址綠松石來源一樣。

通過硫同位素分析，墓中朱砂極大概率來自湘黔汞礦帶，即相距萬里的山區(qū)，與二里頭遺址朱砂主要源頭一致。史前古人眼里，朱砂能與神溝通，所以很多與神溝通的文書等，都需要用朱砂寫，陶寺遺址中出土的兩個字就是朱砂寫的。

墓主頭頂?shù)纳蓉?，經種屬鑒定源于黃渤海地區(qū)的蝦夷扇貝。

漆器與髹漆工藝，現(xiàn)在研究發(fā)現(xiàn)大概率源于二里頭遺址。

問題在于：鐘村勢力有沒有能力進行這樣超遠距離的貿易，將四面八方的物產匯聚到鐘村呢？顯然，大概率是沒有的，既然如此鐘村先民從誰手中獲取這些物產的呢？結合二里頭遺址、以及夏朝強大的影響力來看，應是二里頭匯聚四方物產，然后將部分貿易或分配給了鐘村。

第三，缺少兩種葬品

相比上述異常，鐘村遺址缺少兩種葬品，可謂極其反常，其一缺少玉器，其二缺少銅器。

龍山時代，鐘村遺址附近分布著不少大型勢力，比如陶寺遺址、石峁古城、周家莊遺址，其中玉器極為豐富，也出土了很多銅器，這些都是代表身份等級的珍品。尤其是玉器，代表身份等級，墓中理應出現(xiàn)，但為何一塊未見？

夏代時期，在山西南部已有開采銅礦基地，已經形成冶銅生產鏈，比如西吳壁遺址、東下馮遺址等。那么，夏代銅器為何沒有流入鐘村遺址？

龍山時代晚期，石峁、陶寺、周家莊等都有豐富的玉器和不少銅器，到了夏代之后，鐘村遺址卻不見玉器銅器，背后原因何在？顯然，這不是風俗的突然改變，而是背后有一個強大的勢力在管控，不僅管控玉器銅器貿易，而且甚至還嚴格管控玉器銅器的生產，即不準周圍勢力生產。

而想要達到這一點，背后掌控的勢力必然很強大，這無疑是二里頭夏。否則，以這個46平米的高等級墓葬主人來說，搞到些許玉器銅器的難度并不大。

在此，筆者有一個猜測：夏朝對青銅或有嚴格管控，導致青銅產量稀少，而不僅僅是技術原因，于是考古發(fā)現(xiàn)的夏代青銅數(shù)量相比商朝明顯不多，但商朝打破了這種管控，于是商朝青銅器數(shù)量顯著提升。

總之，鐘村遺址雖然沒有直接的夏朝信息，但背后多處卻體現(xiàn)了夏朝的客觀存在。以鐘村遺址看，夏朝疆域可能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大，上圖是過去認為的夏朝疆域。

當然，有人爭論“夏”這個名稱，由此否定夏朝存在，其實大可不必，因為包括鐘村在內的遺址，都表明商朝之前，中國肯定已有一個“廣域王權”，叫不叫“夏”并不重要，實在不行可以稱之為“前商王朝”。但另一面，現(xiàn)在也沒有證據(jù)證明這個前商王朝不叫“夏”，那么如今為何不遵循中國信史的記載稱之為“夏”？

參考資料：《光明網——考古專家揭秘！山西昔陽鐘村遺址何以刷新夏文化認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