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兩個維度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明確指出：“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有沒有中國特色，歸根到底要看有沒有主體性、原創性。”這一重要命題確立了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邏輯起點。“只有以我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勢。”這一論斷不僅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史上的重要轉折點，更為各學科的轉型探索指明了方向。2022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進一步將這一任務聚焦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這標志著學術研究從宏觀布局進入深層知識系統構建的階段。

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召開十周年及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關鍵節點，我們越來越深刻地意識到，構建自主知識體系不僅是履行新時代文化使命、建設文化強國的核心舉措，更是推動理論創新和學術創造的必由之路。在此背景下，新聞傳播學作為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更加具有緊迫性。當代中國的新聞傳播實踐匯聚了全球傳播變革中最復雜、最活躍的場域，我們需要將研究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進程中的重大問題作為學科的責任使命，作為加快構建新聞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實踐路徑，在深入研究這些重大問題中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

在過去較長一段時間內，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處于“摸著石頭過河”的引介期，盡管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通過調研與批判積累了豐富的本土探索，但理論產出仍表現出明顯的客體依賴性，核心概念多停留于傳統的西方框架或跨學科的橫向移植，導致學科主體性面臨被稀釋或馴化的危機。新聞傳播學在國家戰略中一直處于關鍵位置，但當前學科發展面臨共識缺失、產業發展波動、教學缺乏穩定理論支撐等現實困境。我們需要意識到，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絕非閉門造車，而是在開放與吸納全球智慧的同時，通過對中國式現代化這一核心實踐的系統化提煉，實現從經驗積累向原創性理論的質性跨越。這要求研究者在堅定的學術自信下，以自我清晰化為前提，在與世界的差異化對話中找準主體方位。在新聞與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過程中，過程性構建與突變性構建是需要思考的兩個維度。

過程性構建

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發展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從新聞與傳播學來看，這種發展所經歷的是雙線漸變的過程。一條線索是以西方的理論為框架、以西方的發展模式為坐標研究中國的新聞傳播現象，一條線索是不斷總結研究中國的實踐經驗，試圖探討中國發展模式的規律與特點。這兩條線索始終是共存并進的。當然，改革開放之后，西方的各類理論被迅速引進，而當時海外的新聞傳播實踐與產業較為發達，在西方式現代化視野下，中國的新聞與傳播領域更多看到的是發展中的差距，而在學術領域則陷入借用西方知識體系來認識自我、解釋自我的困境，研究范式依賴西方方法，雖然有學術研究的歷史客觀性，但侵蝕了學術話語的獨立性，尤其是逐漸暴露出主體性缺失的深層問題。

然而，自主性的確立絕非封閉保守的“閉門造車”，亦非脫離人類文明積淀的憑空創造。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必須遵循學術發展的內在規律，在與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鑒和平等對話中，從發現差距到發現差異，逐漸生發出對自身主體性的深刻認識，這既是一個歷史演進的過程，也是學術研究不斷提煉與發現自我的過程。而這一過程的深化，依賴在動態的全球知識網絡中通過比較、批判與吸收實現理論升華。

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理論愈發成熟，為自主知識體系構建提供了深厚而堅實的基礎。在中國式現代化視野下，新聞與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應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以“中國問題”為中心的研究導向，加強對中國新聞與傳播實踐發展歷程的深入研究總結，通過對中國新聞傳播發展過程中的復雜現象的持續觀察與深度分析，將經驗逐步提煉為具有標識性的學術概念，并最終形成系統化的原創理論；同時，主動嵌入全球學術議題，在融通中外的雙向對話中總結規律，將基于中國實踐、凝結中國智慧的理論成果系統化與國際化。這種從局部探索到整體構建、從經驗積累到理論突破、從階段思考到歷史結晶、從中國模式到全球視野的升華，成為構建新聞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歷史縱深與內在動力。

突變性構建

數字技術的發展雖然有其歷史的延續性，但歷史進程中的突變性因素在21世紀的人類發展中產生了重大影響，尤其促使人類的傳播活動進入破壞式創新與替代式發展的全新階段。

數字化進程引發的技術革命正推動新聞傳播學進入范式轉換的突變期，傳統理論的解釋框架面臨整體性失靈。當技術變革達到質變的新節點，全球學術界普遍面臨既有理論儲備不足、數字化傳播理論尚未成型的共同挑戰。中國新聞與傳播學科對數字傳播等問題的研究，需要在借鑒其他國家研究成果的同時保持高度清醒。實際上，以歐美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對新興數字形態傳播的研究并不充分，中國學術界與其他國家的學術界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既然都沒有成熟系統的相關理論，那么，面對突變性的發展，中國的新聞與傳播學科應該更加主動積極地推動關于數字化發展的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研究，在技術創新與本土實踐的驅動下，以涌現出的新模式與新經驗為基礎，發展能解釋數字發展規律、服務中國式現代化與強國建設的原創性數字傳播理論。

因此，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并非僅是對既有知識的修補完善或對歷史過程形成的實踐經驗的系統提煉表達，而是在技術邏輯發生根本改變時的系統性開拓。中國領先的數字化實踐為這種突變式的理論跨越提供了堅實的現實基礎與儲備。中國的數字化發展經歷了從數字傳播方式、數字生活方式到數字生產方式的三個演進階段，在數字基礎設施與產業化應用方面已位居全球前列。新聞與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應將基于中國實踐的理論提煉為具有普遍解釋力的通用性理論，通過深入研究技術規律與社會肌理的互動，構建能夠引領全球的數字化新聞傳播理論體系，這既是學科發展的內在使命，也是回應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現實需求。

在突變式構建的過程中，我們必須保持高度的理論自覺，深刻明晰適應人類數字傳播的自主知識體系的原創性并非盲目追求與眾不同，也非對概念的重新界定，而是要求研究者具備強大的辨別能力，在把握技術發展內在規律的基礎上，通過理論研究將實踐經驗與洞察升華為高度集成、能獨立解釋發展變化的整體框架。同時，在與數字傳播實踐發展的對話中，不斷完善與豐富理論體系。

中國的新聞與傳播學科之所以堅定推進數字傳播自主知識體系建設，核心在于中國的數字化發展道路與實踐經驗具有前沿性與獨特性，在長期發展中積累了大量寶貴經驗，也在持續的發展進程中，逐步具備了將這些實踐經驗升華為系統理論的成熟條件。同時，中國新聞與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與西方的積累并非孤立割裂的，而是存在關聯，在自身實踐積累的基礎上，順應數字技術發展的趨勢，把握知識體系的發展規律，逐步探索構建一套面向未來、系統完整的數字傳播整體理論，這是中國新聞與傳播學進行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歷史責任。這種構建路徑要求我們在人類知識體系較少涉及的區域持續創新，以高質量的數字傳播原創理論成果強化在全球數字傳播研究領域的話語權與引導權，促進人類數字文明建設，推動人工智能時代全球治理的發展。

作者系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教授；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劉娟

新媒體編輯：程可心

如需交流可聯系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