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上世紀，沒有見過慈禧

今年年初，一位“80后”媽媽發視頻朗讀了這篇作文，十幾歲的孩子用“上世紀”來形容父母，莊重得像在默寫課文。網友熱評“文物出土”。當我們以為這個事兒可能也就到此為止時，結果一大波視頻襲來，持續至今：有的選擇直白的玩法，拍攝者與受訪者一問一答，“生于1999年是上世紀的人”；有的用日常物品為世代畫像，當有人順口說出“我用耳機聽歌”時，畫面瞬間變成黑白，屏幕上出現“上世紀”；有的直接調侃，生于上世紀，你見過慈禧吧？“生于上世紀”就像是一臺流量生產機，其傳播和影響范圍不算特別廣，但也算得上是一種圖像奇觀了。

這當然是一種搞笑的手法。不過，這個現象多少也透露出，人們對時間和“世紀”感知的變化。沖著這一點，我們寫了這篇文章。

“世紀”這個龐然大物

“生于上世紀”的短視頻，總是讓人發笑。發布者本就奔著這個去的。

電視劇《武林外傳》（2006）劇照。

要是我們與人聊天時說，“上世紀90年代，我在路邊買了張學友的專輯磁帶《不老的傳說》”，或者“本世紀初，我有一周熬夜看《武林外傳》”，必然因為酸腐氣過載被嘲笑。換個說法——改為“九幾年”“零幾年”“幺幾年”——無疑順耳多了。如果年代確實比較久遠，用“世紀”跟人說，“上世紀50年代，我在鄉下找到一本古詩集來讀”，可能才不顯得奇怪。不過也得看聽者是誰，要是對方跟你同一個年代，就不必畫蛇添足了。所以大概可以這么說：在口頭交談中，人們講述自己或同時代人的某段人生時，要么說完整的年份（如1994年），要么只提末尾兩位（如94年、九幾年），很少會用到“世紀”。

當然早期計算機這一特殊對象除外。由于機器缺乏人際互動，不具備對上下文或者說語境的認知，人類不得不為它注入“世紀”的數學內涵。所謂“千年蟲”問題就是這樣來的。新舊世紀之交，一些基于計算機程序的系統由于只用兩位十進制數來記錄年份，結果不能處理跨世紀的日期，2002年和1902年在它看來是同一年，最終致使系統功能紊亂甚至崩潰。人類處理上下文的能力勝于計算機。一個人隨口說“九幾年”“零幾年”或者“80后”“00后”，并沒有歧義。只有當作為后來人的我們，用某種新潮叫法把魯迅等一眾先生稱為“80后”“90后”時，才會加上限定詞：“一個世紀前的‘80后’”“100年前的‘90后’”。這當另說了。

電影《千年蟲》（2024）劇照。

大多數時候，我們是這樣交談的：

“你哪年開始上網？”“我早哦，幺幺年。”

“你怎么就不讀某學者的書了？”“一幾年吧，那個時候我知道他抄襲了別人。”

這就是哈羅德·加芬克爾等人概括的常人方法學。借他們的口吻來說，人們顯然是具備“處理日常生活社會互動的基本方法”的，交談并不需要面面俱到的、繁瑣的說明，一個簡單的時間提示、一個縮寫的年份，足以被表述、被理解。

相比之下，書面寫作使用“世紀”就顯得正當許多。如果不加上“世紀”這個關鍵前綴，單獨出現的“90年代”“80年代”或其他某個年代，反倒可能被認為是一種不規范、有語病的寫法。不過，我們也可以不囿于規范層面來理解兩者對“世紀”的使用差異。口頭交談是即時的、短暫的，文字則承載著人們對更大時間跨度的期待——它的讀者既是當下的，也是未來的。未來可以很遠，遠到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我們這個世紀的人。

當我們回望過去，不斷把時間拉長，直到進入自己未曾經歷過的年代，或許就到了該用“某年代”的時候。再沿著這個方向繼續拉長，“上世紀”便顯得非說不可。再往前，直到那條時間線上出現的全是遠去的歷史人物和事件，18世紀的，10世紀的，還有公元前的。天干地支六十甲子一輪回，世紀比甲子還要長。它太長了，長到超過絕大多數人的生命極限，長到足以形成諸多牢固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條件。這時，“世紀”已經不再只是一個計量單位，還是一種社會結構。人們說一個世紀是浪漫的，是指那個世紀經歷了一些社會試驗，是革命的世紀；人們說一個世紀是理性的，是指那個世紀堅持線性進步論，諸神退位，科學將帶領人類走上一條直線上升的發展之路。

西班牙畫家薩爾瓦多·達利作品《記憶的永恒》。

在“世紀”的尺度下，一個人的悲歡太輕，太短。拿“世紀”這個龐然大物，去說“80后”“90后”那不過半百的路，本身就夠戲劇性的了。這種戲劇性，不僅源于時間的懸殊，更來自力量上的錯置。用當下的時髦話來說，這大概就是至此“已成藝術”吧。

“世紀”是現代的

其實無論是在英文還是在中文語境中，“世紀”都是一個現代產物。

也就是說，“世紀”并沒有多少自然屬性，它是一個純粹的社會性概念。“天”有晝夜，有斗轉星移；“月”有陰晴圓缺；“季”有冷暖變換。“世紀”沒有這些規律，其本質是“年”的堆積，完全是人類發明出來，用于編排時間秩序的單位。

元代程棨摹本《耕織圖》局部。

在傳統的農耕社會，農人對時間的感知就是早出晚歸和春種秋收（北半球），當然在中國社會還有獨特的二十四節氣。這種時間，在四季之內是線性的：人們看著莊稼從發芽到結果，一天天走向成熟。而在四季之外，它又是循環的——忙完這個春秋，再忙下一個春秋，周而復始。當然，突如其來的災害或戰亂，也可能打破這個節律。因為這種循環，“年”對農業來說都沒有太多實際的生產意義，它主要是在紅白大事上發揮不可替代的功能。而這兩件事又往往委托給本地能識字、能寫字的，并且熟悉禮制的先生。在傳統社會，“年”對于管理者來說意義更大，尤其它涉及田賦等事項。農歷的“年”尚且很少被農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新歷的、以阿拉伯數字表述的“年”更不必說了。在四川農村老家，我從小發現有的老人家不知道“今夕是何年”，他們的生活并不封閉，實際上電視、手機、超市、銀行，還有在城市務工的子女都在提今年是哪年。問今年是哪年，有的老人家可能答不上來。他們不講這一串數字，他們講今年、去年、明年、前些年、往年，并且對其間的人和事如數家珍。后來，我讀到社會學者方慧容提出一個概念叫“無事件境”，她用它指傳統村民因為缺乏現代時間觀念，無法按照線性時間講述一件事的過程。他們講述的時間是非線性的，時間可能錯位，一個事件可能在他們的講述中重復出現。

以新歷年為基礎的“世紀”，更與農業生產沒有關系。一個英國農人和一個中國農人遇見，他們會遇到“春秋”的翻譯問題，但絕不會被如何翻譯“世紀”所困擾，這個紀年單位對他們來說都太遙遠了。

“世紀”的本質不在農業，而在工業。“Century”在英文中表示“100年”，大約起源于17世紀，當時早期“近代”正在形成，英國工業化和城市化萌芽。弗朗西斯·培根在他的《木林集》中用“Century”來組織上千條材料，力圖開啟一個看待自然的新路徑，而這個詞還只是計量實驗的單位，不是時間單位。“世紀”在中文里表示“100年”開始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那個時候，在梁啟超等先生的推廣下，“世紀”作為一個新式概念進入報紙、雜志，隨之逐漸被國人所熟知，所接受。梁啟超在他的詩歌《二十世紀太平洋歌》中寫下，“驀然忽想今夕何夕地何地，乃在新舊二世紀之界線，東西兩半球之中央”，用一種新的紀年方式思考中國的歷史和命運。“世紀”這個概念在當時有相當的緊迫性，是民族的存亡和變革召喚出了它，并使中國進入全球紀年。當世界各地進入“20世紀”，也就進入了一個極為漫長的世紀，這個世紀也即如今講的“上世紀”。托尼·朱特的《思慮20世紀》（中信出版社2016年2月版）和汪暉的《世紀的誕生》（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6月版），都使用了“世紀”這一方法認識20世紀。

《思慮20世紀》

作者：[美] 托尼·朱特 [美] 蒂莫西·斯奈德

譯者：蘇光恩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6年2月

《世紀的誕生》

作者：汪暉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0年6月

一個前所未有的人類時間編排工程已經出現了。這就是按照新的紀年，以100年為單位，重新組織人類及地球的歷史。于是，不同維度的事件被放進了同一個世紀，一個持續的事件被攔腰截斷，編入了不同的世紀。這是不可避免的犧牲。也正是因為這種絕對理性的編排，一旦1世紀的起點和終點被確定下來，便沒有任何一個世紀會因人們的看法而發生位移。有趣的是，人們卻往往不會這么看待“世紀”。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創造“短20世紀”（從1914年到1991年）這個概念，對一個世紀“掐頭去尾”。用歷史學的時間機制重新編輯20世紀，他試圖超越“世紀”的絕對理性。且不說歷史研究，就說當下的搞笑短視頻。

“你讀高中用什么耳機聽歌？”

“我90后，有線耳機。”

“你是上世紀的啊。你見過慈禧吧？”在“慈禧”兩個字出現時，畫面立馬從彩色變黑白，一種總讓人想起有人在遛鳥的BGM踩點，緊跟著響起。

又“已成藝術”。

電視劇《圍城》（1990）劇照。

“差一年”的數字景觀

接著聊“世紀”的編排。

2000年，是不是本世紀的第一年？

1999年12月31日午夜，全世界都在各自時區舉行了盛大的狂歡。人們慶祝的，名義上是三件事：新年的到來、新世紀的開啟，以及新千年的降臨。鐘聲敲響，21世紀來了，20世紀被宣告成為過去。遺憾的是，按照“世紀”的編排邏輯，這個夜晚，人們只是在慶祝20世紀最后一年，也是舊千年最后一年的到來。這是因為這套編排體系并沒有設置“公元0年”，公元1年之前的那一年是公元前1年，公元1年也是1世紀的起點，按此遞推，21世紀的開端實際上是2001年。也就是說，人們歡欣鼓舞迎接新的世紀，其實才剛站在上世紀的末端。新世紀？還得等一年；新千年，也得等一年。

電影《甲方乙方》（1997）劇照。

然而，“2000”這個數字太耀眼了，太震撼了，它讓“2001”變得平凡無奇。多年來，我們習慣了把2000年作為新世紀的開端。“2000”是一個無與倫比的數字，在視覺上，從“1”開頭的年份（1999）跨越到“2”開頭的年份（2000），標志著一個千禧年的結束和另一個千年的開始。我們總是期待一個新的數字會自動產生一種力量，能將過去的不愉快、苦愁和未來的希望決然分開。標記時間的數字有無這樣的作用？說沒有吧，人一旦相信就可能按照相信的事實去調整生活的想法和做法，說有吧，它到底只是一種人造工具。

大多數“生于上世紀”的人，或許當初很快就適應了這一全新的日期結構——“生于本世紀”的人沒有這個煩惱。我卻費了一點時間。那個時候，我上小學三年級，笨拙得只知念“一九九幾年”，不知怎樣準確地讀“2000年”，怎么讀都覺得發音別扭。有一天下午，奶奶在莊稼地干活，我在一旁幫忙，她說，以后就念“兩千零幾年”吧。

說回短視頻。

一群人坐在公司辦公室。鏡頭對著他們提問：“你是哪年的？”

“02年的。”

下一位。“00年。”

再下一位。“99年。”畫面倏地轉為黑白——意思非常明了：此人已被歸入“生于上世紀”之列。

生于1999年與生于2000年的兩個人，不過一歲之差，卻已是兩個世紀的人了。這種夸張的手法，將“世紀”的象征意義推到了極致。而之所以說“極致”，是因為它選取的對比點不是2001年或2002年，而是距離1999年僅一年的2000年。這同樣是一場視覺沖擊的游戲。不過話說回來，“00年”和“99年”其實都屬于20世紀……這或許有點反直覺，畢竟我們認準了2000年為新世紀開端。這大概是發明和推廣“世紀”這一紀年體系的人們，并未料到的結果。

電影《路邊野餐》（2015）劇照。

A生于上世紀，B生于新世紀。這場分類游戲帶來了什么？生于新世紀的人，帶著一種新鮮的、與舊時代無關的輕盈；生于上世紀的人，被放在了“上世紀”的類別里，仿佛他們身上沾著舊世紀的灰。我們不去說這種分門別類是否帶有某種抬高或貶損，這是沒有意義的，短視頻本身是一種調侃，其目的就是讓人在瑣碎而又匆忙的日子里笑一笑，對此不必認真。如果“世紀”的提出者因為計算問題，讓整個紀年往前移了30年，此時，我們都處于20世紀末，又會如何迎接新世紀？又或者，我們現在的紀年，本身就是錯的？

我們已經走過本世紀的四分之一，在過去的這25年（2001年至2025年），可能還未曾對“上世紀”產生過特殊的感受，從不認為自己和“上世紀”有什么關聯。如今“10后”正在走向成年，他們讓我們意識到20世紀早已遠去了；或許，你對“上世紀”的感受本來是模糊的，摻雜著快樂、遺憾，現在卻因為調侃短視頻凸顯出來。這種效果不會持續太久，再過10年、20年或30年，當20世紀走得更遠，沒有人再為“生于上世紀”發笑了。距離我們越遠的時間，在我們的感知中就越容易被折疊——那些原本相隔遙遠的事件與人物，在遙遠的回望中，仿佛彼此擠在了一起。就像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在今天看來，幾乎已融為一體。

“世紀”重要，“晝夜”也重要。

今天，你能早點睡嗎？

作者/羅東

編輯/西西 張婷

校對/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