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源于保守派傳統基金會提起的信息自由法訴訟。該基金會一直尋求獲取與赫爾調查相關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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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爾于2024年2月發布的報告認定,不應對拜登提出刑事指控。但報告同時稱,調查人員發現證據表明,拜登在卸任后曾保留并披露機密材料。“事實核查”網站指出,赫爾雖然沒有建議起訴,但也批評了拜登就該報告所作的一些公開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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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沃尼策曾與拜登合作撰寫《守住承諾》和《答應我,爸爸》。特別檢察官還調查了茲沃尼策在得知聯邦調查后刪除部分錄音一事。
赫爾沒有起訴茲沃尼策,理由是他配合調查,且缺乏足夠證據證明其具有犯罪意圖。這場爭議也再次牽出一場更早的行政特權之爭。
2024年,拜登政府曾阻止公開拜登接受赫爾采訪的錄音,理由是共和黨人想將這些錄音用于政治目的,并可能進行選擇性使用。美聯社當時報道稱,在政府拒絕交出錄音后,眾議院多個委員會推進了針對司法部長梅里克·加蘭的藐視程序。
司法部還對人工智能時代音頻被操縱的風險表示擔憂。2024年,司法部曾把人工智能生成深度偽造內容的風險,列為不公開拜登接受赫爾采訪錄音的理由之一。
如今,這場爭斗落在了一個不同的政治環境中。特朗普已重返白宮,拜登已不在任上,司法部也正在新一屆政府之下運作。
這種變化讓案件更具爆炸性,因為一旦錄音公開,外界認為,圍繞拜登記憶狀況、機密材料處理方式,以及政府是否會因總統所屬黨派不同而區別對待的爭論,都可能再次被點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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