鄔達克設計的上海唯一單廳影院要放一部滬語文藝片

5月10日，地處上海浙江中路的浙江電影院迎來它少見的熱鬧時刻。這座1930年開業，由鄔達克設計的古早風格影院，是上海現存唯一的單廳影院，它老舊得已經不太容易讓行人注意到它的存在。

5月10日《行走的夜》首映禮現場

上海導演舒浩侖相中了這里，決定把自己的新片《行走的夜》“交”給這座電影院。10日的首映禮后，整整一個月《行走的夜》將每晚在這里進行一場放映。這也是這部拿到龍標的滬語文藝片，全國唯一的上映地點。

銀幕上，是失意的中年詩人與帶著心事的少女，從楊浦荒僻的拆遷區出發，用一整夜的時間穿越上海的夜色，從城市邊緣走向市中心；銀幕外，是一位深耕上海城市敘事24年的作者導演，從自己的“根本電影”理念出發，完成了一場從創作到發行的徹底突圍——他放棄了傳統院線發行，跳過了發行商的層層環節，沒有選擇流媒體平臺，把一部電影的全部生命力，完完整整錨定在一座老影院里。

《行走的夜》海報

只有夜色里，才會發生的上海奇遇

《行走的夜》的故事，始于一場楊浦的同學聚會。喝醉的詩人爺叔在深夜的街頭，偶遇了獨自夜行拍照的失眠少女，兩個原本毫無交集的陌生人，開啟了一場在上海街頭的徹夜漫游。他們路過空無一人的拆遷街道、深夜營業的燒餅攤、蘇州河的堤岸，在對話里袒露各自的心事、過往與無法面對的創傷，直到天亮時分，這場像夢一樣的相遇，隨著太陽升起悄然落幕。

“這個故事，只可能發生在夜晚。”舒浩侖在采訪里說得篤定。在他的鏡頭里，白天的上海是被規則、秩序與世俗眼光填滿的，只有夜色能給城市蒙上一層超現實的濾鏡，讓那些超出常理的相遇、毫無保留的傾訴成為可能。“我們經常在夜晚、午夜的時候，會發現所謂的社會邊緣的、非主流的人在街上游蕩。我好像對這個東西非常感興趣，夜色就是他們的舞臺，所以我要把它拍下來。”

電影里，中年詩人和年輕女孩絮絮叨叨，漫無邊際地聊天，卻能從其中看到人物具體的生活和成長軌跡。一些奇怪的選擇都導向某種讓人無法抗拒的“可能性”，高密度對話融合劇情、紀實與詩歌元素。首映禮上，上海評論學會會長、上海大學教授劉海波作為主持人開場便直言：“這部電影挑戰了我對于電影的很多定義和概念，它無法被簡單歸類。”

《行走的夜》劇照

事實上，片中的詩人爺叔，幾乎是照著上海詩人周海明的真實狀態寫就的，舒浩侖透露，其中不少細節都來自他真實生活中的樣子，包括喝完酒就地躺倒的隨性。而這場看似隨性的漫游，背后卻是極度嚴謹的創作：全片90%的臺詞都是提前寫定的，這給非職業演員出身的周海明帶來了極大的挑戰。舒浩侖說，這幾乎堪稱一場“天人交戰”的過程。

“他和普通素人不一樣，素人知道自己不會演戲，會用功背臺詞，但他總覺得自己有一套方法，一開始特別排斥背臺詞，我們要不停跟他‘斗爭’。”舒浩侖笑著回憶，直到拍攝后半程，周海明才慢慢明白，臺詞只是一個框架，在這個框架里，他依然可以保留自己的感性與詩人本色，最終找到了屬于自己的表演節奏。

舒浩侖和本片主演孫佳遙、周海明

上海電影評論學會會長劉海波高度肯定了影片的本土表達價值：“上海需要被表述，但不能只有一種表述。舒浩侖拍出了這座城市沉默、幽暗，又極具隱秘的切面，證明上海有屬于自己的本土藝術家，能拍出真正扎根于這片土地的作品。”他特別提到，影片中那些充滿哲思與生活質感的臺詞，“需要年齡的閱歷，更需要知識分子與詩人結合的藝術修養才能寫就”。

《行走的夜》電影劇照

舒浩侖給這場漫游設定了精準的空間邏輯：兩個主角從遠離市中心、荒僻得“不像上海”的復興島出發，沿著街道往市中心走，隨著空間上的不斷靠近，兩個人的對話密度越來越高，心理距離也越來越近。城市變化日新月異，僅僅拍攝完成幾個月后，復興島就改頭換面成了另一番全新模樣。

《行走的夜》劇照

這場“一夜的故事”，最終用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順拍完成，全程都是夜間拍攝，劇組每天傍晚六點開工，拍到凌晨三四點收工，能用來拍攝的有效夜色，其實遠比想象中短暫。

最讓舒浩侖難忘的，是凌晨兩三點的拍攝現場：困意褪去之后，整個劇組的狀態反而達到了頂峰，整條空無一人的街道仿佛都屬于他們，周圍安靜得能聽到風的聲音，只有攝影機的運轉聲，和演員的對話聲。“甚至有外賣小哥深夜送餐過來，看到我們在拍戲，就安安靜靜等在旁邊，等一個鏡頭拍完才把外賣遞過來，那種感覺很奇妙，整個城市都在配合我們完成這場夢。”

回歸“根本電影”，找回做導演的本質

這些年，舒浩侖的主業是在上海大學電影學院教授電影。《行走的夜》的拍攝，緣起于他向學生提出的“根本電影”理念。

舒浩侖說，這些年，隨著技術的發展，他眼看著太多學生，拍作業的花費越來越高，有人畢業作業，費盡心思借來昂貴的阿萊攝影機，組起龐大的燈光、攝影團隊，花十幾萬甚至幾十萬的成本，“最后拍出來的東西，還不如當初用微單預拍的素材動人。”

“他們的精力，全部放在了設備、燈光、大陣仗上面，反而忘了電影最核心的東西——你要講什么故事，你要傳遞什么情感，你有沒有拍出真實的、能打動人的表演。”舒浩侖說，他提出“根本電影”，就是要幫學生做第一道減法，先把那些花里胡哨的形式剝離掉，讓他們聚焦到創作的本質上。“設備永遠是為創作服務的，不是反過來，讓創作者為設備服務。”

于是，舒浩侖在課上發起了“根本電影工作坊”，提出了自己的“根本電影”宣言： 拍攝簡單的故事，必須從自己的生命經驗出發；用極簡主義的制作方式，在真實場景中進行，攝影僅使用現場光；錄音只需人聲錄音清晰；制作團隊是一個紀錄片的小團隊規模。

《行走的夜》劇照

“我希望學生們掙脫所謂工業化、技術化的枷鎖，回歸電影創作本身，聚焦內容表達與人文價值，找回電影最本真的模樣。”

好友謝旺聽聞他的這個教學實踐，建議他身為老師要以身作則，不能“光說不練”。舒浩侖也覺得，親身實踐一次這條道路，也算為學生們“打個樣”，于是一場根本電影創作之旅就此開啟。

舒浩侖回顧此次拍攝歷程，整個劇組，滿打滿算只有十個人，兩輛轎車就裝下了全部的人和設備，攝影師小滿拍片時還不滿18歲。一個人、一臺攝影機，自己跟焦、自己運鏡，肩扛手持，捕捉人物的舉動呼吸。

舒浩侖談到自己這次的體驗，不同于之前“大團隊拍攝時，導演根本擠不進攝影機旁邊，只能在監視器后面當一個‘驗收員’的感覺。我覺得那種感覺很奇怪，我像一個觀眾，而不是創作者，我和演員之間隔著一層屏幕，沒法真正和他們在一起。”

舒浩侖工作照

而這次的極簡拍攝，讓他終于能站在攝影機旁邊，直接看著取景器，和演員站在同一個空間里，感受現場的每一個情緒變化。“這不是玄學，你站在攝影機旁邊，會覺得這才是真正參與創作的導演，而不是一個事后評判的裁判。”

最近，舒浩侖又給自己的“根本電影”理念提出了一條新的規則，“純真人無AI。”在舒浩侖看來，電影最核心、永遠無法被AI替代的，是“真人出演”里藏著的生命溫度與真實情感。“電影是人與人之間，透過影像完成的一場情感對話，AI能生成再逼真的影像，也只是鍍金的仿制品，它沒有真人的生命體驗，沒有真實的情感波動，觀眾永遠能感受到那份真假的區別。”

現場工作照

舒浩侖是上海最早赴美學習電影的那批電影人。1994年從華東工業大學工學院畢業后，他遠赴美國南伊利諾斯州大學電影系攻讀導演MFA，2002年帶著首部紀錄片《掙扎》回國，一舉拿下瑞士弗里堡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獎；2006年，他用鏡頭記錄下上海靜安區大中里石庫門的拆遷歷程，拍出了紀錄片代表作《鄉愁》，拿下中國紀錄片雙年展最佳紀錄片。

從紀錄片到劇情片，從《少年血》到《黑白照片》，他的創作始終在紀實與虛構的邊界游走，用克制的長鏡頭、低干預的調度、充滿煙火氣的滬語對白，把私人記憶與上海的城市變遷、公共歷史縫合在一起。

舒浩侖現場交流

之后，隨著中國電影商業化的浪潮，他逐漸感覺許多創作變得“別扭”。他也有過靠近主流電影工業的嘗試，但越是工業化的制作，牽制的方面越多，也就有方方面面的限制和不自由，主動權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導演準備再多，資金、演員不到位，滿腔的表達欲也無從下手。“但我覺得創作不該是這樣的，有些東西對資方重要，對導演其實沒那么重要，難道我們就要一直這么等下去嗎？”舒浩侖說，這次的“根本電影”實踐，也讓自己重拾對創作的信心和主動權，自己走過這么一遭，發現其實原來路還是能讓人走出來的。

《行走的夜》劇照

一場作者電影的發行突圍，一次與消逝的對抗

選擇浙江電影院做《行走的夜》的獨家放映，是一個有點酷也有點殘酷的決定。

在拍攝進入尾聲時，舒浩侖就開始思考這部片子的放映問題。他過往的作品，大多先走國際電影節的路徑，《黑白照片》拿下鹿特丹電影節休·伯特劇本獎、華沙電影節NETPAC獎，《少年血》拿下迪拜電影節最佳短片，在海外收獲了認可，但國內的普通觀眾，卻很難有機會在大銀幕上看到他的作品。

而當下的環境里，藝術電影的放映空間正在不斷收縮。“以前美術館、藝術空間還能做獨立放映，現在這樣的機會越來越少了，除了學校里相對自由，外面幾乎找不到合適的放映空間。”舒浩侖坦言。一次朋友的無意提議，給他帶來新的靈感：為什么不找一家市中心的電影院，專門做這部片子的放映？

浙江電影院，大隱隱于市。

郊區的影院被直接排除，市中心的商業影城也不現實，最終，他想到了浙江電影院。這座始建于1930年、由鄔達克操刀設計的老影院，原名浙江大戲院，是上海現存極少數仍在運營的鄔達克建筑影院，也是滬上僅存的純正單廳老影院。自誕生之初，它便自帶與眾不同的文藝底色：民國時期專映好萊塢首輪影片，是老上海時髦的觀影地標；公私合營后，它長期深耕譯制片放映，常年排映上譯廠經典配音影片，《佐羅》《追捕》《簡·愛》等譯制佳作在此反復上映，是幾代上海觀眾心中無可替代的譯制片記憶殿堂。哪怕時至今日，全城商業影院清一色排映外語原版片，它依舊堅守國語譯制版排片，保留老上海獨有的觀影溫情。

“我之前和這家影院完全不認識，就直接打電話找了經理，沒想到他聽完我們的想法，特別認同。”舒浩侖回憶。整個合作過程出乎意料地順利，影院給了這部片子整整一個月的黃金場排期，不是常見的那種“包場”買斷，提前讓影院鎖定收益，就是走標準的院線分賬合同，能賣多少票全看觀眾選擇，雙方風險共擔。為了配合影片的畫幅，舒浩侖帶著團隊多次到影院，專門為這塊老銀幕調整了字幕位置。影院也在有限的空間里，鋪滿了電影質樸的海報物料作裝飾。

浙江電影院最初的樣子

放棄“全國鋪開、求排片、求票房”的傳統邏輯，轉而選擇“單點聚焦、聚攏觀眾、深度對話”的新路徑，舒浩侖希望，把所有的觀眾都聚攏到浙江電影院這一個空間里，讓一部電影的生命周期，從院線里的一兩周，拉長到整整一個月，甚至更久。

作為一部滬語電影，《行走的夜》在這里首映，既是對上海影史傳統的致敬，也與影片內斂、真實的氣質完美契合。知名上海電影博主妖靈妖推薦這部電影時，給出的打開方式是建議“看一場《行走的夜》，來二兩大壺春生煎或一碗老半齋雪菜肴肉面，也是一種有趣的觀影聯動”。而且，因為創作者都在上海，放映期間，說不定哪天，你就能在放映前后的小馬路上，遇見銀幕上的詩人，和你來一場現實中的對話。

如今走進浙江電影院，大概會覺得它老舊得“不像在上海”，由于從十多年前起就被列入拆遷地塊的規劃，影院一直不敢貿然翻新。在影院商業化狂飆的浪潮之下，單廳結構成為它的桎梏，沒有多廳分流排片、沒有沉浸式影音升級、沒有商業配套加持，在連鎖院線的擠壓下逐漸喪失市場競爭優勢。而影院所處的黃浦老城廂近些年持續拆遷改造，周邊原生居民不斷外遷，陪伴影院成長的中老年核心客群逐步流失進一步加劇影院的艱難。

影院周邊滿滿的市井氣息

而當下的中國電影市場，內容同質化嚴重，觀影方式趨同，小眾老影院夾縫求生，似乎和舒浩侖鏡頭里消逝的上海形成了某種命運般的互文。它保留了幾代人記憶中老影院原汁原味的模樣，但也難免成為被時代遺忘的、上海城市記憶的一部分。

古早的裝修像不像記憶中的樣子

首映禮當天，浙江電影院里300多個座位座無虛席，其中絕大部分的票都由觀眾自發購買，甚至放映當天，還有不少老年觀眾現場詢問如何購票的事宜。“影院不是一個無情的自動販售機，不是一個千篇一律的放映終端”，舒浩侖很感謝浙江電影院選擇這樣的方式合作，“也讓我們看到電影院其實在這個時代，也可以擁有更多的自主性。”上海電影評論學會會長劉海波對這次發行嘗試做出這樣的評價：“這是一次上海的文化事件，他們開創了一種新的自主發行模式，未來很多新的可供探索的可能性，從今天開始發生。”

首映禮現場都是自發購票而來的觀眾

在國際上，有不少獨具特色的單廳影院，會專門放映某些導演或者主題的電影，往長遠了看，舒浩侖導演心里有更多的期待：“比如有沒有可能，把這里變成一個‘導演之家’，可以不定期來放上海本土作者導演的作品，讓這座上海的老影院，真正成為上海作者電影的根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