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國對中國的理解，從李白杜甫降維到只有衛(wèi)星圖像和軍力報告

5月1日，哈佛大學特級教授、著名漢學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辭世。

他的離去，連同此前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2019年去世）、傅高義（Ezra Vogel，2020年去世）、史景遷（Jonathan Spence，2021年去世）等大師的相繼謝世，標志著美國老一輩“知華派”學者黃金時代的徹底落幕。

這一代人曾深刻塑造了西方對中國的認知，時至今日，他們編寫的一些有關(guān)中國的書籍，像《劍橋中國文學史》、《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哈佛中國史》、《鄧小平時代》等，仍然擺在不少中國學者和普通讀者的書桌上。

然而，隨著這些泰斗的告別，美國對華認知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斷層，甚至有陷入混亂與無知的危險。這些跡象已經(jīng)顯露在華盛頓目前對華的戰(zhàn)略上。

美國老一輩學者的最大共性，在于對中國抱有深厚的人文關(guān)懷與歷史縱深感。無論是宇文所安筆下的唐詩與古典文學，史景遷以小說筆法還原的微觀歷史，傅高義對鄧小平時代的宏大敘事，還是馬若德對中國現(xiàn)代政治史的精細梳理，他們都精通中文，扎根于中國的歷史、文學和基層社會去理解這個國家，而非僅僅從華盛頓的政治與戰(zhàn)略視角審視中國。

宇文所安曾將中國古詩的翻譯形容為“在另一種語言中重塑靈魂”，這正是老一代學者的使命：他們是中美之間真正的“翻譯者”，試圖在跨文化交流中還原真實的中國靈魂。

然而，當前的美國對華研究正面臨急劇的轉(zhuǎn)向。

正如羅西·萊文（Rosie Levine）在《外交學者》（The Diplomat）發(fā)表的報告中所指出的，美國正面臨“中國問題專家嚴重短缺”的局面。

隨著人文底蘊深厚的老一代學者凋零，美國學術(shù)界和政策圈對華研究呈現(xiàn)出嚴重的“安全化”傾向。未來的美國中國專家，可能更多是出身于國防、情報和國際關(guān)系領(lǐng)域的“硬安全”分析師。

當美國對中國的理解，從李白、杜甫和地方縣志，降維到只有衛(wèi)星圖像、半導體供應鏈和軍力報告時，其認知必然變得扁平、刻板且充滿敵意。一個豐富立體的“文明”正在被強行窄化為單一的“威脅”。

除了認知維度的窄化，新一代美國學者正陷入嚴重的“實地經(jīng)驗赤字”。

老一輩學者即便在冷戰(zhàn)時期的艱難環(huán)境里，也千方百計地深入中國進行田野調(diào)查。而如今，受地緣政治緊張以及對美國安全審查（Security Clearance）的恐懼影響，大量年輕學者不敢去中國，或只敢研究毫無敏感風險的課題。

萊文在報告中明確指出，許多年輕學者擔心赴華實地調(diào)研，會成為日后進入美國政府或私營部門工作的“污點”。

這種脫離實際的后果是致命的：未來的美國決策者和智庫學者對中國的判斷，將完全依賴網(wǎng)絡上的二手資料、過濾后的媒體報道或意識形態(tài)預設。

靠“機翻”和刻板印象去制定針對世界第二大經(jīng)濟體的政策，無疑是極其危險的。

與此同時，日益收緊的政治氛圍正在美國國內(nèi)制造寒蟬效應。過去，老一輩知華派敢于在華盛頓發(fā)出不同的聲音，為中美理性接觸提供辯護。但在當前的學術(shù)審查與政治高壓下，客觀理性的中國研究空間受到嚴重擠壓。

為了獲得聯(lián)邦研究資金或順利進入政策圈，年輕一代往往不得不表現(xiàn)出更為強硬的對華姿態(tài)。這種氛圍正在將華盛頓的政策圈變成一個密不透風的“回音室”——所有人都在強化彼此的偏見和防范心理。

今天，已經(jīng)很難再有人能像傅高義那樣，寫出試圖讓美國人真正理解對方國家演變邏輯的巨著。

缺乏真知灼見的對抗，往往比對抗本身更可怕。

萊文在報告中發(fā)出了最核心的警告：知識就是力量，如果美國失去了真正懂中國歷史沿革與內(nèi)部政治邏輯的專家，美國在處理臺海問題、南海危機或經(jīng)貿(mào)摩擦時，就會聽不懂中國傳遞的微妙信號，也無法準確評估中國社會的真實情緒與戰(zhàn)略底線。

這種認知上的斷裂與無知，最終將導致災難性的“重大戰(zhàn)略誤判”。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老一代學術(shù)泰斗們曾用畢生精力搭建起中美之間理解與溝通的橋梁。如今，隨著他們的離去，這座橋梁正在老化、斷裂，而新生代的建造者卻在猜忌與壁壘中寥寥無幾。

這不僅是美國學術(shù)界的巨大損失，更是動蕩時代下全球安全格局的深層隱患。面對一個逐漸失去“知己知彼”能力的守成大國，未來的中美互動將不可避免地增添更多盲目與兇險。

倘若美國不能重新將中國問題專業(yè)知識視為不可或缺的國家戰(zhàn)略資源，其外交與安全政策必將在這場大國博弈中迷失方向。

丁剛看世界

2026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