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河南省委書記68歲被開除黨籍判刑3年，終年76歲

1983年10月，68歲的耿起昌收到了一份刑事判決書。他被依法判處有期徒刑3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就在同一時間，他被正式開除了黨籍。幾年前，他的公開身份還是河南省委書記，在省委核心決策層排名靠前。這種從省委大院直接跌落到監獄牢房的跨度，在當時河南政壇引起了很大震動。

耿起昌出生在山西省昔陽縣。1915年他出生在一戶普通的農民家里，由于家里窮，他只斷斷續續讀了幾年書，就不得不回家下地干活。1938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23歲的耿起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早年間，他在太行山區主要做基層的群眾工作，干的都是籌集糧食、動員年輕人參軍之類的雜活。

他在抗戰和解放戰爭時期的經歷，讓他積累了大量的農村工作經驗。1949年后，他作為南下干部進入河南，被分配到新鄉地區。他在新鄉一待就是二十多年，從縣委書記一直干到地委書記。在新鄉工作的前半段，他表現得比較務實，經常戴著草帽下鄉調研，在新鄉搞了不少引黃灌溉的水利工程。

1958年8月5日，耿起昌迎來了他職業生涯的高光時刻。當時毛澤東來到新鄉七里營視察。耿起昌作為地委書記全程陪同，并詳細介紹了七里營建立人民公社的情況。那句改變了中國農村社會結構、后來被廣泛引用的“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就是在這次視察中定下的調子，耿起昌也因此被認為是懂農民的實干家。

可是這種務實很快就遭遇了政治風險。大躍進時期，全國都在追求高指標。耿起昌在新鄉面對不斷加碼的糧食產量任務，嘗試推行一種名為“包工到地”的生產責任制。這種法子實際上是把土地承包給具體的生產小組，想以此提高農民干活的積極性。這在當時被看作是走資本主義路子，觸碰了嚴重的政治紅線。

1962年11月，耿起昌重新回到新鄉地委書記的位置上。在隨后的幾年里，他工作變得更加謹慎。因為他在基層的威望很高，且有早年的務實名聲，他在后來的動亂初期不僅沒有垮臺，反而因為緊跟形勢而職位提升。1968年1月，河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他成了副主任。這意味著他正式進入了省級領導班子。

到了1971年3月，耿起昌的權力達到了頂峰。他被任命為中共河南省委書記，當時省委內部排名第一的是劉建勛，他緊隨其后。在那個特殊的十年里，他的政治立場發生了根本性轉變。根據后來的專案調查材料，他在這一時期積極執行錯誤的政治路線，在省內深度參與了對大批老干部的排擠和打擊。

在那段日子里，耿起昌主導了一些具有派系色彩的決策。他支持了一些具有激進背景的人物進入各級領導班子，并對那些提出異議的同事進行了處理。這些行為不僅破壞了當地的組織原則，也讓河南的經濟建設受到了嚴重干擾。他逐漸從一個抓生產的實干家，變成了一個深陷政治博弈、執行錯誤指令的決策者。

1976年之后，國內政壇發生巨變。1978年3月，耿起昌被免去了省委書記職務。他接到了一份調令，去鄭州市蔬菜研究所擔任副所長。從負責幾千萬人事務的省委書記，到只有幾十人的蔬菜研究所當副職，這種身份的轉換是一個明確的政治信號。在蔬菜研究所的五年里，他的生活范圍被限制在幾個試驗大棚附近。

在蔬菜研究所工作的五年，實際上也是對他進行專案審查的五年。專案組調取了大量的歷史檔案，走訪了當年被他排擠的干部和受害群眾。隨著調查結果逐一清晰，他在特殊年代所犯下的罪行被法律核實。1983年，他不僅失去了黨籍，還因為在職期間的犯罪行為被司法機關提起公訴，最終被法院判刑入獄。

宣判那年，耿起昌已經68歲。他在監獄里服刑了三年。對于一個曾經擔任過省級主要領導的人來說，在晚年進入監獄服刑，這種心理落差是巨大的。他在獄中表現得還算配合，不再提當年的職務。1986年刑滿釋放時，他已經是71歲高齡。他徹底從政治生活中出局，成了一個普通的刑滿釋放人員。

出獄后的耿起昌在鄭州定居，生活極其低調。他深居簡出，幾乎斷絕了與外界的所有聯系。昔日的下屬和故舊也很少登門，他住所的門前顯得很冷清。在那幾年的時間里，他從未公開談論過自己的過去。他就像一個普通的退休老頭一樣，在鄭州的僻靜處度過了最后的五年生活，直到病魔找上門。

1991年，耿起昌因病去世，終年76歲。他的葬禮辦得極其簡單，只有少數親屬參加。官方媒體對他去世的消息處理得非常低調，幾乎沒有相關的詳細報道。他的一生，走過了一條極其復雜的曲線：從山村少年到抗戰干部，從地委書記到階下囚，從主政一方到去蔬菜研究所種菜，最后在落寞中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