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延安七大：七百余人冒險赴會，多人犧牲在路途上

一場全國代表大會，從最初動議到正式開幕，中間隔了十四年。期間會議日程被推遲了八次。有的參會人員為了準時報到，提前五年就收拾行李出門。更反常的是，很多人走出門后，再也沒能活著走到會場。

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共六大在蘇聯莫斯科近郊召開。按照正常程序，下一次大會本應在幾年后舉行。一九三一年，中央曾計劃在江西瑞金召開七大。當時國民黨軍隊正調集重兵對中央蘇區展開圍剿。

前線戰事密集，紅軍主力頻繁調動。根據地處于最高戰備狀態，原定的會議只能擱置。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紅軍開啟戰略轉移。長征路上，部隊幾乎每天都在行軍或作戰，根本找不到固定場所集中開會。

紅軍到達陜北后，全面抗戰爆發，諸多城市相繼被占領。一九三九年，延安方面決定籌備七大，向各地發出選舉代表的通知。南方各省的代表接到指示后，陸續啟程向大西北集結。

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變爆發，新四軍在安徽茂林地區遭到伏擊，損失嚴重。緊接著，日軍在抗日根據地大舉推行掃蕩。根據地面積被據點和公路大幅分割，交通線頻繁切斷。延安不得不再次下達延期指示。

交通斷絕導致已抵達延安的代表只能就地參與勞動和學習，未出發的代表則在原地待命。從全國各地的敵占區前往陜北，是一條死亡率極高的路線。日軍在華北、華東修筑了密集的公路網和碉堡。

長江、黃河的渡口有日偽軍巡邏艇監控。代表們赴會，必須徒步穿過津浦鐵路、隴海干線等多條被敵軍控制的交通動脈。華南地區的代表在路上耗時最久，他們于一九三九年冬從廣東境內啟程。

為了避開敵軍崗哨，隊伍放棄主干道，化裝成難民或商人，在廣東、江西、湖南等省交界山區隱蔽穿插。經過一年零一個月的長途徒步，這批華南代表才在一九四零年底分批抵達陜甘寧邊區。

選擇海路或強行穿越平原的代表，遭遇了極大的傷亡。一九四三年三月，新四軍第三師一批高級干部奉命赴延安。陸路被切斷，他們從江蘇北部登上一艘木制帆船，計劃經黃海前往山東再轉赴陜北。

船只航行到連云港以北海域時，遭遇日軍蒸汽巡邏艇攔截。敵艦使用機關炮對木船進行火力壓制。新四軍第三師參謀長彭雄、第八旅旅長田守堯等十六名干部，在甲板上與日軍交火，全部中彈身亡。

陸路突圍同樣伴隨著高傷亡。一九四零年五月，冀南區委代表魯賁在穿越平原封鎖線時，遭遇日軍機動分隊。在沒有任何掩體的開闊地帶，魯賁與護送人員被敵軍火力覆蓋陣亡。

新四軍第一師第二旅副旅長段煥競與妻子李珊也是赴會代表。一九四三年，他們帶著剛出生不久的女兒從江蘇東臺出發，行程長達半年。他們在夜間伺機穿越津浦鐵路，在探照燈掃射間隙鉆過鐵絲網。

有一次穿越敵占區，隊伍被日軍掃蕩部隊合圍。段煥競拔槍帶領突擊隊突圍。夜戰中妻女失蹤，李珊抱著嬰兒滾入泥濘水溝。她將身體浸在泥水里捂住女兒嘴巴，躲避日偽軍搜查，次日才重新匯合。

高級干部轉移也面臨極大風險。劉少奇當時在華中局主持工作。一九四二年，延安要求他返回籌備會議。電報連用三個“須”字，強調必須配備強有力保衛人員。他化裝成商人，保衛人員扮成挑夫動身。

隊伍經過山東、河北、山西，沿線地方部隊接力護送。進入太行山區后，隊伍深夜遭遇沙塵暴。向導在狂風中失去方向，劉少奇遞給向導水壺讓他冷靜。向導通過觀察巖石青苔生長情況找準了隱蔽山道。

這趟行程總共走過了一百零三道封鎖線，從春季走到冬季，路程長達三千余里。劉少奇在一九四二年年底才抵達延安。而此時，距離會議正式召開還有兩年多的時間。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會場設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這座建筑是延安職工在缺乏鋼筋水泥的情況下，就地取材用磚石木料一塊塊壘砌起來的。

走入會場的正式代表有五百四十七人，候補代表二百零八人，代表著當時全國一百二十一萬名黨員。這些坐在粗糙石磚地面上開會的人，是從各地日偽軍封鎖區里活著走出來的幸存者。

段煥競夫婦憑借貼身保存的兩張代表證進入會場。由于長途行軍和長期戰地惡劣環境，李珊身體機能嚴重受損。會議結束后，她隨大部隊返回華東前線，一九四六年在山東病逝。

提前出發卻未能抵達的人，永遠停在了半路上。對生者而言，把生命拴在褲腰帶上走大半年去開會，有悖于安全常理。當一個普通人背著嬰兒面對機槍掃射的鐵絲網時，到底是什么讓他覺得那張通行證比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