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五一”假期,云南916.18萬文旅人次中,“體育+文旅”貢獻了近三分之一的增量——東川泥石流越野賽讓荒灘變賽場,德宏雨林賽車吸引數萬游客追賽,九大高原湖泊聯賽把賽道鋪進風景里。
然而,在這些熱鬧的背后,全省地級市的教體部門,或許正陷入一種尷尬:要接住“體育+”的潑天流量,就得擴機構、加人手;可機構一旦膨脹,又背離了行政效能改革的初衷。這種“不膨脹就推不動工作”的困局,根子在體育與生俱來的雙重性。
從“文體局”到“教體局”的變遷,是最近二十余年間發生的事情。從2000年之后,地方政府進行機構精簡,將文化、體育、廣播、電視等職能部門全部打包,組建成了“文化體育廣播電視新聞出版局”或簡稱“文體局”。
背后的邏輯:當時大家普遍認為,體育是“大文化”的一部分,這些領域都有宣傳、群眾娛樂的屬性。把它們放在一起,可以實現場地共用、人員互通、經費統籌,是典型的“抱團取暖”。
2018年,國務院進行新一輪的機構改革,并將文化部和國家旅游局合并,組建“文化和旅游部”。此舉對地方行政機構編制,造成最直接的沖擊就是體育該何去何從?!最終,地方政府將視線落在了“教育”身上,于是“教育+體育”的模式應運而生。
最近幾年,全國各地的市、縣(區)兩級紛紛掛牌成立了“教育體育”。
體育的類型大致有以下幾種:其一、基礎教育型;其二、競技觀賞型;其三、大眾健身型。
“教育+體育”的職能歸類并無不妥,但這里的體育就僅限于基礎教育型。體育的第一重屬性是基礎教育。從校園體育課到青少年體質監測,從體教融合到后備人才選拔,這是教體部門的主業主責,需要穩定的編制、專業的師資和完善的考核體系。就像部分地區的中小學體育教師缺口常年存在,若要保障“每天一節體育課”落地,本就需要持續補員。
然而競技觀賞型體育,卻使教體局陷入了悖論。當“跟著賽事去旅行”成為文旅新引擎,當一場越野賽能帶動數億消費,教體部門被迫從“幕后”走到“臺前”:要策劃賽事IP、對接贊助商、協調安保醫療、運營傳播矩陣……這些市場化、專業化的工作,傳統行政編制根本承接不住。于是,臨時抽調、借調、設臨時機構勢必成為常態;若要常態化運營,又不得不申請新增事業編制——機構膨脹,成了應對三重任務的被迫選擇。
但這種膨脹本質是低效的。基礎教育的公益性與競技觀賞性的市場性,在現有機構設置里被強行揉成一團:一邊要守著校園體育的“基本盤”,一邊要搶著賽事經濟的“增長極”,同時還要兼顧廣場舞大媽的大眾體育活動,結果可想而知了!
破局的關注在于重新定位體育的本質與類型,并逐一將體育的三重屬性逐一拆解開來。基礎教育部分,教育局潛心統籌深耕青少年體育運動;競技觀賞性部分,交給市場化主體運營——政府負責規劃賽事IP、完善基礎設施,具體的賽事執行、商業開發交給專業公司;大眾健身部分,交由社區街道來組織群眾廣泛參與,從而實現全民健身的生活習慣。
具體而言,曲靖若能試點“教體部門管基礎、國資平臺管賽事、市場主體管運營、街道社區管全民健身”的模式,既能夯實基礎教育的基本盤,又能釋放“體育+”的市場活力,同時還能促進大眾體育的公益性,自然不必靠機構膨脹來“拆東墻補西墻”。
在文體時代,沒有趕上賽事經濟的蓬勃發展;在教體時代,又無法靜下心來教書育人。體育的本真,從來不是機構的堆砌,而是讓人動起來、讓城活起來。當云南的賽道上跑著選手、圍著觀眾、火著文旅,曲靖教體最該做的,是把該管的管好,把該放的放活——畢竟,真正的“體育強市”,從來不是靠編制堆出來的。
陳浩 記于知止堂上
202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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