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土化到自主性——“5·17”重要講話發表十年來中國公共管理學的創新發展

公共管理學是治國理政之學，是一門“國家的藝術”。中國公共管理學科歷經40多年的演進，走過了從“西學東漸”到逐步“本土化”，再到近十年凸顯中國特色與知識體系“自主性”的發展歷程。以“5·17”重要講話為起點的十年來，中國公共管理學發生著以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為核心的發展轉向、范式迭代、方法改進、主題拓展、學科轉型和專業升級的系統性變革。

實踐新場景。十年來，中國和全球公共治理實踐發生了深刻改變。當下，智能時代（智能社會）的來臨與世界大變局的加速演進刻畫了我們所處時代的境況。一方面，隨著數智技術的日益廣泛應用，引發了人類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深刻變革，推動了公共治理尤其是政府治理的轉型，催生了“數字政府”“智慧政府”“生成式治理”“GovGPT”等政府治理的新實踐模式。另一方面，隨著全球高風險社會或“烏卡時代”的來臨，公共治理及全球治理的問題越來越復雜，公共管理學科原有的基本假設、知識、理論和方法及技術已難以破解這些復雜多變的政策與治理問題。那些植根于西方公共治理實踐場景與文化傳統的西方公共行政學理論，更是無法用于解釋當代中國公共治理實踐及其經驗。因此，學科的改變勢在必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為中國公共管理學的發展提供了新場景，“中國之治”則開辟了公共管理學發展的新境界。而中國式現代化及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全面推進，則構成近十年中國公共管理創新發展的實踐基礎。國家治理現代化作為“第五個現代化”，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具有引領作用。新時代的中國公共管理學必然要回應時代精神呼喚與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在實踐上，必須跟蹤中國與全球公共治理實踐的新趨勢與新變化，服務國家的改革與發展戰略，提出新方案，解決新問題，不斷推進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理論上，必須順應中國與全球公共治理實踐的新趨勢新變化，推動中國公共管理學創新發展，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以及自主知識體系。

發展新成就。公共管理學界自覺反思學科發展邏輯及知識生成路徑，構建中國特色公共管理學及其自主知識體系成為學科發展主旋律。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與“新時代系列教材”之公共管理系列教材建設的實施、公共管理類本科教學指導委員會“新時代公共管理創新教材大系”建設項目的啟動，以及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中國公共管理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重大專項（群）“中國公共管理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研究”等課題的發布等為標志，構建中國特色公共管理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成為學科發展的目標取向。公共管理學者堅持以問題為導向，面向改革開放與中國式現代化以及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偉大實踐，從治國理政的歷史傳統與當代中國公共治理的實踐經驗中提煉標識性概念與原創性理論，力求將“中國之治”升華為“中國之理”，并將黨的國家治理/政府治理的創新理論作為指導思想引入公共管理學的學術體系與話語體系之中。

在數智技術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雙重驅動下，公共管理的研究范式與知識生產方式正在發生轉變。數智化的新浪潮推動了科學研究范式由“第四范式”（數據科學）向“第五范式”（科學智能）邁進；而“融合科學”的新范式以及“開放科學”的實踐運動則進一步推動了學科交叉和知識融合。可以看到，公共部門管理研究經歷了“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公共治理四次主要范式變遷”；公共治理正在經歷從“數字公共治理”到“智能公共治理”（“AI+公共治理”）的范式迭代；知識生產方式正在經歷從“經驗歸納”到“數據驅動”的變革，學科則正從“解釋性學科”向“構造性學科”演進，問題意識正從單純的“治理結果測量”轉向深層的“治理機制生成”，等等。

十年來，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論）經歷了激烈更替，呈現出“新舊交織”景象：實證/經驗研究及量化研究和實驗研究的趨勢不斷加強，圍繞公共政策、數字政府、智慧城市、應急管理和人工智能治理涌現出一大批國家級、省部級和校級的實驗室與數據庫；詮釋學、民族志、扎根研究等自然研究方法（論）或質性研究方法的價值被重估，案例研究方法大行其道；“AI+社會科學”興起，大數據分析、社會計算、數字孿生、大型語言模型、AI科學家一類的數智技術或平臺的應用日益廣泛。而如何避免“精致的平庸”或“精致而無用”的學術產出，實現從“方法崇拜”到“方法自覺”、從“方法驅動”到“問題驅動”、從“工具崇拜”到“方法多元”的轉變仍有待推進。

在數智時代的新場景下，數字政府、智能政務、數字城市（智慧城市）、數據治理、敏捷治理、計算公共政策、計算公共治理、人工智能治理以及技術與政府、科技政策與倫理一類的主題或分支領域成為公共管理研究的焦點和熱點；全球高風險社會或“烏卡時代”的來臨推動了諸如全球治理、應急管理、風險治理、韌性治理、健康與衛生管理、國家安全一類主題的研究；適應中國式現代化以及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發展需要，則拓展或深化了關于黨的全面領導、國家治理現代化、制度基礎與治理效能、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政府與市場和社會關系、公共服務與民生改善、共同富裕與現代化國家、民主治理與公共價值、“大變局”與全球治理、基層治理、城市治理和社會治理等主題領域的研究。總的來看，公共管理學呈現出主動打破壁壘，向外與計算科學、國家安全、區域經濟等領域深度融合，向內回歸政府治理或行政管理核心，夯實學科發展根基的雙向互動態勢。

十年來，公共管理學科結構調整的力度加大，學科體系逐步完善。在2022年9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發布的新版《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中，分設“公共管理學”與“公共管理”，形成學術學位與專業學位并重的格局。二級學科構成則從原有的5個（行政管理、社會保障、土地資源管理、教育經濟與管理、社會醫學與衛生事業管理）擴展為11個，增加了公共政策、應急管理、社會組織管理、數字公共治理、城鄉公共治理、全球治理6個二級學科。原來的“教育經濟與管理”“社會醫學與衛生事業管理”的名稱也更新為“教育政策與管理”“衛生政策與管理”。在學位點設置與建設方面，經過2017年、2020年、2023年三輪學位授權審核，學位點規模擴大，布局趨于合理，學科專業實現內涵式發展。十年間，博士學位授權點從43個增加到71個；公共管理碩士專業學位（MPA）培養單位從200個增加到300余個；到2025年公共管理一級學科學術型碩士點也有250余個。在學科交叉和知識融合的大趨勢與新文科建設大背景之下，許多高校紛紛撤銷或改造舊專業（例如十年中有超過百所高校撤銷了公共事業管理專業），設置新專業、專業方向或微專業，打造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文理滲透、文工結合的交叉學科知識框架，打破學科專業壁壘，建設以新興技術支撐的公共管理類的新文科專業（如“大數據+行政管理”“AI+公共治理”“計算社會科學”“數字治理”等），開設新課程，融入新課程內容，采用新教學方式，探索人才培養新模式。

未來著力點。面向未來，公共管理學科要在新的起點上下大力氣推進中國特色公共管理學及其自主知識體系構建，加快實現研究范式轉變、學科轉型與專業升級。

——充分認識知識生產方式轉變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隨著智能時代的來臨及“AI for Social Science”（AI4SS）等新范式的興起，包括公共管理學在內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主體、范圍、主題和方法以及知識產生方式與知識圖景正在發生深刻改變。公共治理的知識生產正在由傳統人的研究模式轉向人機協同/人機共生模式。公共管理學者必須積極擁抱這種知識生產新范式或知識生成的新路徑，提升公共治理知識生產的質效。

——著力構建中國公共管理學自主知識體系。要以指導思想與方法論為起點，明確中國公共管理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指導思想、價值導向、基本原則和研究方法；以歷史傳統和實踐基礎為依托，闡釋中國公共管理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歷史邏輯；以獨特話語的概括與標識性概念提煉為主要抓手，形成中國公共管理學自主知識體系的范疇表達；以理論體系與主題內容構建為核心任務，推進中國公共管理的主體性、原創性理論體系構建；以知識體系的系統集成與邏輯推演為基本路徑，構建體系化、學理化的公共管理學自主知識體系。

——以解決公共政策與治理的復雜問題為依歸。始終堅持扎根中國大地，強化問題導向。要著力研究和解決國家、地方的重大公共政策與治理中的復雜問題或“棘手問題”，推動我國治國理政傳統的創造性轉化與當代國家治理實踐經驗的總結推廣，更好地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尤其是國家治理及地方治理現代化的重大需求。

——彰顯學科的中國特色與知識體系的自主性。實踐性、經驗性及地方知識是公共管理知識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堅持自主性和原創性，注重基于本土的自主知識創造，彰顯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同時要樹立全球視野，堅持中西對話，文明互鑒，批判借鑒國外公共治理的合理理論和方法成果。既要實現古代治國理政思想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又要完成對西方公共行政理論體系的超越，更要在中國實踐和經驗的基礎上推動理論原創性突破，最終形成既能解釋中國之治和中國經驗又能貢獻于全人類國家治理文明的自主知識體系。

總之，在“5·17”重要講話的指引下，近十年中國公共管理學發展實現了歷史性轉變，構建中國特色公共管理學及其自主知識體系，推動學科的轉型與重構成為主旋律。

作者系廈門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長、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羅浩

新媒體編輯：程可心

如需交流可聯系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