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陽鐘村遺址探秘? 它為研究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提供了珍貴實證

　　202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結果日前在北京揭曉，山西昔陽鐘村遺址成功入選。
這處位于太行山西麓丘陵臺地上的遺址，曾是獨立的區域政治中心。當時，生活在這里的人們與其他政治中心的人群之間，有著密切的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
山西昔陽鐘村遺址，已成為我們探尋夏商時期文明發展進程的重要窗口。

一次勘探，發現夏商時期墓葬
“這其實是個意外的收獲。”談及山西昔陽鐘村遺址的發現，該考古項目現場
負責人曹俊仍難掩激動。
在晉中市昔陽縣樂平鎮鐘村，一塊東依太行山支脈蒙山、西鄰松溪河的土地，被規劃為城市建設用地。
省政府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全省考古工作的意見》（晉政辦發〔2022〕57號）明確提出，各級政府在土地儲備時，對于可能埋藏文物的土地，在專業資質單位依法完成考古調查、勘探、發掘前不得入庫。這正是“先考古，后出讓”保護前置機制的具體體現。而經第二次修訂、已于去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更將這一機制正式上升為法律制度。
依據“先考古，后出讓”的要求，省考古研究院聯合多家單位，對相關地塊開展了系統的考古勘探與發掘工作。
據曹俊回憶，其所在團隊約20人，其中專業技術人員三四名、統籌協調人員兩三名，另有十多位本地農民工，以及當地文物部門的工作人員。
在勘探與發掘過程中，這支團隊發現了夏商時期的墓葬，隨即逐級上報至省文物局。經國家文物局批準后，一場系統性考古發掘于2024年全面展開。
學界震驚，夏代最大墓葬現身
2024至2025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昔陽鐘村遺址持續發掘，共清理出夏商之際的墓葬6座、戰國時期的小型墓葬12座。
從面積來看，這6座夏商之際的墓葬中，最小的僅3.3平方米，最大的則達46.2平方米。面積達46.2平方米的M10墓葬，令學界為之震驚。該墓東西長6—7米、南北寬6.6米、深5.5米。省考古研究院院長范文謙表示，這是目前已知夏時期單體規模最大的墓葬。
山西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院長陳小三教授認為，鐘村遺址的這一發現具有“開天窗”般的突破性意義。“以往，我們僅知道二里頭文化時期最高等級的貴族墓葬面積為3平方米，”他說，“M10的發現表明，以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二里頭文化，很可能還存在規模更大的墓葬。”
二里頭遺址位于河南省洛陽市偃師區二里頭村，被認為是我國最古老王朝——夏朝中晚期的都城所在。
走進M10，仿佛踏入一座精心營建的地下宮殿：墓室四周設有二層臺，西南角與東北角還配有臺階狀步道，北壁則開鑿有壁龕。該墓葬采用“石槨+木槨”的雙重結構，木槨內部并列安放著三具木棺和一個木質長方形器物箱。
使用朱砂，緣何“重男輕女”？
令考古工作者驚喜的遠不止M10的墓葬規模，他們還通過朱砂的使用量，清晰地區分出了墓主人的尊卑等級。
M10為三人合葬墓。位于墓正中的男性骸骨周身遍布朱砂，左側股骨下方還放置有綠松石牌飾；兩側的女性骸骨則僅局部殘留朱砂。“男性骸骨上的朱砂最多，其右側女性骸骨次之，左側女性骸骨最少。”陳小三進一步解釋道。
在M8、M9、M11、M13這4座中型墓葬中，同樣存在骸骨伴有朱砂的情況。就朱砂使用量而言，均呈現男多女少的特征。與M8、M9、M10、M11、M13等墓葬中男性骸骨周身遍布朱砂的情況不同，M15的男性墓主僅局部涂有朱砂。
朱砂是一種主要成分為硫化汞的礦物，既可作為具有鎮靜安神、清熱解毒等功效的中藥材，也常被畫家用作顏料。那么，先民將朱砂撒在墓主身上，究竟有何用途？對此，陳小三指出，考古學的作用在于揭示現象，而非解釋現象。
在考古學界，有觀點認為朱砂在當時是身份等級的象征，其使用量直接對應墓主地位的高低。鐘村遺址這批墓葬呈現出“男多女少”的朱砂使用規律，恰好印證了這一觀點。考古工作者通過細致觀察，還得出了一個關于身份尊卑的直觀結論：朱砂涂抹遵循“以右為尊”的規律——二人合葬時男性在右，三人合葬時男性居中，地位較高的女性亦居其右側。
扇貝覆頂，夏商貴族的身份“密碼”
這些身份顯赫的貴族，還以其離世時的獨特裝扮，為后人留下了破解夏商文明格局的珍貴密碼。
M10中，56歲以上的男性墓主，頭頂覆蓋著一枚扇貝。他的左側股骨旁，精致的綠松石牌飾靜靜陪伴，色澤翠郁，工藝精湛。
這并非孤例。在4座中型墓葬中，除M11的男性墓主外，其余男性墓主均隨葬有這樣的扇貝。其中，M9、M13的男性墓主，還額外配有綠松石耳飾。M15的男性墓主隨葬了一件綠松石珠飾，相比之下，女性墓主則無緣享有這等殊榮。
陳小三認為，他們在山西昔陽鐘村遺址發現的扇貝并非直接用作覆面，而更可能是一種頭飾——扇貝下方應附有織物，以織物覆面。
“這一葬俗在同時期的河北省邯鄲市磁縣南城遺址、河南省登封市南洼遺址、我省呂梁市離石區后石村遺址、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朱開溝遺址及河南省鄭州市書院街墓地均有零星發現。”他指出，“但在鐘村墓地，這一葬俗不僅成為普遍現象，而且時代最早，或為此類葬俗的源頭”。
這種獨特的喪葬習俗與文化現象，體現了高等級貴族在等級秩序下的文化倫理表達，也代表了特定人群在特定時段內所遵循的文化制度。
珍稀物品，千里之外的“王室同款”
這些奇異的隨葬品從何而來？當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山東大學、山西大學等科研院校的研究人員將檢測儀器對準這些文物時，一個令人驚嘆的答案逐漸浮出水面：它們全都來自千里之外。
鉛、鍶同位素分析顯示，鐘村出土的綠松石制品，礦源指向東秦嶺地區的洛南辣子崖礦區。而那里，正是夏王朝政治中心二里頭遺址所用綠松石的同一產地。換言之，鐘村貴族佩戴的綠松石牌飾和耳飾，與二里頭王都的頂級權貴的飾品是同款、同源。
墓主頭頂那枚碩大的扇貝，則講述著更遙遠的旅途。經中國科學院海洋研究所鑒定，它極可能是來自黃渤海的蝦夷扇貝。從太行山深處的昔陽，到波濤浩渺的黃渤海，直線距離超過五百公里。在三千多年前，這枚扇貝是如何翻山越嶺來到鐘村的？它或許經過了一雙雙虔誠的手傳遞，或許搭載過獨木舟與馬車，最終安臥于貴族的頭頂，成為他通天徹地的法器。
墓主身上涂滿的殷紅朱砂，同樣藏著“長途旅行”的故事。硫同位素分析表明，這些朱砂極大概率來自湘黔汞礦帶的萬山地區——那是比黃渤海更為遙遠的南方。
陳小三推測，這些珍貴資源并非鐘村一地所能獨自獲取。他說：“以鐘村這樣的政治中心，沒有力量支撐這樣遠距離的貿易。這些資源應該是先匯集到二里頭，再由夏王朝調配或通過某種高級別交流傳到鐘村。”
“鐘村遺址的發現，讓我們得以窺見它與夏王朝之間復雜而緊密的聯系。”范文謙指出，“這一發現證明，在中華文明早期形成階段，即便像鐘村這樣遠離核心都邑的區域政治中心，也受到夏王朝的深刻影響。”
如今，這片沉睡了數千年的遺址已然蘇醒，成為我們窺探夏商文明演進的一扇重要窗口。隨著多學科研究的持續深入，更多關于禮制源流、社會結構與早期國家治理的密碼，正等待被一一破解。而山西昔陽鐘村，也將與二里頭、殷墟等著名遺址一道，共同講述中華文明“多元一體、連成一體”的宏大敘事。 記者 梁耀華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