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長如何培育良好校園法治生態

貴州省從江縣城關第一小學組織學生參加“我是法律小博士”知識競答游戲。 石宏輝 攝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增強全民法治觀念”。《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將“提升依法治教和管理水平”列為重點任務。推動中小學法治建設是服務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重點議題，在實踐中，部分中小學校治理仍面臨育人導向與法治規范的平衡難題，個別學校存在法治建設“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的現象。對中小學校管理者而言，精準破解中小學法治建設梗阻、明晰實踐路徑，是推進學校治理現代化的內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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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知重塑

　　法治認知的工具化偏差是一些校長面臨的主要困境。當前部分校長存在法治認知的工具化偏差，將法治異化為管理強化手段，混淆了“秩序維護”與“權利保障”的價值順位，違背“教育法治以權利保障為原點”的要義。該困境呈現兩類典型形態。其一為權力尋租型，如貴州省貴陽市實驗小學原校長鐘海燕以規范管理為名，在學生入學、校服采購、食堂運營等領域構建利益輸送鏈條，非法收受財物949萬余元，最終因受賄罪、洗錢罪獲刑十一年，這暴露了個別校長將法治程序包裝為權力尋租外衣的認知謬誤。其二為管理越界型，如重慶市梁平區某小學校長對教師體罰學生行為處置失當——體育教師周某因學生播放罵人語音，直接扇其耳光致輕微傷，校長以“教育懲戒自主權”為由未予糾正，最終法院認定該行為構成“毆打他人”，責令警方重新作出處罰，凸顯校長混淆“懲戒權”與“傷害權”的認知缺陷。

　　要擺脫此困境，校長需構建起“法理—案例—政策”三維認知提升體系。其一，構建法理深度浸潤體系，可聯合高校教育法學專業開發“教育權的法理基礎”“懲戒權的權力屬性與邊界”等模塊化課程，以“法理闡釋+條款解讀”模式解析相關法律的核心條款，加深校長對法律的深入理解。其二，建立“標桿—警示”雙軌案例庫，提煉“民主參與+合法性審查”的治理經驗，明確“違紀罰款”“體罰懲戒”等12類觸碰法律紅線的行為，通過法理復盤強化其底線認知。其三，推行政策解讀常態化機制，聯合教育行政部門與司法機關，每季度聚焦《未成年人學校保護規定》等法規及典型行政復議案例，解讀政策背后的法理邏輯，將抽象要求轉化為“評優公示7日”“懲戒前書面告知”等具象化操作規范，幫助其對政策形成正確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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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鍛造

　　當前，部分校長處于“知法不會用”的困境，存在對《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試行）》（以下簡稱《懲戒規則》）中“一般懲戒”與“較重懲戒”的適用場景、程序要求界定模糊的問題，這一問題根源在于培訓體系缺乏“情境化法律推理”訓練，違背了“治理能力=知識儲備+實踐轉化”的能力構成理論。

　　該困境在三類場景中尤為突出。一是懲戒邊界判定失當。某校長對“學生攜帶管制刀具”事件僅作口頭警告，被教育部門約談。二是校園傷害責任劃分混亂，如某校長在學生課間追逐致傷后，未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相關條款，核實“是否盡到安全巡查義務”等關鍵事實，盲目承諾“學校全賠”，引發資金糾紛。三是家校糾紛應對失策，如重慶市武隆區某農村校長面對家長質疑“教師罰站是否合規”，無法清晰援引《懲戒規則》第八條相關規定，導致矛盾升級。

　　因此，校長需要不斷提升依法治校的實踐能力。一是構建分層分類情境實訓體系，依據治理風險頻次與復雜度，設置“基礎（遲到、課堂違紀）—中度（家校糾紛、體罰投訴）—重度（校園傷害、群體性事件）”三級場景，通過角色扮演、專業點評等方式，提升校長的懲戒類型匹配、權責劃分等核心技能。二是強化法律論證能力訓練，引入“大前提（法律依據）—小前提（事實認定）—結論（處置方案）”的法律三段論思維，推行《校長法治決策記錄表》備案制度，倒逼決策邏輯規范化。三是建立“法律顧問+法治副校長”雙軌專業支撐機制，可依據《中小學法治副校長聘任與管理辦法》，明確法律顧問負責校規、研學協議等合法性審查并出具書面意見，如法治副校長定期到校履職，深度參與糾紛調解與教師法治培訓，提升學校依法治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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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制優化

　　目前，一些學校在管理中存在“制度制定與執行脫節”“監督與考核缺位”的問題，部分學校教育懲戒細則淪為“墻上制度”，部分校長因法治考核權重不足刻意簡化法定流程，這與“激勵相容”治理理論中“合規激勵>違規收益”的要求相悖。

　　要破解這一問題，需搭建“立法—執法—監督—考核”全鏈條體系。其一，規范校內法治制度生成流程，依據《全面推進依法治校實施綱要》，實行校規“民主審議（教代會、家委會參與）—合法性審查（法律顧問把關）—備案公示（報教育行政部門及師生公示）”三審制，每學年開展校規“合法性體檢”，清理與上位法沖突的條款。其二，建立多元協同監督機制，成立由學校黨組織、教師代表、家長代表、法治副校長組成的法治監督委員會，履行“事前審查重大決策—事中抽查執行流程—事后評估治理成效”職責，形成《法治治理監督報告》并公示。其三，完善量化考核激勵機制，將依法治校能力納入校長績效考核核心指標，權重應結合具體情況進行要求，細化為培訓參與率、糾紛化解合規率、師生法治滿意度等二級指標，考核結果與評優晉升、績效分配直接掛鉤，對不合格者實施暫緩晉升、專項培訓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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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協同

　　在辦學實踐中，僅靠校長“單一治理”模式難以支撐法治建設向縱深推進。校長“單一治理”模式容易導致“校內執行偏差、家校認知分歧、校外資源匱乏”的困境，違背“學校治理是多元主體協同過程”的理論內涵，容易導致教師法治執行存在偏差、家長對學校懲戒措施認知分歧、農村學校專業法治資源匱乏、治理支撐不足等問題。

　　要化解此問題，需依據《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中“健全學校家庭社會協同育人機制”的要求，培育多元聯動的校園法治生態：一是搭建校內四級協同網絡，明確校長主導、黨組織政治把關、年級法治骨干調解簡易糾紛、學生法治觀察員反饋意見的權責體系，形成民主參與的治理格局；二是凝聚家校法治共識，每學期開展家長法治課堂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等法律，對學生嚴重違紀、重大收費等事項召開聽證會，消解家校認知分歧；三是構建校地法治共建聯盟，與屬地法院、檢察院、派出所、社區簽訂合作協議，通過模擬法庭、未成年人司法保護講座、校園安全防控指導、法治宣傳場地共享等形式，整合專業資源形成校外治理合力。

　　（作者楊聚鵬系陜西師范大學教授、李鴻鑫系陜西師范大學助理研究員）

《中國教育報》2026年05月08日 第06版

作者：楊聚鵬 李鴻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