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市場對中東事件的關注,正從油價本身轉向經濟影響。全球貿易周期與經濟周期脫鉤背景下,我國出口會否再超預期,哪些領域表現更強?本文供參考。
韌性來源:AI革命令全球貿易環境比經濟景氣更有韌性,油價受益行業或也支撐出口。
在2024年之前,全球貿易周期與經濟周期基本同步,顯示“海外經濟影響我國出口”的邏輯。數據上反映為“海外工業生產”與“海外生產資料進口”走勢基本一致、“海外消費需求”與“海外消費品進口”走勢基本接近、以及“海外生產資料進口”與“海外消費品進口”走勢基本接近的“三重穩定關系”,也是市場基于海外經濟跟蹤我國出口的基礎。
2024年以來,AI革命正令貿易周期與經濟周期脫鉤,并成為中國出口持續超預期的重要貢獻項。2024年以來,發達經濟體生產回升幅度較小,但生產資料進口出現“超額增長”,令上述穩定關系被打破;AI革命帶動生產資料需求增加,令貿易周期與海外經濟周期脫鉤;該過程也加速新興國家工業化與城鎮化,也是我國對新興經濟體出口走強的關鍵原因。
關稅令海外消費品進口與消費脫鉤,或也將緩和海外衰退對我國出口的直接沖擊;高油價也利好能源轉型與消費品出口。相對于消費需求,美國消費品進口因關稅沖擊而“超額下行”;后續即使高油價令海外消費走弱,關稅影響消退或帶動進口回升;高油價也利好我國消費品出口替代,尤其是在海外生產受沖擊幅度大于我國背景下,東盟已出現類似跡象。
新的風險:中東事件或加劇出口“結構分化”,部分前期表現較強的中游出口面臨壓力。
本輪油價飆漲與以往經驗不同,其影響不能線性解讀。不同于俄烏沖突后原油供給快速恢復的情形,中東事件對能源供給的影響更復雜;油價飆升前原油庫存處于歷史性低位,多數經濟體石油儲備可用天數約100-200天,均意味著庫存緩沖效果比歷史規律更弱,高油價的影響或更大;每一輪事件性沖擊后,即使出口總量表現韌性,結構分化也都會加劇。
高油價沖擊海外生產,或拖累部分前期表現最強的中游出口。中東事件沖擊海外經濟體生產,并加劇結構分化;對原油敏感度相對較低的行業受影響或有限,譬如消費品與資本品,但中間品為主的石化鏈生產或大幅下滑,歐盟東盟均有歷史經驗可循;海外生產走弱或拖累我國生產資料出口,包括機械設備、化學品、礦物金屬等2025年表現較強的中游領域。
中東事件也會擾動對中東出口,結構上也呈現生產資料與部分消費品出口偏弱,能源轉型與AI出口偏強的分化格局。航運受阻影響對中東出口,測算拖累總出口3個百分點左右;出口結構分化也會加劇,機械設備、化學品、橡膠塑料等中游出口增速已處于負增長區間,能源轉型類商品(新三樣、電氣設備)、AI出口(集成電路等)等增速保持在10%以上。
出口展望:總量韌性或類似2025年,但結構表現或完全不同。
AI革命與美歐消費品進口補庫周期,或對沖中東事件對出口的沖擊,但加劇結構分化。測算中東事件或沖擊總出口3-7個百分點,結構上或呈現生產資料走弱,能源轉型類商品、部分消費品出口改善的跡象;AI革命或支撐總出口9個百分點,但會加劇結構分化;高油價或令美歐消費走弱,但消費品進口回補關稅導致的庫存不足,或緩和我國出口風險。
上述敘事存在兩個“不確定性”:AI景氣的下行風險與非洲景氣的上行可能。AI敘事若被證偽,或影響上文討論的出口韌性;從美國AI廠房投資見頂、設備“過度投資”等領先指標看,該風險有小概率發生;海外生產走弱利好我國在新興市場份額提升,以及商品牛市促進非洲需求(金屬價格領先非洲進口半年-1年),或是我國出口另外的支撐力量。
AI革命貢獻的出口韌性,并不意味著穩增長政策力度會因出口強而退坡;AI進口也會增加、凈出口反而下滑。若全年出口韌性最終是由AI出口貢獻的,此情況下,AI進口也會大幅走強;由于AI進口占比高于AI出口,會導致總進口增速上升幅度大于出口,凈出口反而會有所下滑;因此,這種情況下的出口走強,或并不意味著穩增長政策力度會退坡。
市場對中東事件的關注,正從油價本身轉向經濟影響。全球貿易周期與經濟周期脫鉤背景下,我國出口會否再超預期,哪些領域表現更強?本文供參考。
正文
1.韌性來源:AI重構貿易周期、油價受益行業
1.1 AI革命正在令全球貿易周期與經濟周期脫鉤
2024年以來,發達國家經濟周期與貿易周期在逐步“脫鉤”;相較經濟景氣,發達國家生產資料進口出現“超額增長”。在2024年之前,全球貿易周期與經濟周期走勢基本同步,數據上反映為海外工業生產與生產資料進口走勢基本一致、海外消費需求與消費品進口走勢基本接近、以及生產資料進口與消費品進口走勢基本接近的“三重穩定關系”,顯示“經濟周期帶動貿易周期”的邏輯;但2024年以來,發達經濟體工業生產溫和恢復背景下(2026年升至0.3%),生產資料進口增速卻大幅沖高至8.6%、出現“超額增長”,消費品進口增速則回落至-13.9%,出現史上罕見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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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歐生產資料超額進口均是源于AI革命,AI類進口大幅增長;剔除AI影響后并未出現超額進口行為。從美國生產資料進口大類看,2024年以來中間品進口增速持續下行,一度跌至-20%左右,但資本貨物進口增速沖高至20%以上,美國設備投資表現也持續好于工業生產;從細分行業看,2024年至今美國進口增速上升幅度最大的行業為數據處理設備、電信設備、半導體,分別貢獻總資本貨物進口10、2.2、1.1個百分點,均為AI相關領域,若剔除AI進口,美國生產資料進口增速并未走強;歐盟生產資料進口走強的商品也主要集中于AI領域,譬如集成電路、數據處理設備、半導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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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達國家AI產品超額進口,也在通過拉動東盟出口的方式、加速新興國家工業化,進而拉動我國對新興市場出口;若剔除AI出口,東盟出口并未走強。從美國AI相關產品進口結構來看,2024年以來進口高增主要源于自中國臺灣和東盟進口,這也受到美國對中國大陸加征對等關稅后的“替代效應”影響;在此過程中,東盟出口增速持續上升至20%以上,并拉動東盟工業生產增速上升至目前接近10%的較高水平,相應驅動我國對東盟生產資料出口持續走強;若剔除AI出口,同期東盟出口增速并未走強,而是整體保持在0%~5%的較低水平,工業化速度也會明顯慢于當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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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AI出口也明顯走強,已在貢獻2026年一季度出口再度“超預期”。2026年一季度,AI相關產品出口增速(春節調整,下同)較2025年四季度回升28.1個百分點至40.2%,是支撐總出口的最關鍵力量;同期我國總出口增速回升13.4個百分點至17.1%,若剔除AI商品的影響,總出口增速僅回升6.3個百分點至9.8%;占比方面,我國AI相關產品占總出口比例已提高至21.7%。結構上,存儲芯片、自動數據處理設備零附件為AI出口的主要支撐,同期分別拉動總體AI出口增長19.8、7.7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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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AI革命正令貿易周期與經濟周期脫鉤,并成為中國出口持續超預期的重要貢獻項。影響機制包括兩類,一是發達國家AI需求增加,直接拉動我國對發達國家AI出口。二是AI革命帶動發達國家生產資料“超額進口”,加速了新興國家工業化進程,以“東盟出口走強-工業生產改善-拉動我國生產資料出口”的傳導鏈條,支撐我國對新興國家出口、總出口持續超預期;反映在我國出口數據中,2025年,我國消費品出口增速大幅下行,但總體出口仍保持高增長,主因生產資料出口大幅走強,恰恰與AI革命驅動發達國家“超額進口”有直接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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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油價受益:能源轉型出口、消費品階段性“供給替代”
油價飆升利好我國能源轉型類出口,包括新三樣和電力設備;本輪能源轉型類出口國別范圍或比2022年俄烏沖突時更廣泛。2022年俄烏沖突期間,我國對歐英能源轉型類商品出口增速沖高至60%~80%的較高水平,同期非能源轉型類生產資料出口增速下行至負增長,充分顯示油價飆升對能源轉型類出口的提振效果;但從區域來看,2022年俄烏沖突主要影響歐洲經濟,我國對非歐經濟體能源轉型類出口并未走強;而本輪中東事件不僅影響歐洲,也影響亞洲經濟體,亞洲經濟體或重現2022年歐洲能源轉型現象,東盟能源轉型類進口占比(6%左右)也較低,上述商品我國出口空間較大;能源轉型類商品占總出口8.4%,若重現2022年高增長,對我國總出口影響不容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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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價沖擊海外生產,階段性利好我國消費品出口替代,3月以來東盟已呈現類似跡象。我國最典型的“供給替代”效應發生在2020年,二季度后海外生產因疫情大幅下滑,我國生產強勁恢復,帶動我國消費品出口超額增長;4月至8月,消費品出口相較其他商品額外沖高6個百分點;拉長時間維度看,消費品“供給替代”效應依然成立,數據上我國生產相對優勢與消費品超額增長呈現明顯正相關關系,2022年俄烏沖突期間也出現類似現象;2026年3月,越南生產增速下滑6.0個百分點至8.5%,是2024年以來最大單月下滑幅度,或預示我國消費品出口將再度呈現“供給替代”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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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價飆升雖也會拖累海外消費,但影響存在時滯;關稅令海外消費品進口與消費脫鉤,或也將緩和海外衰退對我國出口的直接沖擊。高油價或令海外消費走弱,但影響存在時滯。2022年歐盟石化鏈生產增速2月開始下行,消費品進口增速直到8月才走弱,這意味著消費品“供給替代”效應或能延續不短的時間;另一方面,與2022年不同的是,受關稅政策等因素導致的過度去庫存影響,當前美國消費品進口明顯不足,甚至弱于消費需求27個百分點;從歷史規律看,進口始終圍繞需求波動,反映庫存周期的影響。這意味著未來美國消費品進口端或存在較大的補庫存動機,歐盟也有類似現象;后續或出現油價導致美歐消費走弱,但消費品進口回升的格局,也利好我國消費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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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的風險:中東事件或加劇出口“結構分化”
2.1 本輪油價飆漲與以往經驗不同,不能線性解讀
不同于俄烏沖突,中東事件導致的油價飆升還面臨“斷供”問題,且油價飆升前原油庫存處于歷史性低位。俄烏沖突時,俄羅斯原油產量雖一度下滑近100萬桶/日,但在2022年三季度后逐漸恢復正常,原油出口也通過轉運或者被中國消化,“斷供”問題并不明顯,油價飆升更多源于轉運成本與市場預期擾動,期現貨價格并未分化;本輪美伊沖突,出現了罕見的現貨價持續高于期貨價的情況,反映“實際供給短缺”;且本輪美伊沖突前,OECD原油庫存(40億桶左右)處于2003年以來最低水平,多數亞歐經濟體的石油儲備可用天數約100-200天;EIA戰略原油儲備經過俄烏沖突消耗后,目前僅4.15億桶、為1985年以來最低水平,均意味著庫存緩沖效果比以往經驗更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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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輪事件性沖擊后,即使出口總量表現韌性,結構分化也都會加劇。回顧近十年出口表現,每一輪事件性沖擊發生后,即使事后來看對總出口的影響相對有限,但結構分化均會加劇,包括2018-2019年中美貿易摩擦、2021-2022年“雙碳”與俄烏沖突等。尤其是2025年美國加征“對等關稅”后,雖然總出口增速保持5%~6%的較高中樞水平,但行業分化明顯加劇;消費品出口增速在2025年8月后一度陷入負增長(-3.2%),而中間品、資本品出口增速同期分別大幅上升至1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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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高油價沖擊海外生產,或影響前期表現最強的中游出口
中東事件或沖擊海外經濟體石化鏈生產,并加劇生產結構分化,歐盟東盟均有歷史經驗可循。以俄烏沖突期間為例,2022年油價大幅飆升后,歐盟中間品、石化鏈行業生產增速明顯下行至-5%~-10%區間,但消費品、資本貨物生產增速則明顯上升至5%以上,總體生產增速保持在2.5%的穩定水平;同期東盟石化鏈行業生產也大幅下滑至-10%~-20%,包括紡織品、化學品、橡膠塑料等,但總體生產增速反而一度沖高至20%,主因電氣設備等能源轉型類商品、消費品生產改善;至于2022年四季度后歐盟東盟生產明顯走弱,并非是油價飆升導致海外需求衰退的影響,而是海外疫情防控放開后,發達經濟體開始去化前期累高的庫存,同期發達經濟體消費并未下行,只是進口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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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東盟生產走弱或拖累我國生產資料出口,包括機械設備、化學品、礦物金屬等2025年表現較強的中游領域。俄烏沖突期間,雖然歐盟整體工業生產保持韌性,但中間品生產大幅走弱,拖累我國生產資料出口,其中礦物金屬、機械設備、化學品、橡膠塑料等對歐洲出口均回落20-40個百分點;上述現象或源于歐盟對中國生產資料的需求是結構性的(對中國進口依賴度僅8.5%),更多集中在中間品環節。其資本品(機械設備等)、消費品(汽車等)等傳統優勢產業擁有自主產業鏈,對中國生產資料進口需求有限;東盟方面,我國生產資料出口則與其整體生產相關性更高,也源于東盟自主產業鏈較薄弱、對我國生產資料需求較高,東盟對中國進口依賴度在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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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事件也會擾動對中東出口,拖累總出口3個百分點左右;結構上也呈現生產資料與部分消費品出口偏弱,能源轉型與AI出口偏強的分化格局。全球集裝箱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占比在3%左右,這意味著,如果海峽持續封閉,短期對我國出口的直接沖擊在3個百分點左右;3月以來,我國對中東出口也已經出現明顯下滑態勢,拖累3月總出口下行2.6個百分點,與上述沖擊幅度近似;出口結構分化也非常明顯,機械設備、化學品、橡膠塑料等中游出口增速處于負增長區間,能源轉型類商品(新三樣、電氣設備)、AI出口(集成電路等)等增速保持在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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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口展望:總量韌性或似去年,結構分化加劇
3.1 AI革命與美歐進口周期,或對沖中東事件對出口的沖擊
綜合上文,油價飆升或沖擊總出口3-7個百分點,結構上或呈現生產資料走弱,能源轉型類商品、部分消費品出口改善的分化跡象。綜合上文,油價飆升對出口的影響同時存在利好和利空,利空是沖擊海外生產、拖累我國生產資料出口,航運受阻也會構成影響。利好是能源轉型類出口改善,消費品或出現階段性“出口替代”;若油價保持120美元/桶高位,測算對總出口沖擊為3.7個百分點,其中生產資料出口或回落5.2個百分點,能源轉型類出口或改善13.9個百分點,消費品出口或改善0.6個百分點;若油價未來沖高至150美元/桶以上,則對總出口沖擊幅度或達到5-7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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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出口重構發達國家進口周期,體量上可對沖中東事件對出口的沖擊,但也是加劇結構分化的結論。據上文,AI革命對我國出口的影響包括兩方面,一是直接拉動我國AI出口走強,一季度AI出口額外貢獻總出口上升7.0個百分點,二是通過帶動發達國家生產資料“超額進口”、拉動新興國家工業化提速,進而拉動我國對新興國家生產資料出口,一季度對東盟出口額外貢獻總出口上升2.2個百分點;綜合分析,AI革命對總出口的額外拉動達9.2個百分點,大于中東事件對出口的沖擊;但此情景下的出口改善主要集中于AI出口、能源轉型類出口、消費品出口等,其他領域出口預計承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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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于消費需求,美歐消費品進口明顯不足;歷史上此組合下會出現消費走弱但進口仍上升的格局,或緩和未來海外消費衰退對我國出口的沖擊。目前市場對于出口研判的最大誤區是用海外基本面變化直接映射我國出口,認為海外消費需求衰退必然會導致我國出口走弱,隱含假設是海外消費、海外進口、我國出口三者表現是同步的;但觀察數據會發現,近年來美歐經常出現消費弱、進口好,或者消費好、進口弱的分化格局,主因海外庫存周期波動加大;當美歐進口低于消費需求、進口端庫存偏低時,往往會觸發后續進口增速回升(補庫)、彌補與需求的缺口,即使這時消費是走弱的,典型時期如2023-2024年;當前美國消費品進口明顯低于消費需求,比2023-2024年更明顯,歐盟也呈現類似現象。或意味著,即使后續美歐消費衰退,但對我國出口沖擊并不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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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其他影響:兩個“不確定性”與市場政策預期的“誤區”
我國在新興市場份額提升,以及商品牛市對非洲需求的促進,或是我國出口另外的支撐力量。我國在新興市場份額快速提升,已接近歐盟水平(17%左右)。本輪油價飆升對歐盟東盟的生產影響大于我國,加之我國“一帶一路”政策與新興市場的合作關系,我國出口或再度呈現“替代效應”,拉動我國在新興市場份額繼續上升;另一方面,近兩年中國以及全球資金加速投資非洲,尤其是礦物金屬相關領域。相應的,以有色為代表的商品牛市刺激了非洲經濟,疊加我們此前強調的非洲城鎮化提速、年輕人占比提升帶動人口紅利釋放等邏輯,共同帶動非洲進口走強;數據上金屬價格指數也穩定領先非洲進口1年,2025年大宗牛市或貢獻2026年非洲進口再度回升,拉動我國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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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敘事若被證偽,或影響上文討論的出口韌性;從領先指標來看,該潛在風險或有小概率發生。當前AI敘事面臨三個宏觀層面的潛在風險,一是美國數據中心廠房投資增速已在2024年見頂、2025年以來持續回落,支撐當前美國AI投資的主要是設備投資。但展望未來,在廠房投資已見頂的情況下,產能投資的增長空間也存疑;二是相較于半導體銷售額,美國信息設備也已出現一定程度上“過度投資”的問題。對比歷輪科技周期,當前半導體銷售額仍低于歷史周期峰值,但信息設備投資已超出歷史周期峰值;三是海外能源問題若影響到后續工業用電,或也影響AI相關產業經營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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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革命貢獻的出口韌性,并不意味著穩增長政策力度會因出口強而退坡;AI進口也會增加、凈出口反而下滑。一季度,AI革命拉動出口增速走強,但凈出口對GDP同比貢獻卻較2025年四季度下滑0.6個百分點至0.8個百分點,為2024年下半年以來最低水平,主因進口增速大幅上升至22.7%、超過出口增速(14.7%);結構上,AI出口與進口增速沖高幅度接近,分別較2025年四季度回升28.1、26.1個百分點至40.2%、34.3%。但由于AI進口在總進口中占比(28.4%)高于AI出口(21.7%),因此整體進口上升幅度更大;這意味著,即使AI革命令出口韌性延續,也需要政策加碼穩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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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預計中東事件沖擊下總出口仍保持韌性、與2025年關稅沖擊后出口韌性類似;但結構分化或加劇、甚至表現反轉,后續變化可詳見“出口結構景氣”數據庫。綜合上文,中東事件對的出口的沖擊在3-7個百分點左右,AI革命拉動出口9-10個百分點,疊加美歐消費品進口端補庫存、大宗商品領先指標指向非洲需求有望繼續改善等邏輯,全年出口預計保持韌性;但結構分化或明顯加劇,2025年表現較強的中游出口中,AI出口、能源轉型類出口預計有望進一步走強,但礦物金屬、機械設備、化學品等出口或有所回落,2025年表現最弱的下游消費品出口,未來則有望邊際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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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研究,本文得到如下結論:
2026年出口或重演2025年情境,海外事件沖擊、市場預期偏弱背景下,全年出口或仍將“超預期”。AI革命正在重塑發達經濟體進口周期,并加速新興經濟體工業化,上述邏輯均將對我國出口形成支撐,幅度上或大于中東事件對出口的拖累;疊加發達經濟體消費品進口被“低估”、非洲等新興市場高景氣,我國出口下行風險或可控。
雖然總量出口保持韌性,但結構分化或明顯加劇,與2025年出口結構表現或完全不同。國別視角看,對美國、非洲等出口或邊際改善,對歐盟、東盟、中東等出口或有所走弱;商品視角看:AI類商品、能源轉型類商品出口有望保持高增,消費品出口或也出現階段性“供給替代”,但生產資料如機械設備、礦物金屬、化學品出口或走弱。
無需因為強勁出口而擔心穩增長政策會退坡,AI驅動的出口高增更需要政策加碼。若全年出口韌性最終是由AI出口貢獻導致的,這種情況下,AI進口也會大幅走強,拉動進口上升;由于AI進口占比高于AI出口,會導致總進口增速上升幅度大于出口,凈出口反而會有所下滑;因此,這種情況下的出口走強,并不意味著政策力度會退坡。
本文來源:申萬宏源宏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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