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政壇，堪稱一本《死亡筆記》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常洛聞】

2026年5月6日凌晨，首爾高等法院部長判事（法官）申宗旿被發現死在法院大樓附近的花壇里。警方從他口袋中取出一封手寫遺書，上面只有一句簡短的話——“對不起，我自行離開”，沒有提及任何人名，也沒有提及他八天前剛剛作出的那個備受關注的判決：

4月28日，申宗旿法官作為二審主審，認定前總統尹錫悅的夫人金建希操縱股價與斡旋受賄罪名成立，將一審的一年八個月刑期加碼至四年，并處罰金5000萬韓元。

申法官名字中的旿字，本意是光明，結果卻在他做出關鍵判決后、社會爭論還在升溫的第八天，迎來了一個黑暗的結局。韓國警方初步的結論是“無犯罪嫌疑”，調查方向指向墜樓。

申宗旿只是韓國政壇“生死簿”上最新一個被劃掉的有名有姓的人。甚至可以說，韓國民主化運動之后，政治斗爭“尸山血海”的程度，絲毫不遜于軍政獨裁時期。

金建希首案二審現場，圖中間者為申宗旿視頻截圖

在這本沒有頁碼的冊子里，每一個被寫上名字的人都曾在某個關鍵的時刻、以某種關鍵的身份，卷入了政治絞殺——而他們的共同命運是：死亡成了終極工具，他們在法律上需要承擔的是非對錯也隨之煙消云散，但相對的，對于事實的敘述權也被永久地褫奪了。

比如李在明總統的當選之路，在疑云之下似乎也同樣鋪滿了尸體。

2021年12月，前城南城市開發公社開發事業本部長尹韓吉，開發一處處長金文基，在因大莊洞案接受調查期間，分別被發現死于家中和公司辦公室，兩起死亡至今未能讓外界完全消除疑慮。

2026年4月，一名正在接受“調查操縱”議會調查的大莊洞案檢察官自殺未遂，據稱他曾對身邊人說“?? ???? ?? ????”。這句話直譯為“（我是）活著的警察、死了的檢察官”，暗示著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良心、法律、輿論之間的矛盾何其尖銳。

2022年1月，一名舉報時任總統候選人李在明“律師費腐敗疑云”的核心人員被發現死亡。韓國國立科學搜查研究院的尸檢結論是“心臟病突發”。但保守黨稱之為“離奇死亡”，李在明方面則堅決否認與之有任何關聯。

從案件發生那一刻起，韓國朝野之間就已經各自自動生成了一套腳本——“殺人滅口”與“血口噴人”的罵戰如約而至，法醫學的結論則被徹底無視。“疑罪從無”、“人死案銷”讓逝者從障礙變成了臺階，鋪墊著李在明一路涉險過關，最終問鼎總統大位。

圍繞尹錫悅金建希夫婦，“死簿”上的名字更加密密麻麻。

2025年7月，前京畿道議員崔虎因涉及尹錫悅夫婦介入黨內公薦案接受檢方調查，隨后被發現死于平澤市一座山中。家屬凌晨2時報警失蹤，警方3時發現尸體，現場沒有遺書。他被各方普遍認為是能將尹錫悅夫婦與“干預選舉罪”掛鉤的關鍵證人。保守陣營稱之為“自盡”，進步陣營稱之為政治暗殺式滅口。

2025年10月，一名正接受“金建希特別檢察組”調查的公務員楊平郡被發現在家中身亡。

再往前，2024年，一名調查金建希“名牌包收受”事件的反腐官員在家中自殺。

韓國國民力量黨前京畿道議會議員崔虎

這些個案的死亡細節各不相同，但每一個都在死亡的那一刻，完成了同一件事——他們帶走了原本可以在法庭上用來質證、盤問、記錄的證言，使案件只能在眾說紛紜中戛然而止，最終不了了之。

因為生死事大，所以死里逃生就有了天然的正義性，甚至神圣性。

2024年1月2日，當時還在準備競選的李在明在釜山考察時被襲擊者用兇器刺中左頸部，頸靜脈受傷，最后大難不死。事件發生后，極右翼YouTube頻道立即開始傳播“自導自演”說，一些YouTuber聲稱兇器可能只是手機殼或裁紙刀，X平臺上也有用戶拿襲擊者帽子上的口號做文章，試圖證明這是一場由民主黨人策劃的苦肉計。

這些陰謀論在右翼頻道中大量擴散，“以死作戲論”大大破壞了保守黨的道德光環，一度迫使李在明的政治對手韓東勛和前人民力量黨黨首李俊錫不得不站出來公開斥責這些言論“非常可恥”，并要求支持者停止傳播。

2024年1月，李在明在釜山遇襲韓聯社

2026年1月，此案被韓國政府正式定性為“恐怖主義襲擊”，這是韓國自2016年頒布《反恐法》以來首次對國內事件適用該法。同一樁政治謀殺未遂案，在生死這個最高的準則下，各方達成了一致的判決。但也是案件在發生的那一刻，兩套互相排斥的陰謀論體系就已經分別根據案情，生成了各自版本的“真相”，在同一個社會里擾攘。

韓國的政治人物卷入漩渦后，一旦死去，他本人便從活生生的證人變成了可供任意解讀的符號。而韓國法律體系對這一切的回應，是一套表面客觀中立、實則從根基上封死了追問空間的制度安排。

韓國《刑事訴訟法》第328條規定，被告人死亡，法院應以判決駁回公訴。圍繞這一條文，韓國刑事法體系搭建起了五層法理結構，每一層都在為清算式死亡運行提供制度性潤滑。

其一，罪責自負原則。韓國刑法的基石之一是“??? ???（責任的個別性）”，即刑罰的對象只能是實施犯罪的個人本人，不得株連或轉嫁他人。被告人一旦死亡，刑罰的直接承受體便不復存在，國家對其本人的求刑權在客觀上失去了指向對象。 其二，刑罰目的的根本落空。韓國刑法理論將刑罰目的分為應報、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三層結構。被告人死后，所有三層目的全部喪失賴以實現的對象——應報不可能對一具遺體施加精神痛苦，一般預防的效果不因秘密處死而有任何增益，特別預防所追求的再社會化在對象已不存在的條件下更是無從談起。 其三，訴訟經濟的功能考量。如果允許在被告人死后繼續推進訴訟程序，司法資源將被消耗在既無法作出實體判決、也無法執行刑罰的儀式性流程中，徒增公益負擔。 其四，人格權的民法折射。韓國民法承繼了“權利能力始于出生、終于死亡”的傳統表述，死亡終止了人作為法律關系主體的資格，被告人主體一旦喪失，訴訟關系的延續便失去合憲性基礎。 其五，憲法上的正當程序原則。1987年韓國憲法第12條明確將“正當法律程序”納入刑事程序領域，任何在被告人缺席且無法行使防御權的情況下繼續進行的刑事程序，都構成對該原則的嚴重侵犯。

這五層法理邏輯合在一處，構成了一套精密自我閉合的制度安排。如果從單純的學理角度出發，這套設計的立法原意無可指摘：以程序權保障為中心，以國家求刑權的人格依附性為邊界，在當事人死亡的那一刻，宣告國家的刑事追訴職能自動退場。但當這套法條被放置在韓國政治極化的現實中，它所催生出的社會文化反應遠比法理本身復雜得多。

在韓國社會里，“人死罪消”從來不是一個冷冰冰的法律技術用語，而是一種被幾百年的文化心理浸潤過的集體無意識。韓民族情感結構中那層被學者反復書寫的“恨”文化，在政治領域有著極為特殊的變奏——它要求徹底的清算和復仇，不置對手于死地就不能算是勝利。但也默許以自戕作為終極結算，自我了斷應當被視為絕對的終結。

文在寅卸任后，也因涉嫌受賄被起訴

因此，當一個政治人物被推到絕境之后選擇了斷自己，韓國社會在短暫的震驚之后，會迅速啟動一套高度成熟的“哀悼-凈化”程序。死者的罪過被死亡的悲壯感稀釋，政治陣營將其轉化為可以公開追念的悲劇敘事，而追責的聲音則在“死者為大”的文化慣性面前自動壓低音量。盧武鉉跳崖之后，這種文化機制便已經運轉過一輪——他的死被解讀為“以死明志”，調查與追問在他身后被大量消音，留下的是一尊被悲情包裹的政治圖騰。

盧武鉉的名字被寫入死簿的過程，是一場緩慢、浩大、公開、人為的社會工程。從2008年底到2009年初，被保守黨實際控制的韓國檢方對泰光工業會長樸淵次的逃稅、行賄調查不斷發酵，牽出了一條自下而上、貫穿現政權與前政權的腐敗網絡。

2009年4月，盧武鉉承認其妻子權良淑收受了樸淵次提供的100萬美元，但堅稱那并非賄賂；他對樸淵次轉給其侄女婿延哲浩的500萬美元同樣辯稱為“投資”。檢察官懷疑這兩筆共計600萬美元的資金最終流入了盧武鉉本人手中，審查迅速從他的妻子和兒子擴展到其他家人和親信。4月30日，盧武鉉以嫌疑人身份親自前赴首爾大檢察廳接受13小時的高強度問訊，韓國媒體大量披露追查細節，有關他本人可能會被簽發逮捕令的報道很快鋪天蓋地。

連續數周高密度監視、全家人先后被叫去問話，他的律師兼卸任后的密切助手文在寅稱其“已完全精疲力竭，夫婦倆20天無法邁出家門”。而檢方卻遲遲不作出起訴與否的決定，這種利用司法制度故意拖延，后來被社會廣泛批評為持續性的公開羞辱。

5月23日清晨5點21分，盧武鉉在自己住所的電腦上打開文件夾，寫下留給家人的遺書，最后一稿保存于5點44分，標題是“太多人因我而受苦”。約6點14分至17分之間，盧武鉉借點煙支開隨行警衛，縱身躍下。遺書里寫著“不要怪任何人，這是命運。火化我的身體，只在老家立一塊小小的墓碑”，最后的字句至今被韓國社會反復咀嚼。

盧武鉉死后，韓國當時的法務部長官金慶漢當天即宣布對盧武鉉本人的貪腐調查“已經告終”，罪名不可能成立，刑事程序無須繼續——因為公訴權消滅。5月29日，盧武鉉的“人民葬”（保守政府拒絕為盧武鉉舉行國葬）吸引了數以萬計的民眾淚流街頭，進步派悲情敘事就此在民間凝結，是左翼陣營洗脫稚氣的重要轉折點。

此后不到三周，由左翼報紙《韓民族日報》委托韓國調查機構所做的民調便顯示，57.1%的韓國人認為此案是“李明博政府的政治報復”，38.8%的人否認這一判斷。韓民族日報直接在社論中使用“政治謀殺”一詞，憤怒的韓國人把檢察官稱為“殺死英雄的劊子手”。

盧武鉉葬禮（資料圖）

也是從盧武鉉案開始，“死亡＋公訴權消滅＋政治犧牲品敘事”成為了韓國政治的一種極端范式。此后文在寅在回憶錄中將檢方的調查定義為對盧武鉉“政治抹殺”的延伸，而文在寅本人上任總統后啟動檢察改革，也被外界普遍視為體制化的政治復仇。

這種“恩仇必報”的敘事，根植于韓國人的社會文化中，這也使得主動尋求死亡變成了一種不可逆的終極表態，具有天然的道德優勢。比如2020年7月，三連任首爾市長、民主黨總統熱門人選，比當時的京畿道知事李在明風頭強盛許多的樸元淳，在剛剛被前秘書指控長期性騷擾之后便告失聯，次日凌晨遺體在北岳山肅靖門附近被發現。

嫌疑人死亡，公訴權消滅——針對樸元淳本人的強制猥褻與性騷擾指控，在那一刻自動終結。相關陰謀論隨即在社交媒體上瘋狂繁殖，一度有傳言稱樸元淳“并未死亡而被目擊于鄉間市場”，法新社的事實核查標簽徒勞地貼在這些帖子下面，卻從未真正阻止它們在老年保守派的群聊里繼續生長。

韓國大法院最終在民事層面認定樸元淳性騷擾行為屬實，但刑事追責的大門早已在他死亡的那一刻被永久封死。曾經鼓起勇氣提告的受害女性陳述說：“我鼓起勇氣提告、被警方調查了一整夜，而那個傷害我尊嚴的人，卻棄世了。”而在同一個物理空間內，樸元淳的遺屬和支持者們仍在以“名譽恢復”為由，要求法院重新審理民事認定。這兩種聲音并行不悖，誰也無法說服誰，因為死亡已經將雙方需要共享的事實基礎徹底抽走了。

這就是韓國政治人物選擇走上絕路的背景：一個人死了，法律會自動退出；社會文化自動啟動“以死結算”的傳統程序，是非黑白立刻“過期”。陰謀論生態自動將其吸收為各自陣營的彈藥；死者如同被蒸餾一般，永遠活在他人口中。而真相——那個需要在活人的法庭上被交叉質證、被反復打磨才能顯現的東西將被永久鎖在死者的沉默里。有些人需要這樣的沉默，更多人接受這樣的沉默，所有人都無法打破這種沉默，于是就總有人主動制造這種沉默。

2026年5月6日凌晨，申宗旿的名字成了最新的一筆，遺書上的“對不起，我自行離開”成了他作為主審法官留下的最后一行字。它沒有指出任何人，也沒有澄清任何事，但它注定會像之前所有名字一樣，被反復謄抄、轉譯、誤讀，直到下一個名字被寫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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