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六月裁決即將出爐：手機技術只是開始，所有人都在被記錄

至于隱私，幾乎可以說已經成為過去。你的位置歷史掌握在許多科技公司手中。警方和其他政府機構，是否可以強制這些科技公司交出與你有關的信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近日受理了這一問題。法院的裁決，可能對公眾隱私產生廣泛影響。

如果你的位置歷史顯示，你曾出現在某起銀行搶劫案現場周邊1．6公里范圍內，而當時還有數百人也在這一范圍內，你就可能因此成為嫌疑對象，被納入警方為尋找作案者而撒下的大網。

不少人覺得，日益擴張的監控令人不安。但執法部門正在利用這項被稱為“地理圍欄”的技術快速破案，其中也包括一些原本可能無法偵破的案件。

在本周一“查特里訴美國”一案的口頭辯論中，大法官們討論的正是這種取舍：一方面是隱私，另一方面是高效打擊犯罪；同時也涉及，寫于兩個多世紀前的美國憲法，應如何在“老大哥”時代被解釋，以保障公民權利。

2019年，弗吉尼亞州米德洛錫安的“呼叫聯邦信用合作社”發生一起持槍搶劫案。警方一時沒有線索，于是申請到一份“地理圍欄搜查令”，要求谷歌提供案發現場周邊17．5英畝圓形區域內、兩小時時間范圍內所有數字設備的位置歷史記錄。隨后，警方又要求谷歌提供其中3名設備使用者的身份信息，其中包括最終被控犯案的奧凱洛·查特里。

查特里稱，警方使用地理圍欄并強制谷歌披露其位置歷史，侵犯了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賦予他的權利，即免受政府“不合理”搜查。

這一案件也讓一些立場并不相近的機構站到了一起，包括通常被視為偏自由派的美國公民自由聯盟，以及較為保守的司法研究所和卡托研究所。它們認為，當法官簽發搜查令，允許執法部門查閱數十萬條位置記錄，涉及數百甚至數千人，再從中逐步縮小嫌疑人范圍時，這實際上就是“概括式搜查令”的現代版本。

它們援引的歷史背景是，250年前，英國海關官員曾憑借這類搜查令闖入一個城鎮的家家戶戶，搜查走私貨物；而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正是為了禁止這種泛化搜查而設立。

不過，從本周一的庭審情況看，這一論點并未得到太多響應。塞繆爾·阿利托和布雷特·卡瓦諾兩位大法官都提到，地理圍欄對執法具有現實用途。多數大法官很可能會維持這名銀行劫匪的定罪。

目前，執法部門使用地理圍欄必須先取得搜查令。庭審中的大量討論，集中在簽發這類搜查令的標準是否應當更加嚴格。

大法官們也預想到，政府可能濫用地理圍欄技術。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追問：“如果政府想借此查出某一座教堂、某個政治組織里所有人的身份，誰能阻止它？”法院將于6月公布裁決。這一裁決的影響，遠不止于手機技術本身。

事實上，谷歌已經逐步停止存儲位置數據，并宣布今后不再配合執行地理圍欄搜查令。阿利托甚至當庭提出疑問：既然如此，法院為何還要審理這起案件？但現實是，仍有許多其他科技公司在收集位置數據。

車牌識別公司“群鳥安全”已在5000多個社區部署攝像頭，并向49個州的4800家執法機構提供報告。據紐約史泰登島地區檢察官邁克爾·麥克馬洪介紹，車牌識別系統可以更快鎖定偷車嫌疑人，也能提高法庭起訴成功率。

但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反對稱，通過車牌識別系統大規模追蹤每個人的行蹤，已經構成對隱私的侵犯。該組織呼吁制定“明確的監管規則，防止政府以大規模方式追蹤我們的行動”。

和政治中的許多議題一樣，這場爭論中也不乏雙重標準。紐約州、科羅拉多州、伊利諾伊州、馬薩諸塞州和得克薩斯州一些由民主黨主導的城市，正終止與“群鳥安全”的合同，原因是該公司曾與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合作。

從本周一的庭審中，至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無論你去哪里，都應默認自己正在為個人行蹤留下數字記錄和影像記錄。隱私已成過去式。眼下真正的問題，是如何在利用這些技術打擊犯罪的同時，不讓政府借此壓縮個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