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女童失蹤后遇害，總理卻說不出狠話，民眾這回沉默了

當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在周五記者會上首次被問及周四晚愛麗斯泉發生的暴力事件時，他原本完全可以像往常那樣，立刻予以譴責。過去十多年里，政客面對這類問題的標準回應，往往都是先譴責這種行為，譴責一切暴力，然后轉向自己真正想說的話。

但阿爾巴尼斯沒有這么做。他先說：“這讓人心碎。”很明顯，他說的是那名遇害的5歲女孩——如今人們稱她為庫曼賈伊·小寶貝。

接著他說：“這是一個正在承受傷痛的社區。”隨后，他又轉述了原住民事務部長對他說的話，提醒人們“確實有數以百計的人一起參與搜尋這個小女孩”。他表示，希望局面能夠平息。但與其說這是嚴厲斥責，不如說是一種帶著同情的表達：“我們希望看到社區重新團結起來，但我們當然也理解人們的憤怒和挫敗感。”

沒有說出口的話，往往和說出口的一樣重要。小女孩的母親發表聲明，寫道她和兒子“今后余生都將很難在沒有你的世界里活下去”。這句樸素而克制的話，寫出了悲傷在日常生活中漫長而反復的折磨，也讓人看到她失去的是一個多么可愛的孩子。

這句話本身沒有明說，但有力地暗示了一個關鍵事實：原住民兒童的死亡和失蹤，很多時候幾乎不會在國家層面的公共想象中留下痕跡。人權委員會官員凱蒂·基斯表示，她想不起來“什么時候一名原住民兒童失蹤，曾得到執法部門如此緊急的關注”。

還有那些在與警方和監獄系統接觸過程中死亡的30多名原住民兒童——這是自1991年《原住民羈押死亡皇家委員會》提交最終報告以來的統計數字。成年人則更多。就在上周，一份報告確認，2025年新南威爾士州死于羈押中的原住民人數達到有記錄以來最高，為12人。

太多事情就這樣被輕輕掠過。就在3個月前，西澳大利亞還發生了一起涉嫌策劃的恐怖襲擊：有人將裝滿螺絲和鋼珠的炸彈，投向一場有2000多人參加的“入侵日”集會。但這件事幾乎沒有引起多少關注。

你也許會說，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并不擅長面對這些議題。但這么說，其實把問題說反了。更準確的說法是：我們非常擅長不去面對這些議題。我們一遍遍練習，才把這項本領磨得如此純熟。

這個周末，法勒選區或許還會出現另一項“紀錄”：一個國家黨可能首次贏得聯邦眾議院席位。如今，這個政黨主要把矛頭對準穆斯林。

但人們不該忘記，寶琳·漢森早年引發關注的一個重要時刻，是她寫給《昆士蘭時報》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談到原住民時寫道：“政府把金錢、設施和機會都傾斜給他們，只要血管里流著哪怕一點點原住民血統，就能得到這些只有他們才能獲得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你怎么能指望這個族群靠自己振作起來？而這正是種族主義產生的原因。”

這段話也許——在無意之間——是漢森寫過最誠實的話。不是因為它準確，而是因為它真實暴露了她的信念。她承認，種族主義確實存在——但在她看來，原因在于那些族群自身的“問題”，以及那些試圖糾正他們所遭受不公的人。當然，不是那些終其一生試圖靠傳播種族主義來謀取政治利益的人造成了種族主義。

類似的例子還有。就在一周前，這個國家反對黨領袖安格斯·泰勒，照例譴責了澳新軍團日活動中針對“歡迎來到原住民土地”儀式和“承認原住民土地”儀式的噓聲。可緊接著，他又開始為這種情緒背后的邏輯辯護。是的，喝倒彩不對——但他在無人追問的情況下主動補充說，人們為何感到不滿，也是可以理解的。

這里同樣有一句沒有明說、卻被留給聽眾自行領會的話：問題部分出在那些堅持舉行這些儀式的人身上。原住民再一次被歸咎于施加在他們身上的事情。

這是一種低劣的政治操作：一邊譴責一件你知道自己必須譴責的事，一邊又在同一口氣里清楚表明，你對這個問題其實毫無真正信念。

我們并不都是政客。但像我這樣的非原住民澳大利亞人，也有陷入類似虛偽的風險：如果我們為庫曼賈伊·小寶貝之死表達悲痛后，轉身就繼續過自己的生活，對其他死亡視而不見，對那些讓悲劇得以發生的沉默與失職——無論來自政客還是更廣泛的澳大利亞社會——置若罔聞，那么我們并沒有比他們高明多少。

在政治人物爭相談論“社會凝聚力”之際，我們應當記住，早在這個國家第一次面對這一挑戰時，我們就一次次沒能做到最基本的一步：無論承受痛苦的是誰，都以同樣的方式看待他們的苦難。

凱蒂·基斯專員是這樣說的：“我最大的希望是，庫曼賈伊·小寶貝短暫的一生能夠成為一個轉折點——讓這個國家真正以對待任何其他孩子同樣緊迫的方式，去珍視、保護并追尋一名原住民孩子的生命。”這句話里那層安靜卻沉重的言外之意，令人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