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后，重臣為何逼天皇退位？以反共之名，美國如何放日本出籠？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1945年8月28日，美國占領軍先遣隊到達厚木機場，兩天后，麥克阿瑟進入橫濱，在這里建立起美國太平洋陸軍總司令部（以下簡稱盟總）。

9月27日，東久邇拜會麥克阿瑟，報告了該內閣繼續堅持治安維持法、擴充警察隊伍、依靠特高警察監視社會運動以及繼續關押政治犯等政治主張，同時，就戰犯處理問題提出“自主審判”的要求。這些倒行逆施的舉動理所當然地遭到盟總的否定。然而，東久邇內閣冥頑不化，繼續堅持戰時的一切反動政策。

1、“大東亞戰爭調查會”的真相

10月3日，東久邇內閣的內大臣山崎巌(原海軍司令官、警視總監)竟然發表講話稱:

現在，思想警察和思想取締要繼續進行，對進行反皇室宣傳的共產主義者毫不容赦的逮捕，另外，對企圖顛覆政府者也要繼續逮捕，對共產黨員的拘禁要繼續進行，主張政府形態變革和廢除天皇制的所有的共產主義者要以治安維持法予以逮捕。

針對山崎的講話，10月4日，盟總頒布了《關于撤銷限制政治、民事、宗教自由的備忘錄》(又稱《人權指令》)，指令在10月10日前必須釋放一切思想犯、政治犯(當時在押的思想犯、政治犯約3000余人)，廢除《治安維持法》、《思想犯保護法》等16項反動法令。《人權指令》頒布的5天后，東久邇內閣“知趣”地宣布總辭職。

10月9日，日本原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出臺組閣。與此同時，盟總相繼頒發了五大改革指令，并對戰犯嫌疑者予以逮捕收容審查。9月11日，東條英機等39人以“對和平有罪”的嫌疑被逮捕。12月2日，皇族梨本宮守正等59人被收容。接著，又對天皇身邊的重臣近衛文麿、木戶孝一等人發出逮捕指令。盟總宣稱：“天皇制的支柱已被毀壞。”

原本由日本舊政權的政治家所組成的幣原內閣同東久邇內閣在“國體護持”上幾乎沒有什么分歧，為了維護天皇的統治體系，幣原內閣于10月30日通過閣議，成立一個“大東亞戰爭調查會”，目的是“調查戰敗的原因和實相”。

11月5日，閣議做出“關于戰爭責任的件”，內中指出:

大東亞戰爭是鑒于帝國周邊的情勢，而不得已發生的。天皇陛下堅決主張對英美交涉，和平的妥協。關于開戰的決定，作戰計劃的實施，天皇陛下遵從憲法運用中確立的慣例，不能駁回大本營或政府決定的事項。

這就是戰后日本政界一貫堅持的“和平天皇論”的雛形，也是幣原內閣最早為昭和天皇圈定的“結論”。由于這一“結論”迎合了盟總利用天皇、推行美國占領政策的初衷，也與冷戰初期西方營壘對抗共產主義的戰略決策合拍，所以，在當時沒有受到應有的批判，并且一直延續到今天，仍在政界和民間占據有一定的市場。

當然，盟總對幣原內閣的“大東亞戰爭”的稱謂是不滿意的，12月15日，盟總頒發《關于國家神道的指令》，指出“大東亞戰爭”一詞同“國家神道、軍國主義和超國家主義緊密結合”，帶有“美化圣戰”的意味，明令所有公文書中一律禁止使用“大東亞戰爭”的稱謂。這樣，幣原內閣的“大東亞戰爭調查會”才把“大東亞”三個字刪去，改稱“戰爭調查會”，卻繼續進行著帶有主觀意義的各項調查，直到1946年9月才宣布撤銷。

為了“矯正”日本政界的戰爭認識，澄清民眾對戰爭的“模糊認識”，盟總從1945年末開始，強化了“太平洋戰爭史觀”的宣傳力度，并利用NHK廣播連續播放《真相是這樣的》長篇系列報道，把美國人的“太平洋戰爭史觀”灌輸給日本社會的各界民眾。

美國人“太平洋戰爭史觀”的主要觀點圈定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日本對外發動的侵略戰爭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經“七七事變”到最后發動太平洋戰爭，對外的侵略戰爭是連續性的。但是，忽略了日本對臺灣、朝鮮的殖民統治問題。
第二，日本侵略的主要目標是在中國。但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意義未能予以積極的評價。
第三，美國為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做出了“最大貢獻”。但無視中國以及亞洲、太平洋地區諸國的地位及作用。
第四，以軍部為中心的軍國主義者是侵略戰爭的主要責任者，而天皇、宮中派(天皇身邊的重臣)、財界、輿論界等屬于“穩健派”，是軍國主義的“對立勢力”。
第五，強調日本軍國主義者“隱瞞了事實”，“欺瞞了民眾”。

以上，美國人的“太平洋戰爭史觀”盡管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罪惡，抨擊了罪大惡極的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否定了日本對外發動侵略戰爭的種種借口和謬論。

但是，不能不指出的是，這個史觀是站在美國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基礎上，以美國人的價值觀和政治取向來評價這場戰爭，其實質是極力突出美國的歷史地位和“最大貢獻”，無視中國和亞洲抗日戰場的存在，抹殺中國、朝鮮以及東南亞諸國的歷史貢獻，同時又在著意保護天皇和政界官僚、財閥等免受戰爭責任的追究上下了功夫，更無意去清理釀就軍國主義的社會基礎和政治土壤。

它的結果是使本來就不認賬的戰爭責任者(除天皇外，還包括戰爭時期的政界、司法界人物、一部分帝國軍人、財閥、右翼巨頭等)逃脫了法律的追究，更固執地堅持他們的戰爭觀，也在一定程度上沖淡了戰后日本社會各界的戰爭責任意識，誤導了日本國民對被侵略國家、人民的加害責任，并促成崇拜美國、輕視亞洲的戰后日本社會風氣的形成。

曾任美國某新聞機關東京特派員的馬庫·蓋因在當時的日記中這樣寫道:

《真相是這樣的》的連續播放，使我感到困惑，它是政治性的，比如，把那位像有癔病的總理大臣幣原喜重郎描寫成軍國主義的果敢的敵人，(廣播)攻擊的主要目標集中在軍人，卻把天皇、財閥首腦公然地排除在戰爭犯罪人之外。

2、東久邇的“讓天皇退位”論調

東久邇內閣總辭職后不久，東久邇宮稔彥拜會昭和天皇，以本人在戰時曾出任軍司令官，對戰爭有責任為由，要求脫離皇族，并提案請昭和天皇退位。為什么上臺伊始為保護天皇和天皇制而效盡犬馬的東久邇一反常態，竟然要求天皇退位呢?

個中的內情頗為復雜。

有學者分析，在東久邇內閣期間，盟總開始逮捕戰犯嫌疑者，裕仁對東久邇內閣把當年的股肱之士交給美國人心懷悻悻，對內大臣木戶孝一說:

把戰爭責任者引渡給聯合國，真是苦痛難忍，自己一人接受即便退位如何。

9月12日，東久邇向裕仁報告東條英機等39名戰犯嫌疑人被盟總拘捕以及閣議決議時，裕仁表示了強烈的反對意見，稱:

敵方所謂的戰犯嫌疑人，特別是所謂的責任者，都是曾經盡忠盡誠之人，不忍將他們以天皇的名義予以處理，故應再加考慮。

另據天皇近臣木下道雄的記錄，昭和天皇對東久邇的提案十分不滿，稱:

關于退位之事，退位了自己當然輕松，也就不必品味今天這樣的苦境，可是秩父宮患病，高松宮是開戰論者，曾居軍的中樞部，不適宜攝政，三笠宮又年青缺乏經驗，東久邇此次的輕舉特別令人遺憾，東久邇對這些事情一點也沒有考慮。

可見，裕仁與東久邇內閣之間確實產生了一些芥蒂。對于東久邇脫離皇族和昭和退位的兩個提案，昭和天皇予以否決。

當時的《讀賣報知》報道稱:

有許多皇族贊成天皇退位，東久邇是其中之一，總辭職后不久就拜會陛下，請求脫離皇族和提案(天皇)退位，當時，以時機尚不成熟為由沒有采納兩提案。

其實，戰后初期，提出天皇退位論的重臣不只東久邇一人。1945年末，鑒于盟總和社會各界追究戰爭責任的呼聲日高，天皇作為日本政府的最高領導人，作為憲法規定的三軍大元帥，對戰爭負有重大責任是不可推諉的。

于是，天皇的重臣近衛文麿就建議天皇“隱退”或“出家”；內大臣木戶孝一以及宮內府長官田島道治也提出過天皇退位論。

貴族院成員南原繁(東京帝國大學校長)、佐佐木傯一(京都大學教授)，原文部大臣安倍能成，樞密院議長平沼騏太郎等人都提出過天皇退位說。

他們的理由:

一是天皇作為國家元首負有敗戰的責任;
二是容許軍閥橫行，負有怠慢之責;
三是作為皇軍的統率者要求國民服從，“陛下對獻身而戰的忠良將士負有背信之責”等等。

他們的理由中隱匿著一個最大的目的則是希冀擺脫裕仁的戰爭責任的干系，退位后由皇太子即位，這樣才能保證天皇統治的“萬世一系”，使日本的“國體”得以維持下去。

據當時日本輿論調查研究所發表的調查報告中，匯編了各界人士的意見:

為了純正天皇制需要退位，如果不退位令后來史家難以書寫歷史。尊重天皇制，希望它永續，所以洗卻太平洋戰爭的污垢是必要的，退位以后讓位于太子，可使人心一新。
天皇退位，皇太子在新憲法下成為天皇，可正確的保持天皇制，從歷史的變換和道義的戰爭責任上，是最好的良策。采取此策是想存續天皇制的賢明之舉。......

再看《讀賣新聞》1948年8月15日發表的調查數據，贊成天皇制的人數為90.3%。對天皇退位說，有68.5%的人不贊同天皇退位，18.4%的人主張天皇退位后由皇太子即位，只有4.0%的人主張廢除天皇制。

以上的言論和數據可以說明天皇重臣們為什么要提出天皇退位論來了。

比起天皇的重臣們，美國人更深刻地體味到維持天皇制對于順利貫徹美國的占領政策，構筑東方反共陣營的橋頭堡，實現美國在亞太地區戰略目標的重大意義。

所以，重臣們處心積慮的天皇退位論的苦肉計根本用不著實施，在美國人的庇護下，不僅昭和天皇免去了戰爭責任的追究，連(象征)天皇制也得以保存至今。它帶來的結果是關于天皇戰爭責任的研究和爭論直到今天仍沒有停息。

又因為天皇在東京審判中被免予起訴的實際后果，為追究日本的戰爭責任、解決日本政界和社會各界的戰爭責任意識，妥善處理戰后遺留等問題都埋設了一塊頑石。

3、對日共的排斥

1945年9月22日，美國政府正式發布了《美國初期對日方針》，其中心意旨是打碎日本的戰爭機器，使日本不再成為世界和平的威脅，同時在日本全面推行美國式的民主，即實施非軍事化和民主化的方針。按著這一方針，在政治上，解散軍隊，處罰戰爭罪犯，支持民主和勞工運動，制定和平憲法；在經濟上，禁止生產同軍事有關的一切物資產品，解體財閥，實施勞動改革、農地改革等。

但是，隨著戰后兩大陣營對立的加劇，冷戰的鐵幕在二戰結束后不久就已經拉開，而且，這種對立不僅表現在意識形態上，同時逐漸發展到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甚至軍事的對立。美國為了鞏固其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域的戰略地位，把日本拉進西方營壘是既切實可行、又唾手可得的捷徑，于是，美國開始改變對日占領政策，旨在把日本建設成亞太地區抵御“共產主義威脅”的橋頭堡。

1948年5月26日，美國國務院向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正式提出了《關于美國對日本政策的勸告案》，強調轉換美國占領政策的必要性，并具體提示了有關內容。

該文件從“對抗共產主義勢力擴張政策”的觀念出發，把日本的“經濟復興”當作“安全保障”的重要課題，要求日本政府“強化私人企業，強化勞動，安定勞動爭議，控制消費等舉措”，同時，考慮到恢復經濟的“人才需要”，“今后應解除對公職的追究”。

1949年12月30日，美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做出《美國在亞洲的立場》之決議，決定美國將在亞洲“行使影響力”，“幫助亞洲非共產主義勢力掌握主導權”。這樣，從1948年開始，美國在著眼于恢復和發展日本經濟的同時，對日本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人運動進行了全面排斥和無情打擊。

1948年4月，神戶、大阪的朝鮮人學校發生騷亂，美國占領當局在會見記者時，無中生有地宣稱:

此次神戶、大阪的騷亂，確實是出于共產黨的煽動。

結果，按著占領當局的意圖，警察機關拘捕了1700余人。1949年7月到8月間，日本連續發生下山(國鐵總裁下山定則自殺事件)、三鷹(三鷹車站內列車突然失控，造成人身傷亡事件)、松川(松川站附近列車脫軌事件)等轟動全國的重大事件。

右派報紙、電臺立即把矛頭指向日本共產黨，宣稱是共產黨所為。警察當局迅速出動逮捕了多名共產黨員及工人運動的積極分子，在嚴重缺乏證據的情況下仍判處多人死刑或無期徒刑。事后得知，除下山系自殺外，另兩起事件均出于“美國的謀略”。

1949年7月19日，美國民間情報教育局顧問易爾茨(譯音)到新瀉大學講演，煽動從大學里驅除共產黨員教師，由于各大學的強烈反對，當局的計劃才沒有得逞。

但是，從1949年秋到1950年春，卻有2000余名小學、初、高中的教師被解雇。

更有甚者，1950年5月3日，麥克阿瑟在憲法紀念日的講演中，猛烈抨擊日本共產黨，指責其非法性。結果導致6月6日，吉田內閣下發了對24名日共中央委員的公職解除令。6月7日，又解除了《赤旗報》主編審人員的公職，日本共產黨不得不再次轉入地下。

在占領當局反共排共的壓力下，日本的工人運動遭受重挫。據史料記載，1946年，參加勞動組合的人數為157萬，到1949年下降為102萬人，而進入1950年，勞動組合的人數只剩下29萬人了。

4、日本的再軍備的幕后操控者

從1947年末開始，朝鮮半島局勢呈現緊張，進入1948年，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和大韓民國相繼成立，朝鮮半島出現南北分裂的局面。為了直接干預朝鮮半島的局勢，美國決定抽調駐日本的軍隊增兵韓國，而重新發展日本的軍備則是必須的前提。

1948年3月，執政當局頒布“警察法”，實行國家管轄和地方自治體管轄的雙軌管理體制，與戰前和戰時體制唯一不同的是，將中央集權的警察管理體制改為雙重機制。當年4月，盟總和執政當局借題發揮，把大阪、神戶的朝鮮人學校師生的請愿活動誣之為“暴動”，并把禍水引向日本共產黨，聲稱出于共產黨的煽動，拘禁了1700多名左派人士。

以這一事件為契機，盟總開始考慮日本的再軍備問題，并于1948年5月形成日本再軍備的計劃。但由于各方面的意見有待協調，特別是美國人一手制定的和平憲法剛剛付諸實施，再軍備明顯有悖和平憲法的宗旨，受到社會各界的質疑，所以，日本的再軍備問題一時沒有擺上正式議程。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麥克阿瑟再也掩飾不住重新武裝日本的本意，指令吉田茂內閣立即組建75000人的警察預備隊，并擴充海上保安廳，這就是今天日本陸、海自衛隊的前身，一大批退役軍官、軍人又重新成為這支武裝力量的骨干。

可見，正是美國，首先動搖了日本和平憲法的可貴理念，首開了日本朝野各界實用主義的“解釋”憲法、違背憲法和修改憲法的先河。

由于美國占領政策的轉換，戰后一度蓬勃發展的和平民主運動出現了波折。本來就對舶來的民主政治不感興趣的日本政治家以及決策者樂得美國占領政策的轉變，在積極配合的同時，還不失時機地頒發了一系列逆民主政治潮流而動的反動法令日本現代史稱“走回頭路”。

諸如《國民道德實踐要領》、《防止破壞活動法》、《刑事特別法》、《公職追究解除令》等。這些法令一公布，曾被開除公職的帝國軍人、警察要員紛紛得以機會鉆進警察隊伍之中。這樣，在一定程度上，日本開始出現了向戰前和戰時軍事警察國家回歸的現象。

在對待勞動組合運動上，1948年11月，針對煤礦的工人運動和勞資爭議，占領當局頒布了《賃金三原則》，指定各企業可以從復興金融金庫(銀行)獲取貸款和價格補差，但對正在進行罷工的煤礦停止貸款。

同年12月18日，盟總又頒發了《經濟安定九原則》，加大了恢復日本經濟的指導力度，并以立法手段否定共產黨及各勞動組合領導的罷工運動。

這樣，從1948年到舊金山條約生效前后，日本的三屆內閣(吉田茂、鳩山一郎、岸信介)相繼頒布了《保安廳法》、《罷工規制法》、《獨禁(壟斷)法改正》、《恩給法改正》、《教育二法》、《警察法改正》、《秘密保護法》、《防衛二法》等一系列反動立法。

這些法規都與民主化政治格格不入，這種走“回頭路”的現象一直延續到1960年岸信介內閣的垮臺。

在日本政治走“回頭路”的過程中，特別是解除了對戰爭責任者的公職追究，大批舊政權的政治家、官僚、財閥、司法、警察以及右翼團體的骨干成員冒出了地平面，開始走向社會，蠢蠢欲動。早在舊金山會議尚未召開的1950年10月13日，就有1萬余名被開除公職者恢復了地位。

到1951年末，21萬被開除公職的人員中，就有201507人獲得了重新謀求公職的機會，甚至競選議員的法律認可。它預示著舊戰爭勢力在日本政壇和社會各界的重新復蘇。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關于歷史領域的話題或觀點可以【關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留言，第一時間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