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保田和男：從開封的空間構造看宋代皇帝的“與民同樂”

導語

唐代長安城太極宮的端門位于皇城之內，處于封閉的空間格局中，普通百姓無緣靠近。而宋代開封的宣德門則截然不同：皇帝每逢年節活動便會親臨門樓，與都城百姓共享這一公共空間，讓都城百姓得以目睹皇帝的容貌。讓皇帝的存在可視化，是宋代都城空間的營造方式，也是“與民同樂”慶典背后蘊含的政治目的。

一、宣德門前的“與民同樂”

與唐朝前半期僅由統治階級參加的國家儀禮不同，北宋皇帝為了讓所有都人感受到一體感，開始推行祝祭化、世俗化的新型儀禮。為此，北宋皇帝在開封宣德門前舉行端門肆赦、上元觀燈等大型聚集性活動。皇帝登臨臨街的宣德門樓，與聚集的都人一起慶祝。

宣德門前，寬達兩百步的御街與東西向通衢呈“T”字形交叉。筆者認為，這樣的空間為舉辦上述活動提供了場地。

“賜酺”指天子設宴招待庶民，這一傳統可追溯至秦代。秦始皇嚴禁民間舉行宴會，作為替代，他親自宴請庶民。唐代在朱雀大街對面的宮城門樓上舉行賜酺，睿宗朝舉行過一次（在安福門），玄宗朝舉行過一次（在勤政務本樓）。終唐一代，唐朝一共舉行過兩次賜酺。

宋太宗曾于宮城正門前重現唐代賜酺的盛況：“（雍熙）元年十二月乙酉，詔賜大酺三日。二十一日丙申，御丹鳳樓觀酺，召侍臣賜飲，自樓前至朱雀門張樂，召耆老列坐樓下，賜酒食。”

在此次活動中，太宗自丹鳳門（后稱宣德門）出宮，沿著從丹鳳門到朱雀門的御街觀酺。后來，真宗朝也多次舉行“賜酺”，學界普遍認為，此類活動與真宗朝以天書下降、泰山封禪等為代表的獨特政治文化相關。此后，宋朝再未舉行過“賜酺”。

北宋統治者在宣德門前舉行的慶典活動，最具代表性的當屬正月十五日前后開始、持續五天的上元觀燈。這一時期的上元觀燈已不僅是民間活動，更是由國家主導的盛大的官方活動。唐代皇帝（尤其唐睿宗），常從宮外大街對面的門樓（安福門、延喜門）移駕出城。在宋初，皇帝常在開封城的宣德樓舉行盛大的出宮儀式。此類儀式的舉辦時間不僅限于上元節，有時也會在中元節、下元節。

按宋代開封城管理制度，深夜至凌晨時段通常會禁止都人外出。當然，在夜間，內城的城門也是關閉的。但是，在上元觀燈的五天里，朝廷會解除宵禁，允許都人夜間在城中自由行走。宣德樓的正對面矗立著開封城最重要的彩山景觀，于前一年冬至建成，據說站在御廊里的都人皆可看見。皇帝登臨宣德門樓，親覽都人會聚、人聲鼎沸的熱鬧場景。例如，范祖禹的《進故事》中有如下記載：

太宗至道元年正月望夜，御乾元樓觀燈。召司空致仕李昉，賜坐于御榻之側，慰撫良久。酌御樽酒飲之，自取果餌以賜。上觀京師繁盛，親指前朝坊巷省寺之所，今拓為通衢長廊，因曰：“晉高祖優柔無斷，稔成奸惡。少主昏蒙，卒至亡滅。洎至漢朝，其政愈亂，致蘇逢吉、史弘肇輩，互相猜貳，李崧之族，枉陷涂炭。是時京城人情倉皇，殆無生意，豈暇營繕都邑乎？”昉對曰：“晉漢之事，老臣備經。今陛下恭勤治道，聽政無倦，是致四海清晏，輦轂繁盛。”上曰：“勤政憂民，帝王常事耳。朕不以繁華為樂，蓋以民安為樂。”

太宗曾在乾元門（當時宣德門的名稱）觀燈，并與五代舊臣李昉談話。李昉在稱頌太宗治績時，特別提到他們所看到的都城的繁榮景象。對此，太宗在回應中強調了優先考慮民眾生活安定這一政治姿態。

嘉祐七年（1062）正月二十八日，司馬光在奏疏中寫道：

臣竊聞今月十八日圣駕御宣德門，召諸色藝人，各進技藝，賜與銀絹。內有婦人相撲者，亦被賞賚。臣愚竊以宣德門者，國家之象魏，所以垂憲度、布號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萬民之眾，后妃侍旁，命婦縱觀，而使婦人裸戲于前，殆非所以隆禮法、示四方也。

由上引奏疏可知，仁宗在上元觀燈后還舉辦了一項活動，即正月十八日，藝人們在宣德門前進行表演，其中甚至包括女相撲藝人，她們同其他藝人一樣也會獲得皇帝的賞賜。可見這項活動的規模相當大。仁宗攜后宮女性登臨宣德門樓，與聚集在樓下的“萬民”相見。這再次證實了宣德門前的“廣場”作為公共空間極為開闊。

二、拓寬御街、修建御廊，方便百姓圍觀

位于開封中軸線上的御街，始于宣德門，并向南延伸。范祖禹的《進故事》記載了太宗在宣德門樓上眺望御街風景時的情景（見前引文）。據此可知，宮城正門前廣闊的“通衢長廊”，是拆毀“前朝坊巷省寺之所”后建成的。后晉、后漢時期政治混亂，開封人心惶惶，所以不是修繕都城的好時機。也就是說，“通衢長廊”是在北宋時期修建的，其修筑更側重于“都邑的營繕”（即都城空間的修繕），這一成果難以在五代時期完成。不過，“通衢長廊”究竟指什么？《東京夢華錄》中有如下記載：

御街自宣德樓一直南去，約闊二百余步，兩邊乃御廊，舊許市人買賣于其間，自政和間官司禁止，各安立黑漆杈子，路心又安朱漆杈子兩行。中心御道不得人馬行往，行人皆在廊下朱漆杈子之外，杈子里有磚石甃砌御溝水兩道，宣和間盡植蓮荷，近岸植桃李梨杏，雜花相間，春夏之間，望之如繡。

這一史料表明，御街從宣德門起向南延伸，寬約兩百步（約合三百米），兩側設有御廊。太宗提到的“通衢長廊”無疑是《東京夢華錄》中所描述的御街與御廊。僅從文字記載來看，御街所在區域在五代時期本為“坊巷省寺之所”，入宋后，宋朝政府將原有建筑拆除，改建為寬闊的街道。因此，史料所載御街的寬度達三百米，這一數據是相當可信的。

《東京夢華錄》載：“各安立黑漆杈子，路心又安朱漆杈子兩行。中心御道不得人馬行往，行人皆在廊下朱漆杈子之外。”這一記載表明，通過設置“黑漆杈子”“朱漆杈子”，御街被劃分為御道和側道。由此可見，御道原為皇帝專用。

南郊鹵簿分為“中道”和“外仗”兩部分。宋人描繪中道的畫《大駕鹵簿圖·中道》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御街中心的“御道”（在朱漆杈子之中）供中道鹵簿通過，外仗則供外側的游行隊伍行走。鹵簿鐘也刻畫了同樣的情景。當都人（庶民）在御廊觀看儀仗隊時，會油然而生與皇帝共處同一空間的一體感。《東京夢華錄》中有“御路數十里之間，起居幕次，貴家看棚，華彩鱗砌，略無空閑去處”的記載，表明作為觀眾席主要部分的御廊也被利用起來。這是一場百官、六軍參加，大多數都人前來參觀的規模空前的集會。如此看來，御街寬度達三百米是非常必要的。

對宋朝統治者尤其是宋太宗來說，從宣德門望見的“通衢長廊”，是政府矯正五代弊政、勤勉推行善政，從而達到“四海清晏，輦轂繁盛”景象的象征性景觀。或者可以說，“通衢長廊”是宋代有計劃地進行都城景觀建設的為數不多的例子之一。因此，宋代開封并沒有效仿唐朝都城以坊墻圍合大街的格局。起初，宋朝政府并不禁止御街、御廊中的商業活動，御廊也被用作商品交易的場所。《東京夢華錄》中有“兩邊乃御廊，舊許市人買賣于其間。自政和間官司禁止”之語。由此可知，政和年間宋朝政府始下令禁止御廊中的商業活動。不過，我們不能因此認為御廊中曾有民間商人的固定店鋪。《東京夢華錄》載：

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內前自歲前冬至后，開封府絞縛山棚，立木正對宣德樓，游人已集御街兩廊下，奇術異能，歌舞百戲，鱗鱗相切，樂聲嘈雜十余里。

在每年的元宵節，御廊便會成為藝人演出的舞臺。據史料記載，每當黃河發洪水時，御廊也和寺院一樣，被用作收容難民的場所。也就是說，御廊是公共空間，不允許任何人占用。靖康之變期間，欽宗曾前往城外青城（南郊齋宮）的金軍大營議和，都人便站在南薰門至宣德門的御街上等待欽宗歸來，晚上就住在“御廊”。由此可見御廊的公共空間性質。

即使是國營的市易務，也曾在“御街東廊置叉子數十間，前后積累果實”。此處所謂“叉子”（同前文中提及的“杈子”），就是用木棍做成的簡易四角結構的東西。正因市易務等國營機構與民爭利，民間商人難以在御廊設立固定店鋪，只能借助“叉子”來營業。都亭驛作為接待遼國使節住宿的地方，被建在汴河北側、州橋西側。基于此，反對變法的舊黨批評說，這種與民爭利、可稱失德的國營店鋪，若被遼使所見，將有損國體（文彥博語）。

民眾踴躍參加各類公共活動，意味著皇帝德治的成功。太宗身處“通衢長廊”，親見“京城繁盛”，于是感慨：“勤政憂民，帝王常事耳。朕不以繁華為樂，蓋以民安為樂。”類似記載屬于有感而發。御廊這種空間設置——讓遼國使節住在御街、御廊相鄰的都亭驛——不正好可以讓遼使目睹開封的繁盛，從而深切感受到宋朝皇帝德治的成功？舊黨（文彥博）對市易務在御廊設鋪的批評，也可以佐證這一點。據史書記載，按照慣例，遼國使節得到許可后，可以在御街中心的御道上通行。

北宋時期，作為展示庶民安居樂業的舞臺，御街、御廊與都城融為一體。宣德門矗立其間，可將御街、御廊盡收眼底，象征著皇帝的存在。這樣的空間構造，既是宋朝盛世的象征，更是向遼國使節展示宋朝盛世景象的媒介。

書 名：宋都開封的成立

作 者：[日]久保田和男

譯 者：郭萬平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年3月

作者簡介

久保田和男，早稻田大學文學研究科中國文史博士，長野工業高等專門學校文科教育學院教授。專注于中國都城史研究，著有《宋代開封研究》。

譯者簡介

郭萬平，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浙江工商大學東方語言與哲學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日關系史、東亞海域史等。譯有《糾紛與秩序：徽州文書中的明朝》《宋代開封研究》等。

信息來源

本文摘自重慶出版社2026年3月出版的《宋都開封的成立》，略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