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億玉碎到一億總懺悔：日本政客的天皇洗白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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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的詔書通過電臺播出后，日本列島立即陷入一片驚慌和混亂。由于連年戰爭，日本的國民經濟已經徹底崩潰，東京等大城市處處瓦礫，國民缺衣少食，日本列島到處籠罩著遠比東京大地震時還要震驚、恐懼、無奈和困惑的陰云。

當天，戰爭時期的最后一任內閣總理鈴木貫太郎提出辭呈，宣布戰爭時期的軍人執政內閣崩潰。昭和天皇打破歷來日本內閣產生的傳統方式，指令皇族、陸軍大將東久邇宮稔彥出面組閣，并指示:

接著，昭和天皇又向第88次臨時議會頒發敕語，內中要求議員們：

直到1946年5月日本實施大選前，前后兩屆內閣都把主要目標和精力放在戰后處理上，而且，從這時起，“敗戰”一詞幾乎都用“終戰”取代，所以，時人又稱這兩屆內閣為“終戰處理內閣”。

面對紛亂的社會秩序以及亟待解決的一系列問題，東久邇內閣沒有把精力放到社會秩序的恢復和解決重大問題之上，而是把主要目標放在所謂的“國體護持”上，即采取各種手段、各項措施，千方百計地維持天皇統治的政體，諸如以維持治安為名收攏舊軍人填充警察隊伍；對傷殘軍人、遺屬予以撫恤；為恢復戰災“捐獻”皇室木材等，借以宣揚天皇的“御仁慈”，目的當然是為了收買民心。

對于剛剛結束的戰爭，東久邇內閣惟恐將戰爭責任算到天皇的頭上，于是拋出一個“一億總懺悔’的謬論。

8月28日，東久邇在會見記者時聲稱:

9月5日，東久邇又在第88次帝國議會上發表施政演說，強調戰爭的結束是由于天皇的“御仁慈”和“大御心”，強調昭和天皇是“和平主義者”，還詳細列舉了日美之間戰爭實力的差距，發表了戰爭損失的具體數據，并再次把戰爭責任推卸給全日本國民：

目的還是為了保護天皇不受戰爭責任的追究，從而保證天皇政體的繼續實施。

“一億總懺悔”論出籠后，就遭到社會各界和輿論機關的批判和抨擊。

9月8日，愛知縣知事在報告中指出:

在佐賀縣，也有輿論反映:

“一億總懺悔”論雖然受到日本社會各界的抵制和批判，但是，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由于美國人的主導作用和政界“穩健派”包庇天皇的意圖，使批判“一億總懺悔”的社會輿論并未真正“到位”，甚至出現扭曲的傾向和趨勢。

尤其是逆反心理等因素的作用，使社會輿論和思想理論界的矛頭幾乎一致對準軍部集團，缺乏冷靜思考或自我反省意識。

這樣，在追究戰爭責任問題上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某些偏頗，其結果是轉移了輿論界或知識界的視線，淡化了國民的戰爭加害意識，這對扭曲戰后日本政界和社會各界的戰爭責任意識，及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等都是不容忽視的。

而對于發動侵略戰爭的指導者及天皇的責任，東久邇內閣卻是諱莫如深，這便帶來了戰爭責任意識的極度混亂。這一觀點直到今天仍有相當的市場，并且經過一番“包裝”或“演化”。

曾任內閣總理大臣的中曾根康弘在臺上時，曾承認過日本對外發動的戰爭是“侵略戰爭”，但是，他又說:

這里，中曾根批判戰爭的立足點完全站在“被害”的角度上，站在為日本民族利益考慮的立場上，他認為戰爭使“明治以來日本人的努力”都付諸東流，而且，死了那么多的人，“一半的領土被占領”，所以，這場戰爭實在是不劃算，是一場“誤算的戰爭”。至于被侵略的亞洲各國所遭受的巨大損失和沉重代價則不在他的考慮范圍之內。

無獨有偶，“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的頭面人物藤岡信勝也認為，日本參與“大東亞戰爭”是“戰略選擇錯誤”。

他說:

藤岡的這席話并非是指責日本的“戰爭責任”，只是認為日本“政策選擇錯誤”，才“突入毀滅的大東亞戰爭”，而導致日本選擇錯誤政策的責任者，是“美國敵視日本政策的出籠”。

所以，他認為，日本雖然“在原理上選擇了錯誤的戰略”，但是，“由于美國對日輿論決定性的惡化”，為了“打破ABCD包圍圈”，為了保衛自己的“南方生命線”，“才不得已與美國開戰”，所以“大東亞戰爭”也是“自衛戰爭”。

1945年9月22日，美國政府頒發了“對日方針”，明確提出要追究“使日本國民的現在和將來都陷入苦境的陸海軍指導者及其協力者”的責任。”

而對昭和天皇以及包括政治家、宮內派、右翼、財閥在內的“穩健派”則予以庇護，這就是美國人劃定的“指導者戰爭責任觀”，并成為東京審判的指導方針。

表現最突出的是對昭和天皇的免予起訴——盡管是出于美國政府的意旨，但是，至少是獲取了相當數量的國民的贊同；同時也使日本政界的官僚、財閥、右翼巨頭等逃脫了正義的審判。削弱了對日本法西斯國家戰爭機器的徹底追究。

東久邇內閣的“一億總懺悔”出臺后，既有悖于美國人的初衷，也遭致國民的極度反感，所以很自然地遭到抵制，指責和抨擊指導者的輿論在戰后初期盛極一時。

“指導者戰爭責任觀”又成為庇護昭和天皇的保護傘。戰后的東久邇、幣原兩任內閣都炮制了“和平天皇”的神話，把戰爭責任推給軍部，推給民眾。這一謬說至今還有市場。

新右翼團體一水會的頭面人物鈴木邦男就認為:

戰后初期，東久邇內閣拋出“一億總懺悔”論，意在轉移國際和社會各界追究天皇戰爭責任的視線，其反動性不容置疑。

為此，美國人在各家報紙連載《太平洋戰爭史——不真實的軍國日本的崩潰》時，明確指出:

應該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美國太平洋陸軍總司令部采取孤立和打擊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從而把最廣大民眾解脫出來的方針無可非議。

問題在于，由于國民對“一億總懺悔”的抵制和反感，再加之美國占領軍對國民戰爭責任的“免責說”以及“被蒙騙說”，大多數的國民把目光瞄向軍部和政府指導者，淡化了自覺反省意識，日本國民以及社會各界在戰爭中應該承擔的責任問題沒有得到認真地解決，又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趨于消極、模糊和淡化。

眾所周知，法西斯國家在發動侵略戰爭的過程中，沒有國民和社會各界的支持是不可思議的。盡管，國民在戰爭中不負有直接的責任，但是，認真反省戰爭、妥善總結經驗教訓，對于制止戰爭、保衛和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所以，進入80年代以后，隨著日本戰爭責任問題的尖銳化，一批有良知的知識、教育界人士開始考慮日本國民在戰爭中的責任問題。

著名電影導演伊丹萬作也針對“被蒙騙說”發表己見，他說:

伊丹導演的這番話既耐人尋味，又很有代表意義。當然，必須明確指出的是，他們提出的戰爭責任問題同東久邇內閣的“一億總懺悔”有著本質的區別。前者是痛定思痛，制止戰爭悲劇重演的國民良心發現，是部分知識教育界人士政治成熟的表現；后者卻是為了推卸天皇的戰爭責任，并讓一億民眾共同承擔不應承擔的責任，實質上是否認日本國家的戰爭責任問題。

直到今天，一些曾經參與戰爭的人們還以“政府命令”、“保衛國家”、“服從軍令”等為遁詞，只談“被害”經歷，不去反省“加害”責任；還有人以“被蒙騙”、“不知情”為由，把自身在戰爭中的犯罪行為一股腦推給“指導者”，或者為當年日軍的戰爭犯罪“保守秘密”，不肯認賬和揭露；甚至還有一些人攻擊敢于暴露日本戰爭罪行的人和事，東史郎訴訟案就是一個例證。

在戰后出生的一代里，也有一些人否認“責任觀”的存在，他們認為戰爭已經過去，沒有必要再去追究戰爭責任問題等等。這一切，稱作“一億總懺悔”的負面社會影響并不過分。

更有甚者，社會上的右翼勢力往往以批判“一億總懺悔”為借口，拒絕戰爭反省，甚至襲擊堅持真理的新聞媒體。1983年8月13日，《朝日新聞》東京本社和名古屋本社先后遭受極端民族主義分子的襲擊，理由就是該報報道了日本軍隊的戰爭犯罪事實。

事件后，一個稱“統一戰線義勇軍”的新右翼團體拍手稱快，還特意發表了一封公開信，信中說:

這里，右翼們從反向思維的逆背心理出發，也煞有介事地批起“一億總懺悔”論來，甚至把它視作“反戰輿論”，歸根結底是為了否定戰爭責任，為“大東亞圣戰”歌功頌德。也足以證明“一億總懺悔”論的流毒非淺。

最后，還應該強調的是，為了抵制“一億總懺悔”論，美國人的“太平洋戰爭史觀”把普通的日本國民認定為“軍國主義指導者的犧牲者”，不僅對侵略戰爭不負有任何責任，而且，同亞洲被侵略國家的人民一樣，也是受害者。

這樣，作為“犧牲者”的日本國民當然無須去反省戰爭，無須去反省自身在戰爭中的責任。特別是經歷過東京大空襲、廣島、長崎原子彈轟炸以及沖繩決戰的民眾，“被害”意識更是強烈，日本的普通國民也往往把“世界唯一(原子彈)被爆國”作為“被害”的最大“根據”，強調日本國民的“戰爭被害”，卻把侵略國家國民對亞洲被害國家和人民應負的“加害”責任棄之一邊。

這種“加害”與“被害”意識倒錯的思想根源，除“一億總懺悔”的余毒外，還有“脫亞入歐”觀念的作怪，即強調本民族利益至上，固執堅持“日美戰爭說”，只承認日本輸給美國，不承認日本輸給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蔑視和輕視亞洲人民的存在。

有日本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

這是成為取諒亞洲人民，推動友好交流的最大思想障礙。這該是“一億總懺悔”論與“太平洋戰爭史觀”帶來的最大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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