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然做官的五個梁山好漢：從呼延灼到孫立孫新，其中有幾個好人？

1121年臘月初三，東京汴梁的大雪下了一夜。皇城宣德門前的金榜剛剛貼出，新科武臣的授官名單排成了一長溜，最醒目的幾行名字，出自曾經叱咤山林、攻下昱嶺關的梁山降將。路人指指點點：“這些人不是當年鬧江湖的賊么？如今也穿緋袍了？”一句議論，道破了北宋官場與江湖之間那道若隱若現的縫隙。梁山一百單八將最終只剩二十七人在征討方臘后領到誥命，而能平平穩穩活到退休的，僅僅五人：呼延灼、朱仝、黃信、孫立、孫新。好官還是惡吏？得細細掂量。

梁山大聚義那年，宋廷表面降詔招安，暗地里卻早算好了“驅虎吞狼”的棋局。皇城里會算賬的中書省官員拿著七枝鵝毛筆，飛快地勾劃：誰能留下，誰當填坑。待到江南戰事終了，五十九顆首級掩埋在睦州焦土，十具尸骸被抬回建康祭奠，還有十幾人橫死于水道山路。人還站著的，湊起來只余四十多條命。再接著，毒酒、白綾、醉鞭、病亡，一茬茬收割。盧俊義、宋江、李逵、關勝相繼去世，吳用和花榮以一根繩子作別塵世。熬到最后，竟是那五個并不起眼的人，在廟堂茍且取活。

先翻翻呼延灼的卷宗。東京武舉出身，世襲呼延家槍法，得徽宗賜名“神臂雙鞭”。他打梁山時，三千鐵甲、三千盔馬，全由高俅撥發，可謂一身富貴。他卻連戰連敗，兵潰草料場后，居然棄軍跑路，先投青州慕容知府，再想攀附宮中的慕容貴妃。按律，這已是“臨陣脫逃”，該斬。偏偏宋廷厚待故勛子弟，曲線赦免之后，再給個“武節大夫、雙鞭將軍”收編南征。對慕容知府，他先是求庇護轉眼又充當內應，引梁山破城。若非秦明一棍把知府打死，這位看似英武的呼延將軍，早成厚道東道主的催命符。朝堂最終給他一個閑銜，外放原州專管馬政，正七品，俸祿不薄。他沒再起兵，也再沒立功。口碑如何？史館筆記只云“處事陰密”，兩字評語“其人可疑”。

再看美髯公朱仝。鄆城縣的都頭，冠帶整齊，騎白馬，佩雁翎刀，天生一副慈眉善目，所以民間喊他“好漢”。可是好聽的綽號，抵不過暗里的手腳。晁蓋被抓，他放人；宋江殺閻婆惜，他掏腰包擺平訟案；鄆城牢門他想開就開。有人說他俠義，其實是廟堂權力的另類濫用。征方臘路上，朱仝人緣太好，刀尖見紅的活兒他卻少干，汝陰縣的節度使空缺，正合他平步青云。封賞日，他只要了個“馬步都監”，穿上金花八仙盔便知足，回鄆城養老。史官記他“居官無過”，也無顯績，算不上惡吏，卻更不像“青史留名”的良吏。

鎮三山黃信是宋江真心欣賞的后生。小伙子家底清白，體面讀書出身，卻偏學了一身快馬長槍。青州境內，他與秦明先后吃了連環馬的虧，被生擒后反而對宋江起了敬意。征遼、討田虎、伐王慶，黃信都在前陣沖殺，數次傷痕累累卻活了下來。方臘滅亡，他得授“武德將軍、安慶府馬軍副都指揮”，職銜仍是正七品。黃信在地方管軍紀，帶兵嚴整，也肯替百姓平事，算得上五人中最像“好官”的一個。然而他畢竟出身匪號，遇上朝中變動就悄悄交印養病，不求再上層樓，也不敢。若問他有沒有過污點，他當年放火劫城、突破檀州寨墻的刀鋒，可是染過守卒的血。

再說到兩兄弟：病尉遲孫立和小尉遲孫新。兄長原本是登州兵馬提轄，弟弟為部曲校尉。兩人兵籍家世都在軍籍，可偏偏和山賊鄒潤鄒淵成了座上賓。本是捕快卻和賊寇稱兄道弟，一旦解珍、解寶蒙冤，兄弟倆不走公門渠道，而是翻了州衙劫牢房。血濺公堂后，他們一家老小連夜投奔梁山，完美詮釋了“官匪一家”。征方臘，孫立憑一手方天畫戟救過盧俊義，也算戴了軍功章。但回朝論功時，天罡地煞等級森嚴，他只能領到“武奕郎”“諸路都統領”之職，與弟弟一并發往登州舊營。朝廷既沒追究他們曾是強人賊首，也沒重用。兩人此后收斂鋒芒，低調至老，間或為節慶操兵比武，拿份俸米度日。登州百姓私下嘀咕：“這兩位爺兇歸兇，好在近年沒鬧事。”算好人么？旁觀者眾說紛紜。

細算呼延、朱仝、黃信、孫立、孫新五人的從軍履歷，會發覺一個共同點：他們都在被招安之后，沒有與權臣硬碰硬，而是順了官家心意；同時，也都在關鍵時刻將私情、義氣或利益按需擺布。有人痛斥其為“背義忘恩”，也有人說這正是生存之道。可若從北宋制度的視角去看，問題就不只是個人品行——亦是體制誘導。“階官二十有七，自武經郎而下，皆可出身。”正七品的“○○郎”看似芝麻，卻是軍職中最穩的臺階，既有俸祿又無需全身撲在前線送死，與汀州、明州那種血雨腥風天差地別。朝廷用這些小甜頭，把最難馴的余黨圈在邊角崗位，既酬功又鉗制。老實干，混口飯；若再鬧事，輕則罷黜，重則流放，連帶九族。五人全都看懂了這道算術題，于是索性“安然”。

有意思的是，《宋會要》里記載，靖康前后，殿前諸軍將校存留的世襲武官為數甚多。他們除掌軍務，還分管馬政、屯田、河泊火政等雜事。呼延灼落腳原州，與開封距離甚遠，四下皆黨項、羌人堡寨，他名義做都監，實際卻是“備邊壯勇”。這種崗位不涉京中權斗，也無須出頭露面。給他一筆俸糧，讓他耗著，正合趙構南渡前的策略：穩住能人，不給折騰的舞臺。

朱仝和黃信的仕途，則顯示北宋基層軍警合一的特征。知州兼兵馬監，當地“都頭”屬于州兵長官的直屬武吏，既抓盜匪也審重案。朱仝從此類牙將一路升到都監，既有宋江的投名狀，也逢欒廷玉、文丑等舊部被剪除，缺口才到他頭上。黃信的職銜雖低，但落點在安慶，江南經濟大州，軍戶豐足，餉銀不短。實打實的肥缺，許多人望塵莫及。

孫家兄弟則被“就地封存”。登州沿海，東望渤海，倭寇尚未掀浪，遼宋互市也用得上熟海路、精水性的將弁。兩兄弟能駕戰船、能練水軍，朝廷需要他們，卻不想重用他們。于是，“武奕郎”成了個保險絲：有事好調遣，沒事好冷藏。

到了1130年前后，這五人年齡都在五十上下。疆場拼命的歲月，已被磨去邊角，留下的多是保家度日的念頭。“兄長，咱們且偷個閑，別再蹚渾水。”孫新在家宴上悄聲勸道；孫立默不作聲，只把盞中黃湯一飲而盡。誰都明白，如今換了皇帝，舊軍籍里“前梁山”四字就是雷區。多言多事，性命堪憂。于是，他們安分守己，把從蘇杭帶回的絲綢、龍腦、象笏典當，置了田園，養兵如常，卻不再請戰。地方父老看在眼里，偶爾求情借貸，他們也不推辭，留著些口碑。

那幾年，北方的金鼓聲漸近，皇室南渡成定局。呼延灼據說率殘部護送京東難民，馳過黃河浮梁；也有人說他干脆隱居關中，不問世事。文獻零散，難有定論。朱仝和黃信在動蕩前夕，一人掛銜歸里，一人授閑職，雙雙退隱于江南水網。孫氏兄弟則依舊在登州操守海防，后期史冊不再著墨，他們也就逐漸隱沒。

試想一下，倘若這五人仍在洪太尉酒樓上，被一紙招安檄文喚到臨安，他們可否再次沖鋒？很難。天下變了，江湖也老了。或許正因如此，他們才得以存活。生平功過，自留史家評說。一點可以肯定：在那個權臣翻云覆雨、軍政失序的末世，能穩坐官位就像在湍流上撐一葉孤舟，稍有激浪，便翻。五個人不再顯山露水，是深諳官場氣候的結果。

至于“好人”二字，放到宋末亂局，好壞往往不是道德的黑白，而是生存策略的注腳。呼延灼的背盟，朱仝的徇私，孫立的暗算，孫新的合流，黃信的隨波——在舊典章里都可判罪，卻又都被官府寬宥。朝廷不介意他們的污點，因為需要他們的刀。百姓究竟得到了什么？史載安慶三年大旱，黃信率兵賑糶兩月，被稱作“略有善政”；登州海匪起時，孫家兄弟列陣江口驅散海盜，也算“有功”；除此之外，杳無聲名。這樣的人，充其量算過日子的吏胥，離“清官”“忠烈”皆有段距離。

《續資治通鑒長編》里有一句話：“兵以詐立，國以文治；其間夾雜，世間最難分焉。”五位梁山殘將的后半生，就是活在這種灰色地帶。他們沒有梁山死難兄弟的悲壯，也無宋江那杯毒酒的凄絕，更不像魯智深坐化前的灑脫。歲月流過，塵埃落定，碑碣上刻著的只是職銜和俸額，至于好壞，留給后人閑談。

故事說到這兒，迎著冷風翻開官箴，不難讀出一個隱約的結論：制度的缺口與人性的皺褶相互勾連，便可把白袍染成灰。五個“安然做官”的梁山余孽，也只是被時局推搡的棋子——既不是拯救黎民的圣徒，也談不上十惡不赦的魔頭。他們的生與死、褒與貶，都映照著北宋王朝的搖搖欲墜：當功名成了一紙安置，忠義便隨風漂泊；而在動蕩的江山上，想當個徹頭徹尾的“好人”，何其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