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審判是確認日本侵略罪行的歷史基石

何勤華

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開庭，審理東條英機等28名日本甲級戰犯，史稱“東京審判”。它歷時兩年零七個月，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國際審判活動。與紐倫堡審判相比，東京審判起訴28名甲級戰爭罪犯，紐倫堡為24名；開庭818次，紐倫堡為403次；庭審記錄達4.8萬余頁，紐倫堡不足2萬頁；判決書僅宣讀就用了一周時間，紐倫堡為一天半。作為二戰后國際法治體系重構的標志性實踐，東京審判填補了國際刑事審判的東方維度空白，與紐倫堡審判一起共同奠定了戰后國際新秩序的法理基礎。

東京審判現場。圖源：新華網

以法律形式確認日本侵略的累累罪行

東京審判的歷史價值在于懲治日本軍國主義戰犯。東京審判以法律形式確認了日本的侵略性質，其創設的“反和平罪”構成了現代“侵略罪”的直接法源，為推動國際法上界定“侵略”之法理概念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奠基作用，并最終于2010年在修訂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中發展為成文規范。在東京審判中，中國法官梅汝璈、中國檢察官向哲濬做出了偉大貢獻。在將東條英機、松井石根、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等7名甲級戰犯送上絞刑架的審判過程中，中國法官梅汝璈、中國檢察官向哲濬在收集證據、質證被告及其辯護人以及投票表決處刑方面付出了艱苦努力。

回顧戰后國際法的發展歷程，東京審判無疑是國際法史上的一次革命性突破。其革命性首先體現在戰爭非法化的司法實踐。一戰后《巴黎非戰公約》初步形成侵略戰爭違法化共識，而東京審判與紐倫堡審判共同將這一理念付諸司法實踐，開創了追究侵略罪責的國際刑事司法先例；個人刑事責任原則的確立徹底駁斥了個人無需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傳統主張，確立了發動侵略戰爭決策者須承擔個人刑事責任的法理基礎；指揮官責任原則制度化通過追究軍事指揮官對下屬違法行為的知情不作為責任，使之正式發展為一項國際法原則，并于1977年《日內瓦四公約》中得到了明文確定。審判在戰爭非法化、個人刑事責任、指揮官責任原則及侵略罪概念演進等方面形成奠基性成果，從而在史實認定與法理建構層面奠定了戰后國際刑事司法的重要基礎。

對日本軍國主義罪惡的徹底清算

東京審判對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和隊伍進行了清算。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發動的14年侵華戰爭，不僅給中國以及東南亞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也給日本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創傷，兩國人民都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受害者。審理東京審判的詳細過程及其中呈現的成千上萬的證據材料，會發現，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14年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無盡災難，這是兩國人民及國際社會認識抗日戰爭的艱苦和殘酷的重要法律文獻。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中國人民以3500多萬同胞傷亡的巨大代價換來的。中華民族在反抗侵略者、爭取民族獨立與解放的過程中，也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最終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東京審判的證據材料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將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罪行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這是對日本軍國主義在國際法意義上的一次總清算。

4月19日，人們在位于日本東京的國會議事堂周圍參加抗議活動，呼吁守護和平憲法。新華社記者 賈浩成 攝

東京審判促成了1947年日本國“和平憲法”第九條的出臺：一是日本國民以正義與秩序為基礎追求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家主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行使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二是否認軍事力量與交戰權。東京審判以國際刑事司法實踐推動了戰爭倫理的文明轉型，直接促成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的誕生，對戰后亞太秩序重構與國際刑法發展乃至全球和平治理層面上均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貢獻。

日本右翼的無恥妄言應得到國際社會共同抵制

然而，日本右翼否定東京審判的正義性，鼓吹東京審判是用“事后法”懲罰被告人，是勝者的審判，缺乏合法性。對此，國際社會應該有清醒認識并予以堅決駁斥與抵制。

東京審判在法理適用上，更加徹底地適用自然法，對“罪刑法定”和“法不溯及既往”進行了完善。在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戰爭中，侵略者實施了無數反人類、反人道的罪行，許多犯罪行為的殘忍和惡毒是人們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已經遠遠超出了人類的想像力。因此，在以往的立法中當然是找不到先例的。然而，只是因為以往的立法沒有規定，我們就不懲罰這些戰犯了嗎？難道我們能夠容忍之后再發生這樣反人類、反人道的惡行嗎？因此，“罪刑法定”和“法不溯及既往”這兩項刑法的基本原則在此場合必須要予以突破，予以發展。因為要懲罰社會上新出現的罪行，立法總會有第一次，“事后法”也總是要推出的，絕對不能讓由于事前法律沒有規定，就讓犯罪分子尤其是犯下如此重大罪行的罪犯逍遙法外。

在人定法不足以懲罰日本戰犯所犯下之新罪行的情況下，我們必須秉持自然法的原則，以自然法來引領人定法，創制一些新的規則，來完善和推進“罪刑法定”和“法不溯及既往”這兩項刑法的基本原則，使其不斷更新，適應社會的文明、進步和發展。突破和創新上述原則，必須有利于弘揚社會的公平正義，必須有利于懲罰社會上的邪惡勢力，必須有利于提升和完善既有的法律體系和法治文明，必須有利于維護和推進人類的和平。東京審判就為這一偉大的事業做出了法理貢獻。

警惕日本新軍國主義動向

現在，日本新軍國主義有萌生的跡象：一是修改憲法第九條和平條款；二是擴大軍隊，有對外擴張的趨向；三是提出插手干預完全屬于中國主權范圍內的臺海局勢。我們必須高度警惕日本軍國主義的動向，堅決反對軍國主義分子的各種行為。

通過紀念東京審判實施80周年的活動，重溫東京審判的歷史，解釋侵略罪、反和平罪、反人類罪，來震懾新的軍國主義分子，鼓舞東亞及全世界人民，為維護亞洲和世界和平做出貢獻。讓我國民眾了解戰爭的殘酷和災難，了解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是日本軍國主義，認清為了避免以后再發生類似的人類災難，就必須共同反思歷史，如何從法律上制度上杜絕軍國主義產生的可能，而不是一味地強調仇恨。而東京審判就是這種反思和鏟除軍國主義的重要環節之一，從而做到中日兩國人民和平相處，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東京審判雖然有遺憾，如日本天皇、參與戰爭的財閥和731部隊等逃脫了審判，但其總體上弘揚了正義，懲治了邪惡，維護了東亞乃至世界戰后和平。東京審判的卷宗讓世人看到，人類的罪惡有時超出了法理當時的想象力，而人類尊嚴和生命必須得到尊重。無論現在國際形勢如何變幻，東京審判和紐倫堡審判這兩場審判對世界和平的坐標意義永遠不會磨滅。國際法庭遵循國際法準則審判戰爭罪犯，對于懲治戰爭元兇、維護世界和平、震懾新軍國主義分子和保護自由平等民主與法治的國際秩序的意義和價值，永遠存在。（作者是華東政法大學原校長、全國外國法制史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