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新：清商遠路自徘徊——憶田余慶師

二十多年來，田先生時時刷新我對于人生的理解，我看到了學者的純粹和人生的樸素。他經常聊起過去的人和事，固然也流露對于惡政當道的憤怒，但對那些在極端時代做了許多壞事因而后來惡名昭著的人，他似乎總有一種深深的悲憫，甚至以同情的語氣講述他們的人生遭際。反過來，一些后來被評價很高的名流人物，到了田先生的回憶里，原來也做過許多他們后來竭力回避或予以否認的事情。我甚至覺得，田先生研究歷史上群體和個人在時勢變局中的反應與選擇，多多少少隱含著他對自己人生所見所聞所思的總結。

我1989年秋季回到北大讀研時，對于歷史學不要說不入門，就連歷史系一般本科生的水平也達不到，兩個導師的論著，田余慶先生的我只讀過《中國史綱要》，祝總斌先生的我只讀過《北大學報》上的兩三篇論文。入學不久，大概基于本研究方向的一個傳統，祝總斌先生帶著我去拜望周一良、田余慶兩位先生。表情凝重、濃眉微鎖的田先生，一開口就澆了我一頭涼水：“從中文系、外文系改到歷史系來的，少有成功的先例。”那時我并沒有鐵了心要長久學歷史，田先生的話倒也沒有讓我太沮喪，不過內心還是有一點抵觸，覺得他不免小看人。相比之下，笑意盈盈的周先生的話就好聽得多：“中文系的門檻高啊。”那時我絕對沒有想到，就是這個第一次見面讓我多少有些排斥感的田先生，成為我后來人生中最親近、最重要的人之一。

2012年田余慶先生八十八歲生日時與學生在家中合影。 右起：羅新、田余慶、閻步克、陳勇

研究生的第一年，只是跟著祝先生讀《資治通鑒》，聽各種必修和限選課，和田先生基本沒有接觸。讓我慢慢領悟到歷史學自有獨特魅力的，最初就是祝先生講授的政治制度史，有了制度史的知識和視角，讀《通鑒》和正史就不那么艱難了。一般聽過祝先生講課的，終身難忘他的博學、縝密和通達，更不要說直接受惠于他那仁圣風范的言傳身教了。這一年里，有一天我偶然在《歷史研究》上讀到田先生的《隆中對再認識》，大吃一驚，原來歷史論文可以寫得這么引人入勝。于是找來《說張楚》《論輪臺詔》以及剛出版的《東晉門閥政治》，讀得昏天黑地，如癡如醉，常覺心潮澎湃，喘不過氣來，不得不休息一下。這種閱讀體驗，我以前除了讀小說，只在讀梁任公《清代學術概論》時感受過。

我開始有“入門”的感覺，是研究生第二年的第一學期。那時田先生正在寫《孫吳建國的道路》和《暨艷案及相關問題》，他就著這個機會，召集幾個研究生開了個《三國志?吳書》讀書班。先是他自己選讀一兩個列傳，從文獻解讀到史實考證，再到歷史意義的闡發，再到論文的寫作，是一個完美的示范。隨后由我們學生輪流自選《吳書》中的某個列傳，用同樣的方式來講讀。我記得參加那個讀書班的還有張偉國、何德章、羅永生等幾位，先后在二院的小108和古代史教研室進行。田先生具體講了什么，我自己和其他同學怎么選讀的，我都不記得了，我只記得那幾個月我有了醒過勁來的感覺，終于模模糊糊地明白了什么是“歷史地看歷史”。就是這個冬天，田先生突發心臟病。我們幾個學生商量，繼續這個讀書班，去醫院看望時，向他匯報了讀書班仍在進行的情況，他還挺高興。

經過了這個“入門”的階段之后，我開始考慮是否要一輩子做歷史，具體地說，就是接下來是否讀博士。在多年的自我期待中，我從沒設想過要成為一個學者。就此前有限的接觸，似乎學者人生也不見得有什么吸引力。現在田先生、祝先生等人為我開啟了理解學術魅力的門窗，但我是不是準備好了要終身投入歷史學的行業中呢？職業歷史學家的身份，意味著一種我很不了解、也未必向往的人生。進入碩士論文寫作階段，見田先生的機會多了一些，對他個人的了解逐漸增多，我慢慢地窺見了一個學術人生的新天地。那里沒有我少年時代所向往的激烈慷慨、風譎云詭、人山人海和生死契闊，但卻有我同樣迷戀的透徹、從容、醇厚與仁義情懷。即使在最初接觸的兩三年，田先生已經向我展示了學術人生可以有多么美好，當然，那之后的二十多年，我只有越來越慶幸自己及時地走上了這條路。做自己喜歡的工作，過自己喜歡的生活，是田先生引領我進入了學術人生。

就我學生時期的學業及留校后的科研教學來說，田先生對我最直接的影響是那種持續的壓力。他對年輕人總有很高的期望，對我也一樣，而由于我常在他身邊，這種期望就成了巨大的壓力。雖然我的抗壓能力不弱，但自知之明還是有的，有時會有深深的、無處可訴的愧疚。1998年夏天我陪他去南京參加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的年會，晚上去鼓樓上喝茶乘涼，閑聊中他說，你留校好幾年了，該出一點有份量的東西了。對于一個東游西逛還沒有找到出路的研究者來說，“有份量的東西”似乎是遙不可及的。我說，您呀，對我要求不要太高了。沒想到他忽然嚴肅起來，說道，我可以對你要求不高，但你對自己不能沒有高要求。這個話讓我想了很久。2003年出《拓跋史探》時，他在前言結尾處寫道：“北大的羅新君與我長年相處，協助我搜尋資料，斟酌意見，操持各種繁雜的修改事務和電腦作業，而且反復再三。羅新現在遠在哈佛大學訪問研究，我期待他帶回成果。”書出版后，他讓正在北大讀研究生的劉聰寄了三本給我。劉聰在附信里說：“同學們議論，說羅老師若是讀到田先生這句話，會不會嚇得不敢回國了？”很慚愧，那年夏天回國時我并沒有帶任何像樣的成果。

我見過田先生修改別的同學的論文，密密麻麻的，有的都改花了，需要另寫一頁。但他看我的論文，基本不作文字的修改，總是和我談議題的延伸意義，可能他覺得思考深度不夠是我的主要問題。因為我本科是學文學的，早年曾癡心創作，讀史不免為文字或故事的表象所障，思考問題容易停留在較淺層次，說話也常流露輕脫的一面，田先生非常耐心地、有針對性地引導我，對我的影響可說是至深至久的。比如，他看了我的碩士論文初稿后，對我說，就這樣吧，剩下的時間去讀別的書。過了幾天他聽一個同學說我的論文沒有打草稿，本來是表揚的意思，但他立即把我叫去，要求我改寫一遍，哪怕只是謄寫一遍，說應該養成任何文稿都多次修改的習慣。我寫博士論文時，每交一章，他都會反復詢問還有沒有可以深挖之處。那時我學力太淺，難以理解“深挖”的真實涵義，實在不堪他的追問之苦。但工作以后，我逼迫自己在討論任何問題時都多想一層，看能不能在通常的解釋之外找到更有深度的理解。我自己沒有意識到，有一次徐沖提醒說我特別愛用“深刻”這個詞，那么至少間接的成因是田先生多年的訓練和壓力。

很多人都稱贊田先生會帶學生，我根據切身體會和多年觀察，感覺他是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因勢利導。我一開始對西域史地有興趣時，他是鼓勵的，認為這樣可以開闊視野，后來見我用力太猛，又提醒說不要偏離中原太遠，不可忘記了拓展視域以反觀中國史的初衷。這十多年我在內亞史方面用力稍多，略有所見，他一方面肯定，另一方面提示說，研究內亞史具體問題時，也要多想想與中國史的關聯。正是在這樣的提示下，我開始思考中國史中的內亞性問題。田先生在關鍵時刻的警示，幫助了我始終立足于魏晉南北朝史來觀察周邊，而不是游騎無歸，“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發展成半吊子的中亞史家或阿爾泰學家。他并不認為魏晉南北朝史比西域史地或內亞—阿爾泰研究這些學科更重要，而是因為他了解我的訓練背景和知識局限，知道我的長短和特點，才會及時提醒。據我觀察，他對其他學生學術發展的建議和提示也都是基于學生自己的特點。比如李萬生博士論文關注的是侯景之亂時期的河淮地理問題，田先生覺得萬生碩士時在陜西師大有過歷史地理的訓練，以此研究侯景問題，可能會別有所見，所以是很鼓勵的。到萬生博士畢業，論文也快要出版的時候，田先生就勸他另尋題目，拓寬研究范圍。田先生是這樣說的：“做研究應該多一些切入點，就像村屯邑居，要多挖幾口井，你到現在只挖了這一口井（侯景）。”

2014年，田余慶先生最快樂的事，就是與重外孫嬉戲

不過我必須說，田先生對我最大的影響也許還不是，或不僅僅是在學術方面。我之所以走上學術之路，不僅因為感受到了歷史學的魅力，還因為看到了學術人生的可貴。這兩個方面田先生都起了決定性作用。其實大多數學者的人生并不一定令人羨慕，學界生產的大多數論著也未必值得喜愛，可我的幸運在于，初涉學術之時，我就遇到了田先生。那種安詳淡定、遠離流俗的精神和生活狀態，讓我有一種找到歸宿的踏實感。二十多年來，田先生時時刷新我對于人生的理解，我看到了學者的純粹和人生的樸素。他經常聊起過去的人和事，固然也流露對于惡政當道的憤怒，但對那些在極端時代做了許多壞事因而后來惡名昭著的人，他似乎總有一種深深的悲憫，甚至以同情的語氣講述他們的人生遭際。反過來，一些后來被評價很高的名流人物，到了田先生的回憶里，原來也做過許多他們后來竭力回避或予以否認的事情。我甚至覺得，田先生研究歷史上群體和個人在時勢變局中的反應與選擇，多多少少隱含著他對自己人生所見所聞所思的總結。

這十年來，很多人鼓勵田先生寫回憶錄，都覺得以他的豐富閱歷、史家見識加上出類拔萃的文筆，肯定會寫出有歷史價值的回憶。他一再拒絕，說出來的理由是自己一介書生，人生平淡，沒有經歷什么特別的波瀾。但我感覺，田先生不肯寫回憶錄，除了謹慎的性格原因外，還有他對于自己所經歷的20世紀悲劇般的歷史似乎不愿進行系統的反思。以田先生的思維和寫作習慣，他寫回憶錄必定與研究歷史沒有什么不同，而研究自身經歷過的20世紀，和研究遙遠的中古不同，似乎難以避免會時時沉浸在巨大的疼痛之中。除非萬不得已，他不大愿意寫懷舊思往的文字。這些年他只寫了不足十篇的回憶短文，都已集入去年出版的《師友雜憶》。他在序言里說：“雜憶所及北大師友，多是受過苦難的，尤其是翦伯贊先生，是大苦大難。我至今不明白為什么容不下這樣一批有過輝煌但已年邁的文化人？”這個感慨的背后，是無可言說的憤怒和無邊的悲涼。這二十年來我大概是和田先生聯系最多的人之一，聊天不算少，但我對他過去的經歷還是所知有限，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并不那么喜歡懷舊，我猜想那還是因為“過去”本身過于沉重了。

有個道理我是近幾年才明白的。我有時會講自己在北大同事中的朋友圈子，田先生也問得特別仔細。我告訴他，我和丁一川、張帆、陳爽是讀書時的狐朋狗友，常年一起鬼混，親如兄弟，后來又和同事李新峰、郭潤濤等成為好友，形成了一個感情很深的小圈子。田先生評論說：“你們現在很幸運，同事也會成朋友。”我非常吃驚，多年同事成為朋友，難道不是很正常嗎？他說，經歷了50年代至“文革”的高校和科研機構，同事變成朋友是很難的。后來又聽他講50年代北大的“洗澡”，即使在老教授們之間，一些過去每周一起下館子的親密朋友，也被發動起來互相批判，互揭隱私，多年友誼一朝蕩盡。他舉的一個例子就是對楊人楩的批判，最激烈的攻擊就來自一個老友。后來政治形勢越來越緊張，同事之間哪還敢有什么私交、私情？私下說話也都是字斟句酌，唯恐一言不慎，哪天被揭發出來成為罪證。我這才明白，怪不得我一直覺得北大的同事之間過于“君子之交淡如水”，原來也是一個歷史階段的遺產。

田先生的政治史研究都局限于中短時段，著眼點也都是時勢推動下個人或小型人群的政治選擇。在《東晉門閥政治》中，雖然他為這些歷史人物的重大行為整理出了一個政治史的解釋線索，但他回避了對“時勢”本身的深層次解釋。那時他對“歷史進步”還抱持一定的信心，考察時勢成因的動力比不上對發展趨向的期盼，因此會有全書最后一段那種俯瞰歷史的浪漫和激情。到了《拓跋史探》，他似乎要提供一個更深的闡釋，探明歷史中的那些野蠻、血腥和黑暗，如何又發揮出推動歷史變動的力量。基于這種理解，我在2008年為《南方周末》推薦閱讀書目時，列入了《拓跋史探》。我是這樣解釋的：“熟讀過田余慶先生《東晉門閥政治》和《秦漢魏晉史探微》的朋友，很多都容易對《拓跋史探》持一點保留，認為無論在選題上還是在具體的考證上，甚至是在文字表達上，都沒有能夠超越《東晉門閥政治》。當然，《東晉門閥政治》是20世紀中國史學的重要收獲之一。而《拓跋史探》是屬于新時代的，盡管顯露出作者老年寫作難以避免的種種遺憾，但凝聚著深刻的時代體驗和歷史反思。與《東晉門閥政治》的樂觀昂揚不同，《拓跋史探》浸透了對未來的疑慮和對往昔歲月的感傷，前者表達了20世紀80年代知識人的熱情與希望，后者則源于樂觀情緒被打消之后的沉郁深思。”

1947年田余慶先生的北京大學證件照

1997年初夏田先生在北醫三院住院，我下午常過去陪他在住院部下面的花園散步。他說自己身體不好，自幼如此，別人說他能活到六十就算不錯，沒想到能活到七十多歲。前幾年又是在北醫三院住院，我陪他聊天，舊話重提，說您七十多歲就有這般感慨，大概沒想到會有今天吧。他呵呵直樂，但又說，唉，做不了什么事。我就說，九十歲還要寫書，不是成精了嗎？其實他直到去世，始終心系學術，尤其關心最新論著和年輕學人的情況。我似乎是有責任定期向他報告近一段時間出版了什么好論著，冒出了哪些年輕人。學界后輩去拜訪，他也必定打聽最新動態。他有時會指示我延請青年新秀來家里坐坐。2013年年底，他還詢問魏斌、仇鹿鳴等幾位的情況，表示要讀他們的新著。2014年11月我在微博上看到仇鹿鳴看望田先生的照片，就在電話里提到。田先生問我在美國怎么還能知道，我說是網上看到的，他很驚詫：這件事還能上網啊。

我因在2014—2015學年度到美國訪問研究，最不放心的就是擔心老人家寂寞，所以廣托朋友常去看他，陪他聊天解悶。我每周和他電話聊天，他會介紹最近誰來過，讀過哪些文章。雖然他也感慨自己精力不濟，每天讀書不能超過兩小時，而且隨讀隨忘，但也很達觀地說，老了嘛，也只好這樣了。夏天我曾跟他說北大歷史系的研究生潘敦正在寫北魏的皇后與可敦問題，到10月間他表示想讀讀，讓我告訴潘敦。潘敦就把文章打印件給他送去了。兩周前，他在電話里說，他讀過了，有些意見，讓我通知潘敦去見他。我竟然沒有及時告訴潘敦！12月27日去八寶山舉行遺體告別之前，我在老人家書房里坐了一會，看見書桌上攤開的書和文章中，就有潘敦那篇文稿，他還在等著和潘敦談他的想法呢。在攤開的另一本書旁邊有個紙條，寫著我的電話號碼。

昨天去田先生家，陪師母聊天，走的時候，師母忽然怔了一下，對我說，唉，你看，我糊涂了，我正要對你說，你走怎么不跟先生說一下呢。師母說她常常犯糊涂，總覺得先生還在。他們兩位自1947年戀愛，1950年結婚，到相守終老，已經六十四年了，師母怎么可能適應先生已不在人世的事實呢？不要說師母了，就是我這個小輩，到現在也難以相信竟然已永遠見不到他。走在藍旗營小區里，感覺就是去見他老人家的。在這樣的迷迷糊糊中，寫這篇匆匆忙忙的紀念文字，就如謝靈運的詩句：“舉聲泣已灑，長嘆不成章。”

2015年1月2日北京五道口

原載《文匯學人》2015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