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龍 | 在紀念戴逸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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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戴先生（1926—2024）誕辰一百周年，清史所當有規模更大的學術活動。我和念群商量先開這樣一個座談會。

大概在戴先生去世百日后，我也寫過一點懷念的文章，其中一篇題目就是“守正創新的大先生”（《中華讀書報》2024年5月1日）。今天座談會的主題也借用了這句話，借以表達我們對大先生的懷念。

2024年1月24日戴先生去世，30日在京舉行追思會。金沖及先生年邁扶病前去參加（同年11月14日金先生仙逝）。他說：“戴逸先生是新中國培養的能夠繼承前輩遺產并開辟出新天地的最優秀的歷史學家之一。”金沖及先生所言的“繼承”“開辟”“最優秀之一”，名副其實，所以，我在此借以稱之戴先生為“守正創新”。

“大先生”一詞是我曾在“戴逸教授生平”的一則介紹中看到其稱先生是“經師”與“人師”相統一的“大先生”。這個評價深得吾心。對此，我在《中華讀書報》的文章中又補充了一句：大先生是為學、為事、為人的典范。戴逸先生名副其實。

戴先生的學術貢獻在他生前和去世后，想在座諸位都有了解，或者說都讀過他的論著，我們都是他的學生。我這里談兩個相關的議題。一是說戴先生對中國歷史學建設和發展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是全面的。他在1988到1998年連續兩屆擔任中國史學會會長，全面主持中國史學會工作十年，這是迄今沒有的。我今天就自己所知，只談談老師對山西大學歷史學科的關心和支持。

戴先生1926年生，喬志強先生1928年生，他們是同時代人。1952年，新組建的人民大學開學，戴先生為中國歷史研究班講授中國近代史課程。喬先生曾提到他也曾到人大進修，是不是在這個班，有沒有聽過戴先生的課，需要查一查檔案。我知道山大歷史學黃仁杰老師就說他是戴先生的學生。

文革前，戴先生曾在1964年到五臺縣陽白公社李家莊大隊參加“四清”一年。他和胡華、李文海三人住在半山腰的土窯洞里，三人一條大土炕。期間有一篇文章在《歷史研究》1965年第5期發表，題目是《寫群眾的歷史 為群眾寫歷史》。我十分后悔，在戴先生生前為什么沒有請他仔細談過這段經歷！

文革期間他和山西大學的聯系我不太清楚。只知道在座的戴寅兄到稷山縣插隊了。

1992年，喬志強先生主編的《中國近代社會史》出版后，人民出版社主持新書發布座談會，戴先生以中國史學會會長的身份參加了新書發布座談會，發表了熱情洋溢、充分肯定的講話。

1995年，我考取戴先生的博士生。

翌年，1996年，山西省教育廳主持重點學科評估，受喬先生委托，我陪戴先生、王慶成先生坐火車來到山西大學參加評估。第二天，戴、王一起在主樓三層作報告（記得，戴先生的江南口音有時聽不太清，我還斗膽上講臺在黑板上替他寫板書。當時聽講座的就是胡英澤他們這一班的同學們）。

2000年，山西大學獲得中國近代史博士點，當時，山西大學博士點申報時，帶頭人是我和王先明，再加上社科院的張正明先生。我們是全國最年輕的的帶頭人。戴先生、李文海先生都給予了大力支持，不容易。

我想，這只是一個山西大學，他對其他學校、對全國各地歷史學科發展的關心和支持都有很多，他對中國歷史學的貢獻是多方面的。

說到老師的的學術貢獻，我想有一點要重視。這就是他是一個思想活躍、具有開放精神的史學家，這一點從他的一系列論著中，從清史工程的編纂中都得到了體現。從中國社會史的復興，到今天蔚然成風，戴先生都在鼓與呼，都在積極的推動和實踐。

1997年，老師在《北京日報》發表了一篇不長的文章，題目是《加強社會史研究》。這篇文章中，他認為，社會史是歷史科學的一個分支，又是一個多學科交叉滲透、具有“邊緣學科性質”的學科（以下引文幾乎是原話）：

過去的中國歷史學，主要研究人物的活動、制度的得失、事件的因果。人物、事件、制度的總和就構成了全部歷史。晚近，出現了另一種歷史研究的途徑，即從政治、經濟、軍事、民族、外交、文化思想等不同方面切入歷史與解剖歷史。也就是理清脈絡、揭示規律，從分析的研究走向綜合的研究。

社會史的研究與這兩種研究途徑不同，社會史“研究社會本身，研究其構成、變遷、運行、研究各種社會問題，就是研究歷史本身。這是近十多年來受到社會學復興的影響而勃興起來的歷史研究的第三條途徑”。

社會史所要研究的是普遍性的社會現象，而不是研究社會上個別人物和個別事件。

社會史研究的問題更具普遍性、抽象性、對歷史的延續更長遠、更深刻。它是歷史長河中強勁的潛流，不是浮在表面稍縱即逝的泡沫。它深入多數人的生活，關系到多數人的利害。

社會史的研究更貼近下層人民的生活。社會生活、社會組織以及衣食住行、風俗習慣牽涉的到全體老百姓。社會史是真正研究底層人民自己的事情。

我想他在近三十年前的這些見解，對我們今天的社會史研究仍有很大的啟迪意義。昨天、前天，我們連續兩天討論社會史，集中到一點的共識就是：社會史是研究不同社會中的不同人的歷史。

1992年。喬先生出版了標注本的劉大鵬《退想齋日記》，戴先生一定是看過了。而且，戴先生一直重視日記對歷史研究的價值。他在《惲毓鼎澄齋日記》的序言中提到：“以往我們對晚清日記的解讀與研究多只注意與重大政治事件相關的那一部分內容，而忽略日記中對日常瑣碎生活的描寫，而中國歷史研究要實現突破，恰恰要把目光投向這些日常生活的描寫，以展現近現代中國社會轉型期間更廣闊、更復雜的層面，以及實現歷史轉變的全貌。前幾年喬志強同志在點校劉大鵬《退想齋日記》中對此已有所反映”（《澄齋日記》2004年出版，文章應在之前）。

2017年，我從學校領導崗位退下來后，決心繼續30多年前的劉大鵬研究。2018年，應該是參加清史所建所40周年慶典后，第二天晚上，我帶著在北京的女兒和女婿拜訪老師，向他請教。我說老師的《乾隆及其時代》是一部不朽之作，您是“賢者識其大，我是不賢識其小”。他說大小是相對的，鼓勵我要從研究劉大鵬反映時代的變遷。當時他就推薦我去讀《徐兆瑋日記》（常熟人士）。家里沒有此書，后來，他又托戴寅從清史編纂委員會找來一部《徐兆瑋日記》寄來，供我閱讀參考。真是感動莫名，同時也是對我的激勵。現在，我的大部分精力都在讀劉大鵬及相關的資料，心想，這是兩位老師的期待呀！心里很是忐忑，戰戰兢兢呀！

斯人已逝，風范常在。懷念老師，懷念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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