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概念與方法丨吉國秀：數字技術驅動的民俗學知識生產

主持人語

現代民間文學研究已一個多世紀了，翻檢這些著述，能夠過濾出諸多有學術價值的概念。這些概念被制造出來以后，大多數的境遇是被懸置，沒有得到有意識地言說和闡釋，便無以演繹成學說和思潮。本土概念的空虛是中國民間文學理論難以深化的病灶。概念需要不斷地闡釋，以構建概念之間的關系圖式，這是建立中國特色民間文學話語體系的必由路徑。而如何增加概念出現的頻度并豐富其內涵又是最值得訴諸于學術實踐的關鍵問題。

——專欄主持人：萬建中教授

主持人簡介

萬建中，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文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博士。兼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文聯全委會委員、中國民間文學大系出版工程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出版學術專著三十余部，發表學術論文二百三十余篇。曾獲國家級高等教育教學成果獎一等獎、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學成果獎一等獎、寶鋼優秀教師獎，第六屆和第九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一等獎、第七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三等獎、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特等獎、兩次中國民間文藝“山花獎”優秀民間文藝學術著作獎。

作者簡介

吉國秀，遼寧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興遼英才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項、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1項，以及遼寧省“興遼英才計劃”項目、遼寧省社科基金重點項目、遼寧省教育廳項目等項目。著有《婚姻儀禮變遷與社會網絡重建》《地方性知識、日常生活實踐與中國社會轉型》《文化遺產的理論研究與保護實踐》《傳統節日》《中國節》等。在《民俗研究》等學術期刊發表“數字技術驅動的民俗學知識生產”“社區數字故事實踐與文化遺產的意義建設”等論文。曾獲得中國民間文藝山花獎學術著作獎、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冰心兒童圖書獎、遼寧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等獎項。

數字技術驅動的民俗學知識生產

摘要

新近的研究實踐揭示出，在數字技術的驅動下，民俗學的知識生產方式出現了轉變。以數字技術引發的新經驗為研究對象帶來了新的學術增長點，同時也修正了民俗的定義及其特征。口耳相傳曾是界定民俗生成和傳播的一個重要特征，這一特征的重要性為數字技術所削弱。數字技術一方面成為傳播和再現民俗實踐的途徑，另一方面又生產出新的民俗實踐。如果非制度化的傳承和傳播是民俗生產和再生產的前提，那么如今制度化力量和市場化力量正在改變這一前提。在這種知識生產路徑中，民俗不是作為靜態的結果存在，而是以過程的動態形式出現。以數字技術為研究方法質疑了傳統資料搜集與分析的合法性，打破了單一資料搜集方式以及分析方式的壟斷地位，從而實現了民俗學資料搜集方式、分類方式和分析過程以及展示途徑的創新。

關鍵詞

數字技術；知識生產；日常生活取向

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將“數字技術”（digital technology）界定為“以離散步驟表達、傳輸和再現的視覺數據”，它既包括數據的數字化，又包括在數字環境中產生的數據。數字技術進入中國后得以迅猛發展，技術更迭的步伐日漸加快。數字技術已成為社會變遷的重要驅動力，甚至被上升為認識和把握社會變遷的一個重要維度，數字社會的概念就是用數字技術界定社會變遷的一個例證。數字時代的概念更是用數字技術來概括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征。美國學者瓦戈（Steven Vago）曾提醒我們關注技術給社會帶來的變化，這一變化體現在技術革新對于社會組織、社會制度、社會價值，以及個體生活的深刻影響。瓦戈的論斷也適用于數字技術。數字技術的社會影響一躍成為部分學科的關注焦點，例如計算機科學、科學技術社會學等學科在這方面積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民俗學對于數字技術的研究，則是在從事計算機程序開發的職業群體崛起之后，計算機以及計算機程序進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成為普通人日常生活經驗的一部分開始的。

一

數字技術是介入和呈現

民俗學研究的一條路徑

當我們將目光轉向歐洲的時候，就會發現民俗學不乏關注技術的先例。早在20世紀60年代，德國學者赫爾曼·鮑辛格（Hermann Bausinger）就將技術世界與民間文化的關系納入民俗學的研究范疇。在《技術世界中的民間文化》（Folk Culture in a World of Technology）這一標志歐洲民俗學研究重大轉型的經典著作中，鮑辛格揭示出技術世界與民間文化并不是一種相互對立的、相互排斥的關系，實際上技術世界對民間文化有著強大而深刻的影響。鮑辛格認為“今天技術已成為普通人的日常環境”，并敏銳地洞察到“這一事實對我們而言具有決定意義”。鮑辛格提出技術自然性的命題，同樣適用于說明數字技術進入日常生活的過程。

如今，數字技術如同市場一樣環繞在人們日常生活的周圍，已是不爭的事實。然而數字技術卻獲得了習焉不察、不言自明的特征，其進入日常生活的進程很容易被忽略。如果我們將這一進程置于學術脈絡的觀照之下，就會發現數字技術是介入和呈現民俗學研究的一條路徑，盡管此前采用的是前數字技術的概念。本文將沿此路徑，主要探討學術界運用和使用數字技術的方式，并反思其對傳統知識生產方式的影響。在此之前，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民俗學是如何創造性地將職業群體、普通人運用數字技術的行動視為日常生活實踐的一部分，又是如何將這一日常生活實踐置于民俗學的框架之中的？

二

理論支撐：民俗學的日常生活取向

中國民俗學不乏關注民間生活的學術傳統，早在20世紀30年代，楊堃就提倡用民族學或社會學的局內觀察法、人類學的比較法來審視和探索民俗，即“社會學的民俗學”。黃石對于節期改革、女性民俗等的研究則踐行了“社會學的民俗學”這一研究路徑，從而在民俗學和民眾生活之間建立了一種關聯。黃石的開創性研究將民眾及其生活實踐置于民俗學研究的中心位置，突出了民俗學研究的生活取向，為此后的研究提供了一種理解和定義民俗的方式，這是民俗學的學術傳統所留下的遺產。

將普通人運用數字技術的日常生活實踐創造性地視為民俗，則是經由鄧迪斯（Alan Dundes）的努力所達成的。鄧迪斯提出了一種具有可操作性的概念界定方式，將民俗之民定義為“可以指代任何群體，只要這一群體擁有至少一個共同因素。這一紐帶是什么并不重要——它可能是一種共同的職業、語言或者宗教——而真正重要的是，任何因特定原因形成的群體，都會發展出屬于自身的傳統”。鄧迪斯的界定方式是用民俗之民的實踐來界定民俗之俗，這就為當代職業群體進入民俗學的研究范疇提供了理論依據，其中就包括從事計算機程序開發的群體。之后，鄧迪斯明確提出計算機民俗的概念，其引用例證是關于計算機程序設計者的內部笑話。他同時揭示出，更多的美國公眾將計算機視為當代民俗的一個特征。計算機民俗主要指涉的是程序員設計者這一職業群體的實踐，而對于作為計算機用戶的普通人實踐的關注，則要等到計算機進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日常生活”的概念進入到民俗學的知識譜系之后。

“日常生活”本是哲學領域的概念，經過一系列創造性互動后進入民俗學的領域。2016年“民俗學‘日常生活’轉向的可能性”會議在中山大學召開，此次會議是民俗學朝向日常生活研究的一次努力和嘗試。如果站在知識連續性的角度看，這次會議是對民俗學研究生活取向的回歸。在這次會議上，筆者提議采用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的“日常生活實踐”作為概念工具，實現對“日常生活”概念的轉化，以有別于哲學關于“日常生活”的界定。同時，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實踐嵌入中國社會轉型中去理解，讓民俗學能夠對重大現實問題做出回應。我們仍然需要回答以下問題，即日常生活取向能夠為民俗學提供什么？是提供一個新的研究領域？還是一種新的研究方法？抑或是一種研究視角的轉向？

我們做一個知識社會學的梳理，就會發現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法國日常生活研究的崛起，是為了重新梳理和審視法國近代史，著手概括和處理法國在20世紀的樣貌，從而通過對普通、日常體驗的細致探討，將日常研究拉回到法國文化的中心。那么，對于中國民俗學而言，研究日常生活的意義是什么？自2004年以來，非物質文化遺產（下文簡稱非遺）或文化遺產主題，一直是民俗學學術研究關注的焦點，這與學術界公共民俗學的取向有著緊密聯系。在遺產化導向的學術框架中，民俗學的日常生活取向提醒民俗學者關注那些沒有被遺產化的日常生活實踐的重要性。當民俗以一種儀式化或表演的形式展現，并以一種制度化的形式得以固定時，日常生活本身對于民俗學就具有重要的啟蒙意義。它將日常生活從被忽視與被淹沒中呼喚出來，給予其關注和承認。民俗學日常生活取向帶給我們的啟發是，重新梳理和定位民俗學學科的關切，將民眾切近的日常生活經驗和體驗置于民俗學研究的焦點和中心。用戶使用數字技術的日常生活實踐就可以作為一個問題，被納入民俗學的知識體系中去討論。鄧迪斯的民俗定義凸顯了從事計算機行業的專業技術群體，但作為普通用戶則尚處于一種灰色的背景狀態。日常生活的概念激活了普通人的經驗，普通人對于數字技術的運用則構成日常生活實踐，于是民俗之民就從專業技術群體擴展至普通人。從職業群體擁有的專業知識到用戶共享知識的擴散，印證了數字技術進入日常生活的進程。

由于日常生活具有模糊性、不確定性，我們難以把握和揭示，而日常生活實踐則是捕獲它的抓手。20世紀60年代以后，法國人類學曾經面臨同樣的問題，佩雷克（Georges Perec）的解決方案是將日常生活與人類學本土回歸相結合，提倡同仁訓練自己對周圍事物的洞察力，關注自身的經驗，“呼吁重新賦予此時此地異國情調的力量”。力主運用民族志的專業技能分析本土社會行動和現象的近處民族志（proximate ethnography），就是人類學學者對這一倡導的響應。近處民族志觀察民族志者與自己社會的互動，并用所受的專業訓練去面對這一點。在近處民族志的理念之下，有關儀式等一系列行動都成為描述、詢問、解釋法國民族志者日常經歷的橫切面，這些努力同時也是尋求表達法國日常生活的具體嘗試。在一系列微觀層面的探索和嘗試中，法國學者將回歸本土社會的民族志作為日常生活理論和實踐的一個例證。這也就意味著，日常生活研究需要有著力點或切入點，而數字技術就是其中一個。

在某種意義上，中國民俗學面臨的問題與本土化回歸后的人類學有著一定程度的相似性。鐘敬文將中國民俗學錨定為一門研究“我們”的學問，他明確提出“我們民俗學是本國人研究本國的文化”，“是本地方的人記錄、研究本地方的民間文化”。本土社會研究具有的復雜性并沒有因為距離的接近而降低，它同樣需要對待問題的深刻洞察力，因為“對這些以我們自己的社會為舞臺、發生在我們眼下的事進行理性思考，卻是最簡單也最困難的。最簡單，是因為經驗傳承是每時每刻且巨細靡遺的；但也是最困難的，因為只有在極為罕見的機會下，我們才能覺察社會轉變的極端復雜性……”。佩雷克和近處民族志將近處熟悉的日常生活陌生化的問題意識和方法，為中國民俗學帶來諸多啟發和思考。佩雷克和近處民族志都提供了進入本土社會以及日常生活的途徑，且以闡釋這些經驗為己任。這些探索為中國民俗學提供了視角上的思考，拓展、豐富并細化了本土社會的書寫。對于生活在當下的各種經驗的探討，尤其是對數字技術進入日常生活后，用戶使用數字技術實踐的審視，同樣需要日常生活陌生化的問題意識，即將其建構為研究對象的過程，同時它也是將日常生活這一抽象概念轉化為具體可操作研究的一個過程。

三

作為新經驗的數字技術：

一個學術增長點

數字技術進入中國社會后，引發并催生了一系列的新經驗，對于這些新經驗的研究已成為學術增長點。將這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經驗納入民俗學的研究領域，拓展了其與民間文學傳統的研究邊界。同時，我們需要重新修正原有的民俗學框架以使其能夠容納新經驗，其中包括對民俗學核心概念的重新審視。以數字技術引發的新經驗作為研究對象，主要呈現出以下四個研究趨勢。

（一）數字民俗的提出及其學科構想

首先涉及的問題是如何對數字技術引發新經驗進行命名和定位，并將其置于民俗學的學術框架中。圍繞信息技術、互聯網技術、數字技術產生的新經驗，形成了一系列的概念術語，例如電子民俗（e-folklore）、計算機民俗（computer folklore）、網絡民俗（cyber folklore）、在線民俗（online folklore）、互聯網民俗（internet folklore）與數字民俗（digital folklore）等。電子民俗主要側重于由電子媒介傳播的實踐；計算機民俗側重于從事計算機行業的職業群體共享的實踐；網絡民俗強調的是用戶進行信息傳遞和資源共享的實踐；在線民俗則是指用戶在網絡上實時互動產生的實踐；互聯網民俗是指基于互聯網平臺的用戶實踐；數字民俗則是指運用數字技術進行生產的用戶實踐。如果將數字技術視為一個體系，那么計算機是其硬件，計算機程序（操作系統）構成其軟件，互聯網則構成其技術基礎。這一分類也適用于解釋數字民俗與前數字民俗的關系。

為了概括和指稱延伸到互聯網領域的民間信仰，徐瑞華較早運用網絡民俗的概念，并對其生成背景以及使用網絡民俗的主體進行了初步分析。張舉文則將這一概念的外延擴展至更為廣泛的民俗實踐，例如網絡文學、網絡笑話、網絡動畫、網絡儀式以及網絡崇拜（在線崇拜）等。彭晴從傳播學的視角將網絡民俗分為傳統民俗實踐在互聯網的延伸、傳統民俗實踐的虛擬化與創新性民俗實踐三種類型。盡管這種分類方式存在局限性，分類的界限比較模糊，但它闡述了數字民俗實踐生產的路徑、與傳統民俗實踐之間的關系，以及作為傳播手段的數字技術所發揮的作用。與以上研究不同的是，董曉萍是在一個學科的構想中去討論新經驗，她倡導建立數字民俗學，并提出搜集、分類、傳輸、模擬是數字民俗學要解決的四個問題。對于數字技術引發新經驗的界定及其分類，為理解和闡釋這些新經驗提供了初步的理論框架，但這些嘗試并未將新經驗對原有民俗學框架的沖擊和影響作為問題進行探討，而是采用了理所當然的方式將新經驗建構為研究對象。此外，圍繞新經驗形成了不同概念，使該領域的名稱一直隨具體技術的迭代而變化，從而加重了知識日益分化的狀態。相關研究散見于不同的主題，因而不能聚成一種合力。

（二）信息技術（IT）笑話研究

網絡社會中新涌現的IT笑話，是信息技術與民間笑話相遇后生成的一種新民間敘事。它記錄了IT職業群體的專業知識和實踐，吉國秀和胡安亮將這一共同傳統界定為IT職業群體之俗，從而將IT笑話納入民俗學的研究脈絡中。中國社會的經驗說明，信息技術已進入民間的敘事結構中，信息技術所創造的虛擬空間已成為民俗傳承的空間。民俗并沒有因信息技術而終結，其生成和傳播反而因信息技術得到強化。此后，吉國秀和王明月將IT笑話的關注點轉向民俗之民，即通過IT職業群體在社會空間位置上的變化探討IT對于中國社會的影響。從知識擴散的角度揭示IT如何從職業群體的專業知識轉變為平常人日常生活經驗的過程，是IT笑話研究的另一個面向。該項研究發現，從職業群體的社會化到平常人日常生活經驗的內化就是IT滲透進日常生活的進程，它同時也是IT與日常生活進行交流的方式。

技術擴散是一種社會文化實踐。根據社會文化背景的不同，新技術滲透的速度會有所差異。IT進入中國社會后，迅速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經驗中，它因此擁有了不言自明的自然性特征。IT笑話研究清晰地記錄了中國社會對于IT的接受過程。盡管在這一進程中，有質疑的聲音表達了對新技術的懷疑，例如Wi-Fi輻射對于身體健康的影響等，但是這些質疑只是以笑話和新聞案例的形式零散地表達出來，而不是以一個嚴肅的公共議題的形式出現，因而并未引發細致而深入的探討。中國社會對IT持有一種擁抱的態度，IT與日常生活的交流是一個迅速推進的過程。中國的經驗能夠為技術與日常生活的關系提供怎樣的洞見，仍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三）互聯網中的民間信仰研究

在延伸至互聯網的民間信仰研究中，網絡祈福和網絡祭祀是學術界關注的兩個主題。陸薇薇和菅豐追溯了“中國錦鯉”的起源，描繪了其在虛擬世界中的演變軌跡，揭示了移動支付技術在“中國錦鯉”的演變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這一結論在2012—2020年微博祈福文本的研究中得到進一步印證。陳攀在該項研究中提出祈福文化呈現出商業化趨勢，它與符號的多樣化、祈福的日常化一同構成了網絡祈福文化變遷的三大趨勢。網絡祈福符號的變遷描述和記錄了以青少年和青年為使用主體的行動和參與，這一現象還說明包括移動支付技術在內的新力量崛起及其在網絡祈福符號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此外，還有相關研究探討了網絡祈福出現的動因、行動主體使用網絡祈福的方式，例如羅紅杰、王潤茁與徐贛麗認為傳統祈福儀式與現代技術的融合是網絡祈福形成的動力，而在傅靈犀和劉漢波看來，網絡祈福則是當代青年釋放外在壓力的一種途徑，它反映了當代青年日常生活的境遇。

運用虛擬方式進行祭奠的網絡祭祀是民間信仰研究關注的另一個主題。程鵬探討了網絡祭祀出現的原因及其超越時空的優勢。梁敏則注意到網絡祭祀的局限性，認為與傳統祭祀相比，網絡祭祀缺乏參與感，不具備再現、維護與確認親屬關系的功能。此外，運用網絡祭祀的主體大多是流動性比較大的年輕群體，這說明社會對于網絡祭祀的廣泛接受尚需一個過程。張晗、李朝旭和郭勤一對京滬兩地的網絡紀念館的部分留言信息進行了內容分析，發現民眾祭祀雖然在情感表達方面存在著地域上的細微差異，但更多地趨向于相同特征。這項研究的資料搜集以及運用SPSS進行內容分析的方式，為深化網絡信仰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思路。由于該項研究結論主要依賴于京滬兩地網絡紀念館樣本的選擇，因此樣本的代表性以及選擇的方法等需要進一步說明。

（四）數字技術對于

民俗傳播的影響研究

為實現皮影戲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郭芮馨運用數字動畫的形式改編和呈現了望奎皮影戲，并將其上傳至互聯網進行傳播。在望奎皮影戲的個案中，數字技術以兩種身份發揮作用，即它既是一種傳播媒介，又是一種非遺的保護途徑。作為媒介形態的數字技術對于民間文學體裁傳播的影響，受到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例如，從故事講述者、故事時間與故事空間三個維度對《白蛇傳》異文進行研究之后，孫正國發現數字媒介的互動性特征不僅規定著故事的呈現和傳播，還在傳播的過程中改變了故事的內在結構和原初意義。作為媒介的數字技術（尤其是數字電影、數字動畫、網絡游戲）與民間故事、民間傳說之間的相互影響，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話題。它提醒我們關注民俗傳播的實踐形態，這種新的傳播方式同時又是民俗再現和傳承方式。

數字技術引發的新經驗對傳統民俗學的概念體系產生了深刻影響，我們需要重新思考民俗學的學術框架。例如口耳相傳是民俗的基本特征之一，而作為傳播媒介的數字技術沖刷著面對面的交流形式。以微信視頻形式展現的交流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口耳相傳，它是以數字技術為中介的溝通方式。數字技術進入日常生活并獲得了自然性特征。民俗傳播的途徑包括但不限于口耳相傳，數字技術所創造的虛擬空間成為民俗再現和傳播的空間。同時，對于數字技術的掌握和使用已進入并整合到民眾的知識結構中，成為民俗之俗。民俗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傳統，對于數字技術的接受和使用是引發民俗變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四

作為新方法的數字技術：

知識生產的新范式

一直以來，文本的搜集與歷時分析是傳統民俗學知識生產的途徑，參與觀察和共時性分析則是知識生產的另一途徑，前者形成了民俗學人文主義傳統，后者則成為民俗學社會科學傳統。作為一門學科的民俗學，其知識積累大多建立在文本和田野的基礎之上。數字技術則為我們反思知識生產途徑的合法性及其局限性提供了機遇。將數字技術作為資料搜集、分類新方法去運用到實踐，主要體現在專題數據庫建設與元數據標準的生成與定制、數字民俗地圖與空間演示系統、知識圖譜分析及其可視化呈現等方面。這些嘗試使得學科允許和選擇何種經驗資料進入研究領域并將其轉化為研究主題，學科對經驗材料進行分類的視角和標準等不言自明的前提，就從知識生產的潛在背景中凸顯出來，成為學科反思的對象和亟須說明的問題。

（一）專題數據庫建設與

元數據標準的生成與定制

在中國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志書省卷本以及地方卷本的基礎之上，原文化部民族民間文藝發展中心主持建設了“中國記憶——中國傳統文化藝術基礎資源數據庫”，這是一個為公眾以及學術研究提供基礎性資源的數據庫體系。該數據庫體系后來逐漸擴展至中國節日志、中國節日影像志以及中國百部史詩等領域。如何運用數字技術對數據進行分類，以便于數據的存取，讓數據在未來可用，從而促進信息的可獲得性，是數據庫建設亟須解決的重要問題。換言之，專題數據庫建設的結構和規則、描述和標識在信息的讀取和有效傳播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盡管相關研究對此曾進行過討論，但針對該問題的系統性研究一直相對闕如，巴莫曲布嫫的研究則為解決該問題提供了一種可行性路徑。

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少數民族口頭傳統專題數據庫建設：口頭傳統元數據標準建設”中，巴莫曲布嫫等運用數字技術梳理口頭傳統元數據的基本結構，提出“以事件為中心”的口頭傳統專業數據庫建設方案。該項研究篩選出元數據標準描述的核心要素，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少數民族口頭傳統田野數字采集的16類元數據——5類專有元數據、11類通用元數據，為口頭傳統的專業數據庫建設制定了規范和標準。運用數字技術進行口頭傳統數據庫建設，其影響不只是停留在提供未來可供檢索、使用的民間文學、民俗學的資料庫，還將引發知識生產方式的重大轉變。例如，16類元數據本身也是口頭傳統田野作業采集的分類標準，這種分類標準可能會更好地呈現資料的搜集，與傳統文本資料搜集相比它更具有結構性、整體性特征。在數據庫的展示、檢索、運用和資料的解釋上，口頭傳統元數據標準的生成與定制研究未來將會有更大的操作空間。

（二）數字民俗地圖與空間演示系統

何彬較早地將民俗地圖法引介到中國民俗學界，她以柴田武繪制的方言分布理論示意圖和周圈論模式圖為例，說明該方法對經驗材料進行精密分析生成理論的過程。民俗地圖嘗試去揭示民俗事象與地方之間的關聯，而此前這一關聯為傳統的資料收集方式所忽略。數字民俗地圖則是指運用二進制編碼技術繪制的民俗地圖，專題數據庫建設為數字民俗地圖提供了基礎性的數據，而地理信息系統（GIS）的運用則為其提供了技術支持。將中國民間故事三套集成省卷本作為原始數據，賴彥斌嘗試繪制數字民俗地圖，如“中國民間文藝三集成地圖與縣域資源分布評估”“北京故事卷精神地圖與民眾精神世界”等，以探討民俗空間傳承的規律。如果說以往民俗的時間關系為學術界所重視，那么數字民俗地圖則提醒我們關注民俗的空間關系，即民俗學的知識生產出現的新轉向。盡管賴彥斌的研究更為側重數字民俗地圖繪制的理論基礎和技術路線，但是GIS、數字技術與民俗地圖相結合的初步探索也為數字民俗地圖的應用提供了一個新思路。

在中國民族民間文藝基礎資源數字信息平臺的基礎上，董曉萍研究團隊從題材、母題或主題、民間文藝學專家系統等角度對該平臺進行空間信息分類，形成了中國民歌集成數字地圖、中國民間舞蹈數字地圖等空間演示模型，充分展現出數字民俗地圖在民俗資源空間信息分類和再現中的顯著優勢。在中國十部集成志書與參與項目人員田野工作基礎之上建立的《中國民族民間文化空間信息系統》，綜合運用GIS、GPS和流媒體等技術，借助數字民俗地圖將民俗事象還原到其生存空間中進行演示，亦即將從語境中抽離出來的民俗事象重新置于數字技術虛擬的空間中。正因如此，數字民俗地圖被視為非遺活態保護的一種途徑。值得一提的是，數字民俗地圖及其演示系統同時能夠實現文本，以及音頻、視頻等多媒體文件的展示。

對維爾德哈貝爾（Robert Wildhaber）而言，民俗地圖“不是目的本身”“不是最后的結果”，而是一種輔助性的研究工具。這也就意味著數字民俗地圖仍然具有潛在的理論生成空間。進入21世紀20年代以后，數字民俗地圖得到更為廣泛的運用，但它更多體現為一種分類方式和展示途徑。在德國歷史地理學派和日本柳田國男的方言周圈論之后，由數字民俗地圖生成的理論仍是值得期待的。

（三）知識圖譜分析及其可視化呈現

數字技術不僅促進了跨學科間的知識傳播，同時也帶來其他學科新的分析工具，例如以Nvivo、CiteSpace為代表的新興計量軟件，讓民俗學從定性分析走向定量分析，極大豐富了民俗學的工具箱。如今，以知識圖譜為代表的計量分析，在從研究者出發的基礎上為我們提供了另外一種研究范式，其長處體現在資料的分類方式和可視化呈現上。《知識圖譜分析的可能性與民俗學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一文運用Cite Space繪制知識圖譜，揭示了相關知識的結構方式及其演化軌跡。如果傳統的文本搜集與歷時分析針對的是單一文本的知識累積，那么知識圖譜則擅長尋找文本之間的聯系——以一種結構的方式去梳理文本，即通過關鍵詞共現圖譜、關鍵詞時區圖譜等對文本進行分類。關鍵詞共現圖譜能夠在關鍵詞之間建立共現網絡，進而揭示學術界聚焦的相關話題。關鍵詞時區圖譜則能夠在關鍵詞之間建立時間序列關系，以動態形式呈現學術積累的縱向演進。知識圖譜尤其適用于研究前沿的探索、研究趨勢的梳理等。

在林繼富和王祺、吳凡文和岳翠杰、高峰和賈恒陽等學者的研究中，我們同樣能夠發現學者將知識圖譜視為資料的一種分類方式，更確切地說是知識生產的一種方式。目前知識圖譜被廣泛應用于相關主題的文獻綜述中，這些主題涉及非遺、農民畫、非遺傳承人等，以及對研究現狀的把握和未來研究的預測上。在這個意義上，也許我們可以稱其為一種正在浮現的研究范式。

在研究中我們發現，知識圖譜的運用并不是一勞永逸的方法，如果運用不當，就會陷入形式主義的泥沼。這也意味著，知識圖譜分析要與傳統的文本分析結合運用。實際上，研究者對于知識圖譜的解釋和說明，恰恰是建立在對文本進行細致閱讀的基礎之上。盡管計量分析有助于呈現文本的整體結構，但是傳統的文本閱讀在知識圖譜的解釋中仍然扮演著重要角色，這是避免知識圖譜分析浮于形式的一個重要保障。研究者只有在文本閱讀與知識圖譜之間來回穿梭、相互印證，才能將知識圖譜的優勢發揮到最大。

將數字技術作為研究方法使用的三種趨勢并不是相互平行的，而是互有交叉，例如專題數據庫通常為數字民俗地圖與知識圖譜提供數據，因此數據庫建立的初衷、數據庫的共享性與可獲得性對數字民俗地圖和知識圖譜分析會產生比較重要的影響。部分數據庫建立的初衷并不是針對研究者，如果能夠面向研究者實現數據庫的開發、數字民俗地圖與知識圖譜三者的聯動，資料來源的效度將發揮至最大化。對于這一可能性，美國民俗學者已做出有益嘗試，坦蓋利尼（Timothy R.Tangherlini）就是其中的一位。為了區別傳統的近距離研究，坦蓋利尼提出“民俗學顯宏鏡”的概念，即運用整體觀視角、遠距離的方法關注資料。整體觀、遠距離是傳統人類學秉承的核心理念。在數字技術的支撐和協助下，坦蓋利尼及其學生將“民俗學顯宏鏡”的理念用于“丹麥民俗關聯”數據庫的開發中，通過尋找數據背后的模式模擬資料搜集的動態過程。尤為重要的是，坦蓋利尼研發出一種基于研究者驅動標準的資料分類方式，將時間和空間維度加入資料的可視化呈現中，用地圖顯示一個地區的主題分布和主題集中度。將數字技術運用于數字化歸檔、分類、索引、瀏覽，并將分類與資料的索引、研究相聯系的這一成功嘗試，為中國民俗學帶來很多有益啟發。

結論

立足于新近的研究實踐，本文力圖討論數字技術介入以后民俗學知識生產方式出現的轉變。以數字技術引發的新經驗為研究對象帶來了新的學術增長點，同時也修正了民俗的定義及其特征。口耳相傳曾是界定民俗生成和傳播的一個重要特征，這一特征的重要性為數字技術所削弱。研究表明，交流或傳播是民俗過程的一個重要特征。口耳相傳正在成為數字技術傳播的基礎，數字技術一方面成為傳播和再現民俗實踐的途徑，另一方面又生產出新的民俗實踐。此外，制度化力量、市場化力量正通過數字技術通道成為影響民俗實踐走向的重要因素。由這兩種力量所引發的民俗挪用現象曾經被置于民俗的分類之外，不予討論，如今它們作為民俗實踐的語境重返學術討論。如果非制度化的傳承和傳播是民俗生產和再生產的前提，那么如今制度化力量和市場化力量正在改變這一前提。在這種知識生產路徑中，民俗不是作為靜態的結果而存在，而是以過程的動態形式出現。

以數字技術為研究方法則實現了民俗學資料搜集方式、資料分類方式和分析過程及其展示途徑的創新。傳統資料搜集方式用紙質文本遮蔽了以其他媒介形式呈現的資料，用文本的時間信息掩藏了空間信息，用個案的深入性替代文本的整體性等。數字信息的可獲得性和多樣化促進了資料搜集方式的創新，使其實現了從紙質文本到影音資料、從文本的時間序列到空間信息、從文本的深描到資料整體性信息的拓展。數字技術的運用質疑了傳統資料搜集與分析的合法性，打破了單一資料搜集方式以及分析方式的壟斷地位。資料來源不應當只有一種衡量標準，知識生產范式也不應當僅僅立足于一種或兩種方式。如今，專題數據庫、互聯網等正在成為除了文本、田野之外民俗學資料搜集的第三條路徑。

分類是知識生產的一個重要過程，它是研究視角的一種推進和體現，同時也決定了知識梳理和呈現的方式。鐘敬文曾提醒我們注意材料分類的出發點以及材料分類的多種可能性。數字技術的運用可以打破傳統分類方式，為分類提供更多選擇。例如，“中國民俗文獻史及其數字化系統管理”項目就根據民眾理解和使用民俗的實踐對資料進行分類，為我們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以知識圖譜為代表的計量軟件分析則被使用為一種分類和呈現研究資料的新工具。它通過提取頻次相對較高的關鍵詞來揭示文本中具有普遍意義的主題和模式。在傳統的文本分析中，每個文本都具有重要意義，其分類主要建立在研究者主觀性的基礎之上，它是否能夠有效貼近現實本身是需要認真反思的問題。計量軟件分析以定量數據作為支撐能夠彌補傳統分類的不足，提高知識生產的效度，增強展現結果的直觀性和可視性。需要說明的是，無論是傳統的文本分析，還是數字技術的方法，都有各自適用的范圍。研究者需要根據問題去選擇方法，方法本身不能夠獨立存在，兩者之間互為補充，而不是此消彼長的替代關系。

數字技術帶來知識生產方式的變化，為我們思考學科傳統對于知識積累的影響提供了機遇，因為忽視或者擺脫學科傳統對于研究者而言是非常困難的。正如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言，研究者“并不是將自身的問題域所引發的那部分材料當做‘證據’，而是將他們身在其中的教學傳統所恩準和保證的那部分材料視為‘證據’，而且在過多的時候，只是單憑這一傳統來確定何為‘證據’”。

文章來源：《民俗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釋從略，詳見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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