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一條爭議性條款，照出了歐洲的“阿喀琉斯之踵”

2026年西方復活節（4月5日）前后，一項關于德國新兵役制的法律條款受到關注，該條款規定，兵役適齡男性出國超過3個月必須向軍方申請。媒體指出，這項改革標志著德國兵役制度的重大變革。

在立陶宛帕布拉德，德國士兵參加“馬刀打擊2015”演習 新華社發（阿爾弗雷達斯·普里亞迪斯攝）

當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威脅退出北約，歐洲在軍力變革、戰略自主問題上呼聲高漲，如此背景下，德國此舉意味著什么？

“冷戰遺存”條款回歸引發不安

德國《法蘭克福評論報》今年4月初的一則報道指出，已經生效數月的新兵役法對德國兵役制度進行了大幅改革，引入了強制問卷調查、體檢篩查等措施。但其中一項已生效的法律條款卻并未受到外界注意，其規定17歲至45歲的德國男性出國旅行超過3個月，理論上需事先獲得聯邦國防軍批準。

這意味著，無論是計劃赴海外留學的大學生，還是準備跨國入職的年輕職員，甚至只是進行長期環球旅行的背包客，只要是在年齡范圍內的德國男性，都必須先過“軍方審批關”。

這一極具強制色彩的規定引發輿論嘩然。德國新左翼政黨莎拉·瓦根克內希特聯盟(BSW)創始人瓦根克內希特猛烈抨擊，稱其讓人聯想起“東德和柏林墻時代”，并公開要求國防部長皮斯托里烏斯辭職。

在社交媒體和新聞評論區，相關討論異常激烈，年輕一代質疑這種規定變相限制了人身自由，認為這是對個人基本權利的粗暴干涉，他們甚至在復活節假期后走上街頭激烈抗議。

面對洶涌的民意，德國國防部多次緊急進行“危機公關”。其解釋稱，盡管法律規定了審批義務，但在目前兵役仍然保持“自愿”的情況下，離境許可被視為“自動授予”，因此目前無需提交申請。

事實上，關于適齡男性如長期出國需獲許可的條款在冷戰時期就已經存在，但由于德國在2011年就暫停了義務兵役制，這項條款一直處于休眠狀態，只在緊急狀態下才會生效。

受地緣政治變化等影響，德國聯邦議院2025年12月通過了《兵役制度現代化法》，希望通過兵役制度改革擴大軍隊規模。隨著該新法于今年1月1日生效，這項沉睡多年的出國限制條款回歸了“始終生效”狀態。

德國國防部表示，該措施目的是使政府能夠可靠地掌握有哪些潛在的義務兵長期居住在海外。如果安全形勢進一步惡化，且必須引入強制性兵役制，德國將面臨完全不同的狀況。屆時，了解誰實際上可以應征、誰無法到場，對國家來說至關重要。

德國律師克里斯蒂安·佐爾梅克說，該規定引發爭議，表明政府誤判了社會的抵觸情緒。外界反應強烈，諸如“出境許可證”和“限制行動自由”等詞匯引發了全國范圍的憤慨。

據佐爾梅克的分析，由于政府已宣布在自愿服兵役期間暫停該申報義務，這一違規風險在實踐中已被排除，因此旅行自由不受影響，該規定在當前也沒有構成額外的行政負擔。但如果未來情況發生變化，導致此類許可可能被拒絕，那么法律評估將會顯著嚴苛化。

德國安全政策范式轉變

德國兵役制的這番“折騰”，旨在解決聯邦國防軍長期以來的“兵荒”。根據默茨政府設定的目標，德國計劃到2035年將現役軍人規模從目前的約18.5萬增加到26萬。

在此背景下，德國今年開始正式推行“新兵役制度”，其要點并非全面恢復普遍義務兵役制，而是采取一種“有選擇性的強制”。

首先，恢復對適齡青年的征兵登記，所有2008年及以后出生的德國公民在年滿18周歲后，都會收到一份調查問卷，男性有義務如實回答問卷中的問題，包括對服役的興趣，以及基本的身體素質評估。隨后，聯邦國防軍將邀請所有符合條件的自愿者進行體檢鑒定，以確定其服役能力。體檢過程會對其身體、心理以及性格是否適合在聯邦國防軍服役進行全面考察。

通過引入“需求導向的兵役制”，德國可以在自愿招募無法達到預定人數或安全局勢惡化的情況下，在聯邦議院投票快速恢復強制服役。

配合兵役改革一并推進的，是德國的國防開支“大松綁”。在2025年初的德國大選后，獲勝的聯盟黨(基民盟/基社盟)就和社會民主黨迅速達成協議，力推在議院通過了《基本法》修正案，放寬限制政府借貸的“債務剎車”條款，令德國國防支出突破財政“緊箍咒”，為大幅增加國防開支鋪平道路。

這項措施甚至比兩黨的聯合政府正式就職還要早，為這屆政府的執政路線定下基調。目前德國的軍事開支約為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4%，而外界普遍預計這一比例將在未來幾年超過3%，甚至達到3.5%。

德國外長瓦德富爾此前甚至公開表態說，德國愿意響應美國總統特朗普要求將德國國防開支提高到占GDP5%的目標。

維爾茨堡大學經濟學教授、德國經濟專家委員會前成員彼得·博芬格認為，德國目前正經歷一場“難以想象的范式轉變”。這一轉變不僅為德國，也為整個歐洲提供了一個可以在不大幅削減社會支出的情況下加強安全的機會。

還有專家注意到，如此巨大的安全政策轉型勢必會對德國的工業和經濟產生影響。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莫里茨·舒拉里克提到，如果使用得當，計劃中的國防開支可以為德國帶來結構性推動，同時民用工業也可以從這些創新中受益。

他提到，如果歐洲能夠依靠自身開發下一代國防技術和武器，而不是從美國購買，那么額外國防開支的經濟效應將十分可觀，并促進歐洲經濟增長。如果將歐洲國防開支從略低于GDP的2%增加到3.5%，每年將花費約3000億歐元——只要將這些國防采購留在歐洲，就可以產生類似數量的額外經濟活動，并帶來技術溢出效應，惠及其他產業和生產力增長。

“大西洋裂痕”下的轉型動力

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數日后，時任德國總理朔爾茨在聯邦議院的標志性演講中宣布，歐洲迎來“時代轉折”，此后的世界將截然不同。

德國作為歐洲最大經濟體，因國防支出長期不足其GDP的2%而承受盟友壓力。

朔爾茨此番演講后，德國迎來了安全和外交政策的轉身，向過去數十年的“軍事克制主義”告別。隨著特朗普重返白宮，這一轉型在跨大西洋關系的動蕩中找到了新的驅動力。

面對美國政府不滿于北約歐洲成員國“搭便車”的情況，德國政府正推動將“承擔更多責任”從口頭承諾轉化為具體行動，通過在立陶宛展開軍事部署等具體舉措，展現德國在北約和歐洲防務中的作用。

今年4月22日，德國國防部首次發布國家軍事戰略，強調將把聯邦國防軍建設成歐洲最強大的常規軍隊。

有分析說，歐洲的“阿喀琉斯之踵”正日益暴露，因為人們愈發懷疑，如果歐洲安全局勢惡化，能否通過規定了共同防御義務的北約第五條獲得美國的全力支持？這使得建立可靠的歐洲威懾與防御力量變得不可或缺。

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副主任伍慧萍認為，面對特朗普重返白宮，德國表示支持特朗普提出的軍費要求，對美釋放友好姿態；同時，面對跨大西洋關系的不確定性，歐洲也在制定預案。

但即便是有了財政保障和兵役改革等，德國重新武裝的過程也不會一帆風順。法國對德國在歐洲的軍事主導地位感到擔憂和不信任就是一個例子，這種情緒在下一代戰機項目——歐洲第六代戰機“未來空中作戰系統”（FCAS）的相關糾紛中尤為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