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游客突停古城墻下，專挑禮拜時間搞模仿，摩洛哥人一眼看穿

可以從符號學和敘事學兩個層面，來理解猶太群體在德卡拉門城墻前停下來的舉動。這一舉動包含的指向和含義，幾乎難以窮盡。

那些為猶太復國主義張目的人所作的種種解釋，恰恰進一步印證了他們試圖用各種華麗口號遮掩的東西。而這些口號，如今早已騙不過任何人，反而不斷暴露出他們如何歪曲阿拉伯歷史、摩洛哥歷史以及伊斯蘭教。

從符號學上看，一輛載著猶太游客的旅游巴士，在一個特定時刻——也就是他們禮拜時間開始之際——停在馬拉喀什歷史城區的一段古老城墻前。

為什么偏偏選擇這個時間和地點？難道不能在禮拜時間到來前，提前選擇別的地方嗎？比如杰馬夫納廣場，或者某座現代化建筑前？停在德卡拉門城墻前，是有意為之。時間和地點原本有無數種選擇，行程安排也完全可以精確到足以避免任何爭議。因此，所謂“因為禮拜時間到了”的說法，不過是謊言和托詞。

選擇這樣一段承載著摩洛哥伊斯蘭歷史意味的古老城墻，顯然是在暗示對耶路撒冷圣城“哭墻”以及馬格里布人街區的模仿。

于是，阿克薩清真寺與摩洛哥最西端的一處古老空間之間，仿佛被人為建立起某種對應關系。仿佛是在說：我們在那里祈禱，也可以在這里祈禱。這種表面的空間平行，又制造出另一層隱蔽的含義。

如果說，他們在那里進行祈禱時，所處的是一個“熟悉的”“屬于自己人”的環境，哪怕巴勒斯坦禮拜者不斷被剝奪進入阿克薩清真寺禮拜的權利，哪怕那里始終處于嚴密安保之下，哪怕定居者隨時闖入阿克薩清真寺區域進行挑釁；那么，他們如今似乎還想借由這里——借由這面“哭墻”——暗示：除了這面他們在此禮拜的城墻，也就是他們在“摩洛哥最西端的街區”之外，這里與那里并無不同。這正是那種隱藏起來的平行關系。

從敘事層面看，這種刻意制造的平行關系，必然會引發反應，也確實催生出許多敘述。有人認為，這種具有雙重意味的平行，不僅是對公共空間的侵犯，也是猶太復國主義的一次滲透。

尤其是在當下，猶太復國主義正試圖強調自己在摩洛哥擁有立足之地，而它如今在全世界——包括當年將其安置在巴勒斯坦的西方——都已日益遭到排斥。正是西方，把來自世界各地的定居者送進巴勒斯坦，給了他們一個“國家”，代價卻是當地原住民被驅逐和流放。

圍繞這次事件出現的回應，也強烈表明：過去那些被包裝成理性、現代性、歷史更新、身份重塑和新敘事的說法，到頭來不過都匯聚成一句最直接的話——“他們全都是以色列人”。

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和我這一代人早已習慣在耶路撒冷圣城的“哭墻”前看到他們。可在摩洛哥，我們從未見過他們把某一面墻當作禮拜之地，盡管他們每年都會因許多宗教場合來到這里。這本身恰恰說明，摩洛哥的寬容是真實存在的。

我們從懂事起，也親眼見證了猶太復國主義的不寬容：定居者褻瀆阿克薩清真寺，在主麻日、節日和齋月期間阻止禮拜者進入。而如今，斯莫特里赫及其同路人，正以所謂“猶太人的上帝的寬容”對待穆斯林，卻從未見這些“全都是以色列人”的人，哪怕一次站出來譴責此事，哪怕只是談一談那個所謂“中東民主綠洲”里的宗教自由和宗教對話。可即便如此，他們仍在談論仇恨。

這些“全都是以色列人”的人，一邊為宗教自由哭訴，一邊把那些察覺到此次闖入及其背后猶太復國主義滲透意味的人，斥為烏合之眾、伊斯蘭主義者、頭巾派、落后分子，同時又不斷援引“摩洛哥的寬容”來為自己辯護。可摩洛哥的寬容，源自阿拉伯——伊斯蘭歷史，與宗教裁判所無關，與西方理性主義無關，與殖民主義無關，也與猶太復國主義的種族主義無關。

歷史上的猶太人，作為摩洛哥人，享有的是穆斯林社會中所有人共同享有的生活。他們與穆斯林一同經歷困苦，也分享生活的甘苦；他們說著這片土地的各種方言。

這樣的歷史一直延續到1965年前后，隨后開始出現移民潮，一些人被“《托拉》中的猶太國家樂園”所吸引。也仍有自由的猶太人，如同高貴的阿馬齊格人一樣，堅持自己的摩洛哥身份和國家認同，并未另擇祖國。

至于那些走向猶太復國主義的人，他們與真正具有歷史、情感和摩洛哥想象的摩洛哥猶太人，已經沒有關系。其中一些人雖有摩洛哥血統，甚至在猶太復國主義國家中身居高位，他們的子孫后代也在對非猶太復國主義者——哪怕對方同樣是猶太人——的仇恨中長大。這樣的人，與摩洛哥這片土地、與它的歷史、與它的身份認同，都已沒有關系。

摩洛哥人從來不是反對猶太人，他們反對的是猶太復國主義。原因很簡單：它本質上就是一種種族主義，不相信寬容，也不相信對話。它的信條和身份建構，建立在仇恨他者、視他人鮮血為可被任意侵犯之物、并以毀滅和消滅對方為手段之上。它全部的夢想，就是以擴張他人土地為代價，去實現所謂“上帝選民”和“偉大的猶太人之神國家”的神話。

他們曾經大談理性、現代性、民主和身份認同。對于阿拉伯歷史、伊斯蘭歷史、阿拉伯性和伊斯蘭，他們幾乎沒有放過任何一個投毒和造謠的機會。他們在社交媒體上日復一日地喧嚷，把一批最極端的猶太復國主義人物，從內塔尼亞胡到斯莫特里赫、再到本－格維爾，都奉為導師。可他們口中的理性，最終不過像鹽粒落水，轉眼消散。

在他們的敘述里，他們所說的那個猶太群體，代表著一種“真正的”“高貴的”宗教，與他們口中“輕視女性、拒絕現代性、鼓吹落后”的伊斯蘭形成對照。而猶太復國主義，則被他們描繪成人類現代發展最后、也是最高的階段，哪怕這種“現代性”體現為對“人形動物”的種族滅絕、對土地和人民的毀壞，以及要求處決俘虜，只為實現“猶太人的上帝”的意志。

這種意志說到底只有一種邏輯：要么成為猶太復國主義者，要么依附于它，否則就沒有立足之地。為了實現這種所謂《塔木德》意志，他們不惜動用一切手段：暗殺、收買雇傭者、背棄盟約、不尊重國際法，并在各國和各民族之間制造紛爭與分裂。

從敘事和符號兩個層面看，停在德卡拉門城墻前，都是一次有意且刻意的安排。最直接的證據，就是它確實引發了紛爭和強烈反應。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摩洛哥溫和的伊斯蘭歷史面貌更加清晰地顯現出來，同時也暴露出那些站在制造分裂和騷動者一邊的人。

歷史上和現實中的摩洛哥，都是寬容的；但它也明確拒絕那些實施破壞與暴行、以仇恨為業、并不相信宗教多元的人。如今，這種《塔木德》式的傲慢已經發展到極端，甚至連當初參與塑造它的西方，也開始承認這一點，并對其及其反人類罪行感到厭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