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工人在以色列的維權斗爭【五一勞動節特稿】

作者 ： Jaclynn Ashly

譯者： 伊里奇 編者：藏狐修士

文章來源：雅各賓（Jacobin），2024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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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采訪了一些巴勒斯坦工人，他們低薪的勞動構成了以色列廉價勞動力的一部分。他們在種族清洗背景下組織抗爭的故事揭示了：這份工作曾是巴勒斯坦人賴以生存的關鍵命脈——如今卻因戰爭的毀滅而被切斷。

哈特姆·阿布·齊亞德（Hatem Abu Ziadeh）回憶起幾年前的事，臉上洋溢著自豪：當時他在以色列一處非法定居點的雇主因他組織巴勒斯坦工人成立工會而將他解雇，但最終被迫讓他復職。

54歲的齊亞德居住在被占領西岸拉馬拉（Ramallah）附近的比爾宰特鎮（Birzeit），二十多年來一直在扎爾法提（Zarfaty）汽車修理廠擔任技工。該修理廠位于以色列大型定居點馬阿勒-阿杜明（Ma’ale Adumim）的米紹爾·阿杜明（Mishor Adumim）工業區。根據國際法，包括馬阿勒-阿杜明在內的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領土上建立的全部279個定居點均屬非法。

2013年，齊亞德挺身對抗他的以色列雇主，堅持要求獲得最低工資和基本勞工權利——這些權利本應屬于在以色列及其殖民定居點工作的巴勒斯坦工人，卻極少得到保障。在勞工組織“工人咨詢中心”（Workers Advice Center, WAC-MAAN）的幫助下——該組織致力于聯合巴勒斯坦與以色列工人——齊亞德與約30名來自西岸的工人成立了工會，并要求集體談判權。

在被占領土上組織勞工

作為回應，齊亞德的以色列雇主將他解雇并吊銷了他的工作許可證，稱他是“安全威脅”。但經過勞資雙方在以色列法院展開漫長的法律斗爭，加上工人們發起的罷工后，法官裁定：雇主必須恢復齊亞德的許可證，允許他返崗，并賠償其兩年未付的工資。法院同時裁定，巴勒斯坦工人有權組建工會。

2017年，齊亞德返崗不久后，扎爾法提修理廠的工人成為歷史上首批與以色列雇主簽署集體談判協議的西岸巴勒斯坦工人。此后，其他定居點工廠和商鋪的巴勒斯坦工人也成功實現了工會化。

圖1 哈特姆·阿布·齊亞德坐在桌旁（雅克琳·阿什利 攝）

“那是非常自豪的一天，”齊亞德回憶道。10月7日前不久，他坐在米紹爾-阿杜明工業區外的一家咖啡館里。巴勒斯坦男子在定居點入口的檢查站排成長隊，每人由私人保安逐一檢查。“我感覺自己打贏了這場仗。我是通過他自己的法庭擊敗了我的以色列老板。”他一邊啜飲紙杯里的苦咖啡，一邊想到這里忍不住笑了。

然而如今，在以色列及其殖民定居點工作的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已天翻地覆——過去幾個月，他們對更高工資和更好工作條件的希望徹底破滅。自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復雜襲擊以來，以色列軍隊已將被圍困的加沙地帶夷為平地，造成超過三萬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許多觀察人士認為這可能構成種族滅絕。

在哈馬斯史無前例的襲擊造成數百人死亡、約240名以色列人及部分外國人被扣押后，以色列關閉了所有進出西岸的檢查站，禁止巴勒斯坦工人前往以色列及其定居點的工作崗位，致使許多人陷入赤貧，無力支付房租、貸款或子女學費。

隨著戰爭進入第六個月，工人們的處境日益絕望。數千名在10月7日前剛獲準在以色列境內工作的加沙工人被拘留，數周內與外界失聯。一些人遭受以軍羞辱性虐待甚至酷刑，隨后被遣返回加沙或釋放至西岸；另一些人則因擔心自身安全，從以色列逃往西岸。

為撰寫本文，我采訪了多位巴勒斯坦學者，他們一致強調：這些工人今日的處境早在半個多世紀前就已注定——即1967年以色列占領西岸和加沙之時。他們指出，以色列的行動扼殺了巴勒斯坦經濟，導致大量巴勒斯坦勞動力嚴重依賴以色列工資。在他們看來，讓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及其定居點遭受剝削與虐待，是以色列蓄意實施的殖民統治策略。

被占領的經濟

目前約有一萬名巴勒斯坦工人獲準重返以色列定居點的工作崗位，但安保措施更為嚴苛。然而，更多人仍毫無收入，而那些曾由工人們不懈奮斗建立起來的工會，卻幾乎未能提供任何幫助。

10月7日前，約有15萬至20萬巴勒斯坦人持有在以色列或其殖民定居點工作的許可證，其中大多數受雇于建筑業。但也有許多巴勒斯坦人無證從事非正式工作。

齊亞德在約一個月后獲準重返扎爾法提工作，但以色列軍隊在距米紹爾-阿杜明約三英里的巴勒斯坦村莊汗艾哈邁爾附近設立了一個檢查站，目前禁止巴勒斯坦人通過。因此，齊亞德的以色列雇主——如今總是隨身攜帶槍支——必須親自開車來接工人并送他們到修理廠。

“以色列人現在對我們非常惡劣，”齊亞德告訴我，“情況變得很可怕。如果他們看到你笑一下，就會威脅要讓你丟掉工作。我們始終感到不安全，必須格外小心。”如今所有以色列雇主都背著機槍，巴勒斯坦工人也不得在工業區內隨意走動。

齊亞德以及數萬名依賴在以色列及其定居點工作維生的巴勒斯坦人的命運，早在1967年就已注定——那一年，以色列占領了包括東耶路撒冷在內的西岸和加沙地帶，對這些地區實施嚴酷的軍事管制。

土地掠奪與關稅控制

據馬薩諸塞大學波士頓分校政治學教授、巴勒斯坦政治經濟學家萊拉·法爾薩赫（Leila Farsakh）介紹，1967年6月第三次阿以戰爭結束后，以色列面臨一個嚴峻的人口與經濟挑戰：錫安主義（即：猶太復國主義）要在歷史上屬于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猶太人多數國家，但是西岸和加沙地帶卻有著龐大的巴勒斯坦人口，兩者沖突不可避免。

“以色列發現自己控制著近百萬生活在西岸、加沙地帶和東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法爾薩赫告訴我，“這些人相當于當時以色列總人口的30%。

圖2 正因為1948年以來，很多巴勒斯坦人被從家中直接趕出，只能將當年的房子的鑰匙作為回家的念想，所以在巴勒斯坦社群中，鑰匙這一意象是回歸權和抵抗的象征，上圖為伯利恒附近的阿伊達（Aida）難民營的入口處的鑰匙雕塑

與1948年的情況不同——當時約80%生活在后來成為以色列國土上的巴勒斯坦人（約75萬人）被迫逃離或遭驅逐——1967年戰爭期間，從西岸和加沙逃離的巴勒斯坦人數量較少。到1967年，加沙地帶三分之二的人口已是1948年失去家園的難民，導致該地區人口高度密集。相比之下，西岸地勢更偏農村，擁有比加沙更多的土地和淡水資源。

“以色列不愿將他們納入本國政治體系，唯恐危及國家的猶太屬性，”法爾薩赫告訴我，“如何在政治和經濟上處置這些人，成為占領成本、勞動力遷移以及以色列對該地區主張領土主權的核心問題。”

以色列首先將西岸和加沙置于軍管之下，以“安全區”和“射擊區”為名沒收大片巴勒斯坦公私土地，隨后用于建設殖民定居點和自然保護區。到1980年代中期，西岸39%、加沙約31%的土地已被劃為以色列國有土地。

據以色列人權組織“卜采萊姆”（B’Tselem）統計，在占領頭36年間，以色列共沒收近200萬杜納畝（dunums）（約20萬公頃）巴勒斯坦土地，將其租給猶太民族基金（Jewish Fund）、以色列土地管理局（Israel Land Administration）等官方機構或私人公民用于建設定居點。大規模土地沒收的同時，還伴隨對巴勒斯坦貿易和經濟發展的種種限制。

法爾薩赫指出，西岸和加沙被強行納入與以色列的關稅同盟，以色列限制兩地可進出口的商品種類，以保護本國農業。此外，以色列單方面制定外部關稅結構（an external tariff structure）。她解釋說，巴勒斯坦與世界其他國家的所有貿易都必須經由以色列，并由以色列代理機構處理。

以色列強制推行與巴勒斯坦領土的貨幣聯盟（monetary union），采用以色列貨幣為法定貨幣，并關閉了巴勒斯坦幾乎所有銀行，僅余下西岸和加沙除兩家以外的（這兩家也處于以方監管之下）。以色列當局禁止以色列或外國資本投資巴勒斯坦經濟。以色列軍方全面掌控西岸和加沙的財政預算，包括稅收與征收。

巴勒斯坦人被迫繳納比同等收入水平的以色列人高出3%至10%的所得稅。法爾薩赫指出，1967至1971年間，以色列軍方發布了200多項命令，規范巴勒斯坦經濟生活，并將投資審批權牢牢掌握在軍方手中。

土地沒收以及貿易與投資限制導致曾吸納大量巴勒斯坦勞動力的農業部門崩潰。據法爾薩赫介紹，1967年，巴勒斯坦地區的商業化農業經濟吸納了近40%的勞動力；而到1993年《奧斯陸協議》簽署時，農業雇傭的勞動力已不足20%。

“這種特殊整合方式的結果，是將一個小型、以農業為主的巴勒斯坦經濟強行嵌入一個占領性的工業經濟體中，”法爾薩赫解釋道，“勞動力流動是將巴勒斯坦經濟綁定到以色列的首要環節。”

占領初期，一些以色列官員反對雇傭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工作，擔心會擠占猶太工人崗位。但隨著時間推移，大多數人意識到：降低巴勒斯坦領土的失業率有助于平息政治動蕩。

圖3 一名WAC-MAAN組織者在米紹爾阿杜明與巴勒斯坦工人討論工會組建事宜（雅克琳·阿什利 攝）

由此形成的經濟安排——允許巴勒斯坦人赴以從事建筑、農業和服務業等行業（這些行業的猶太勞動力不足）——這么做雖在多方面有利于以色列雇主，卻最終損害了巴勒斯坦民族經濟。

兩種經濟的命運

在以色列占領的頭二十年，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尚享有相對自由的跨區域流動權，赴以色列或其定居點求職者的比例激增——從1967年前近乎為零，飆升至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爆發時的約40%。

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工資遠高于在巴勒斯坦本土。正如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經濟學助理教授易卜拉欣·希卡基（Ibrahim Shikaki）所言，他們“構成了勞動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以色列企業而言，這形成了一個‘甜蜜點’（sweet spot）：一方面，他們付給巴勒斯坦人的工資高于其在本土所得；另一方面，又低于必須支付給以色列猶太工人的水平，”希卡基告訴我，“增加利潤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壓低勞動力成本——還有什么比擁有一支隨時可調用的失業后備軍更好的辦法呢？”

這支充足的廉價勞動力使以色列企業得以降低生產成本，以低價獲取高利潤，常常壓垮巴勒斯坦本地及進口商品。希卡基解釋說，這種安排還進一步“緩和了資本與勞工、雇主與雇員之間的正常緊張關系”，從而有利于以色列。

“以色列雇主可以給以色列工人稍高一點的工資，提供更多晉升機會。而他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正是因為他剝削了另一部分勞動力——即巴勒斯坦工人，”希卡基說。

隨著以色列沒收大片巴勒斯坦土地，曾經自給自足的社區生計消失，階級結構發生劇變。許多曾從事農業的個體經營巴勒斯坦人，轉而成為以色列經濟中的雇傭勞動者。

據法爾薩赫介紹，整個1980年代，來自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工人占以色列建筑業勞動力的近40%；1948年被納入以色列國籍的巴勒斯坦公民又占20%。這意味著，為以色列人（包括在非法定居點）建房的工人中，60%是巴勒斯坦出身。

法爾薩赫指出，在1970至1980年代，以色列勞動力市場對加沙地帶的重要性遠超西岸。赴以務工的巴勒斯坦人占加沙就業人口的40%以上，西岸則為30%。

“一旦抽走巴勒斯坦經濟中40%的勞動力，就意味著巴勒斯坦人幾乎不再生產什么，”希卡基告訴我，“而巴勒斯坦人帶回家的收入，最終又用來購買以色列商品。”這意味著——正如希卡基所解釋的——通過更高工資注入巴勒斯坦經濟的價值，“又被循環回流到了以色列經濟中”。

檢查站前的打工長隊

第一次大起義后，以色列對赴以務工的巴勒斯坦人實施了新的封鎖制度。“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勞動力，成為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民——尤其是工人——實施控制與支配的手段，”比爾宰特大學（ Birzeit University）經濟系助理教授塔里克·薩迪克（Tareq Sadeq）解釋道。

以色列在整個巴勒斯坦領土設立數十個軍方檢查站，并對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實施許可證制度，切斷他們通往東耶路撒冷的通道。獲準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人每天需排隊數小時才能抵達工作崗位。盡管這套檢查站與許可證制度在第一次大起義后不久推出，但直到1993年《奧斯陸協議》才將其制度化，并在2000年第二次大起義后進一步完善。

圖4 巴勒斯坦工人進入米紹爾阿杜明工業區（雅克琳·阿什利 攝）

如今，巴勒斯坦人需從以色列軍方下屬的民政管理局（Civil Administration）領取生物識別身份證。工作許可證僅在以色列雇主向內政部提交申請、且巴勒斯坦人通過軍方安全審查后方可發放。隨之催生了一個利潤豐厚的許可證黑市，中介從中向工人收取費用以換取工作機會。

巴勒斯坦人只能為許可證上指定的雇主工作，該證同時注明工人和雇主信息。他們僅被允許前往工作地點所在區域，且必須在規定時間前返回西岸，否則面臨逮捕風險。

穿越擁擠的檢查站需出示這些生物識別卡，其中一些檢查站在幾年前已升級為自動閘門。在部分檢查站，以色列已對巴勒斯坦人啟用自動人工智能人臉識別系統。

由于進入以色列受限，越來越多西岸巴勒斯坦人轉向非法定居點找工作。“對許多工人來說，在定居點工作反而更容易，因為離家更近——有時就在自己村莊或難民營附近新建的定居點工作，”薩迪克告訴我。

巴勒斯坦經濟發展受到重重限制，尤其在農業和工業領域，導致巴勒斯坦人選擇有限，許多人不得不為生存而選擇在定居點工作，法爾薩赫指出。

“班圖斯坦化”

《奧斯陸協議》之后，盡管加沙人口對以色列就業的依賴程度高于西岸，但加沙巴勒斯坦人被完全禁止赴以工作。據法爾薩赫分析，以色列的勞工政策與其政治意圖一致——即擺脫對加沙地帶的責任。

與包含眾多猶太教重要圣地的西岸不同，錫安主義運動對加沙地帶缺乏宗教和意識形態興趣，導致以色列領導人視該地區為“麻煩”。

“以色列的計劃一直是利用巴勒斯坦勞動力建設定居點，然后最終拋棄他們，”法爾薩赫告訴我，“它在加沙地帶做到了這一點，但在西岸做不到，因為以色列希望繼續控制西岸。”

隨著加沙失業率急劇上升——2007年以色列對該地實施封鎖后達到災難性水平——西岸巴勒斯坦人繼續在以色列及其定居點工作，從而降低了西岸整體失業率。“這些變化表明，加沙正被剝離出以色列經濟，而西岸則持續被整合其中，”法爾薩赫解釋道。

《奧斯陸協議》后，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成立帶來了公共部門的新就業崗位，雇傭了約20%的巴勒斯坦人。但該部門仍依賴外部因素。“在巴勒斯坦經濟中創造就業極其困難，因此人們持續依賴兩方面：一是支撐公共部門的國際援助，二是控制巴勒斯坦工人赴以就業的以色列，”希卡基說。

以色列還經常以懲罰為目的，扣留代巴勒斯坦征收的稅款。多名西岸公共部門工作人員告訴我，自六個月前加沙沖突爆發以來，他們再未領到工資。

以色列對西岸60%以上的地區（即“C區”）保持嚴格控制，禁止巴勒斯坦人進行開發，而以色列殖民定居點卻持續擴張。“巴勒斯坦經濟是一種生存型經濟，”法爾薩赫說，“它并非具備成長與繁榮機會的獨立經濟，而是一種以犧牲國家整體發展為代價、換取個人（通過在以色列獲得較高工資）短暫繁榮的經濟。”

這一現實造就了法爾薩赫所稱的西岸“班圖斯坦化”。“以色列試圖在不吸納巴勒斯坦人口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吞并西岸巴勒斯坦土地，同時又依賴巴勒斯坦勞動力，無意中制造了種族隔離現實，”法爾薩赫解釋道，“其結果是將被檢查站和定居點包圍的巴勒斯坦區域變成了人口保留地。”

譯者注：班圖斯坦化（Bantustanization）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通過人為制造碎片化的、不連續的、政治上依附性的所謂“自治”實體，從而系統性地剝奪特定族群公民身份、政治權利與土地所有權，并掩蓋種族隔離或殖民統治實質的過程。該術語源于南非種族隔離政權（1948–1994）推行的班圖斯坦政策。其核心操作包括：1.地理碎化：將占人口多數的黑人群體限定在貧瘠、分散的“保留地”（即班圖斯坦，又稱黑人家園），占全國僅13%的土地；2.政治偽裝：授予這些碎片化地區名義上的“自治”或“獨立”，使其表面上成為主權實體，實則完全依附于白人政權；3.身份剝離：黑人據此被剝奪南非公民身份，被歸類為外籍勞工，從而在法律上合理化其在“白人南非”的無權地位；4.經濟附庸：班圖斯坦缺乏資源與工業，被迫向白人區域輸出廉價勞動力，維持種族主義經濟剝削結構。

希望與絕望

“有時我們被迫工作到深夜，”53歲的阿德爾·阿亞德（Adle Ayad）回憶道。她是2019年在米紹爾阿杜明工業區一家名為Mevashlim Bishvilec的蔬菜填餡工廠組建工會的十幾名巴勒斯坦女性之一。“雇主付給我們的工資遠低于最低標準，想解雇就解雇，還會隨意克扣工資。”多年來，工人們按裝滿蔬菜的鍋數計酬，而非按工作小時計算。

圖5 阿德爾·阿亞德與在米紹爾-阿杜明工廠共同組織工會的其他巴勒斯坦女性（雅克琳·阿什利 攝）

巴勒斯坦工人在以色列及其定居點遭受虐待的現象早已廣為人知，其中定居點工人的權利往往遭到最嚴重的侵犯。

來自拉馬拉、育有六個孩子的阿亞德（Ayad）告訴我，盡管工作環境充滿虐待與剝削，但她“別無選擇”，只能去定居點找工作。她的丈夫是農民，無法全年養家。“我只能低頭干活，好帶些錢回家，”阿亞德說。

經過兩天罷工，阿亞德的雇主最終同意簽署集體談判協議。協議保障了巴勒斯坦工人最低時薪、節假日、帶薪病假和工傷保險。阿亞德告訴我，她最初對工會及其凝聚工人集體力量的作用抱有希望，但自10月7日以來，這份希望已徹底破滅。

10月7日后三周，阿亞德獲準返崗，但她告訴我，雇主并未遵守先前協議，而是趁巴勒斯坦工人當前脆弱之際加以壓榨。“戰爭開始后，我們的工資減少了，”阿亞德說，并補充道，他們又回到了計件工資制——按裝滿的鍋數而非工時計酬。她還指出，老板“甚至故意算錯箱子數量，少給我們錢。我們一抱怨，老板就說：‘不喜歡就去找別的工作。’”

據工人咨詢中心代表約阿夫·塔米爾（Yoav Tamir）介紹，數萬名失業的巴勒斯坦工人幾乎無力改變現狀。盡管他們都擁有以色列的養老金賬戶，卻面臨一大障礙：他們既未被解雇，也未主動辭職，只是被困在關閉的軍方檢查站后方，無法提取資金。“要從養老金賬戶取錢，他們必須停止工作，”塔米爾告訴我，“但一旦停止工作，就會自動喪失工作許可證。”

“當前形勢極為嚴峻，西岸大部分經濟已瀕臨崩潰，因為完全沒有收入流入，工人也無法工作，”塔米爾說，“人們有孩子卻喂不飽，局勢一觸即發。”

自10月7日以來，以色列及其定居點的建筑業幾乎完全停滯，以色列當局已公開表示有意用來自各國的外籍工人取代巴勒斯坦人。但巴勒斯坦分析人士告訴我，這種成功替換的可能性極低。塔米爾也表示，這一計劃“根本不可行”。

“巴勒斯坦工人對以色列人具有吸引力的一個原因是：這些工作許可證只允許他們在以色列工作，卻不允許過夜，”希卡基解釋道，“這對以色列意味著：雇主無需承擔外籍勞工遷居以色列后所需的公共服務成本。”而外籍工人在以色列普遍遭遇虐待。

“另一個原因關乎以色列國家意識形態，”希卡基繼續說道，“以色列希望成為一個同質化的猶太國家。但不斷引入來自印度、泰國、摩爾多瓦、斯里蘭卡等地的勞工，將威脅并削弱這一目標。”最可能的情況是，巴勒斯坦人最終會被允許重返以色列及各定居點，但將面臨更嚴格的限制和安檢。“他們會慢慢放工人回去，因為[以色列]離不開他們，”希卡基說。

阿亞德表示，她現在對曾與工友們奮力爭取的工會“毫無信心”。然而，齊亞德告訴我，他仍為工人們的成就感到自豪。在他所在的修理廠，以色列雇主仍在遵守已簽署的勞工協議。“我依然相信，我們為所有工人做了一件好事，”齊亞德說。

但其他人則難言樂觀。一位要求匿名的工人簡單說道：“如果以色列能隨便關閉檢查站、不讓你去上班，那工會還有什么意義？”

【補充信息】

本文原題為：INVESTIGATION: The Palestinian Struggle for Labor Rights in Israel，作者Jaclynn Ashly是一名自由多媒體記者，曾在多個國家工作，主要在中東、非洲和加勒比地區。她是一位深入的敘事者，專注于人權、文化、宗教、移民和環境等主題。

原文鏈接：https://jacobin.com/2024/04/palestine-labor-unions-occupation-aparth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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