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獻過血，但救不了我的家人”

鳳凰網《風暴眼》出品

文|呂銀玲

爆料投訴郵箱:all_cj@ifeng.com

在醫院里，人可能不止需要閉目回想一生的是非榮辱，有時還需要翻遍手機通訊錄，或者在腦海里將那些熟悉的、生疏的名字和臉孔篩過一遍又一遍，只為找到一個合適的人，求來一袋400cc的血。

景森親歷這種窘迫時，是在4月18日上午。吉林省延邊醫院婦產科的病房里，空氣凝滯，混雜著溫吞的奶香和消毒水的氣味。他守在病床前，心神不寧地看著產后重度貧血的妻子——她的臉白得跟紙似的。

血紅蛋白數值一路下跌：54 g/L，49 g/L……跌到不到正常值的一半時，醫生強調：“必須馬上輸血”。

但血從哪來？

接下來幾個鐘頭，這個37歲的東北漢子一刻不停地撥打電話，在走廊反復踱步等待消息。他聯系醫院對接的延吉血站：“我愛人產后病危，親屬一時趕不過來，我在沈陽獻過血……”

“外地獻血證用不了，必須親屬來獻血。”對面回答。

“可孕產婦本身就是優先用血人群啊……”他商量著：“等我媳婦情況穩定，我馬上去獻回來。”

結果是徒勞。掛斷電話不過兩分鐘，景森的腦子仍是木的，忽然聽到六旬母親在身旁小聲說：“你別上火……要不，媽去獻？”

就在同一天，兩千多公里外的廣州一家醫院里，高曼也在面對同樣的焦慮。她翻遍通訊錄，逐一聯系了十多位親友，在網上發布求助信息，在上百條涌來的賣血私信里問價。她的母親患有急性髓系白血病，正等著限期一個月內的獻血證救命。

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不得不在醫院里排隊等一個指標、耗盡人際網絡找血、通過“血牛”轉手獻血證……盡管政策早已叫停了“互助獻血”模式，但獻血率持續下滑的現實，讓血庫庫存只夠覆蓋那些最危急的生命。剩下的，必須靠臨時“拉人頭”般的運作，以血換血，才能勉強補上缺口，維持系統運轉。

于是，不少人都被直接、間接地拉進了這場血液資源的爭奪戰里。

被忽略的是，這個激烈的戰場正在形成某種信息黑箱：外面的圍觀者，無從看清血庫里的告急數據，也不曾被告知獻血激勵的兌現困境。一邊是對“自愿無償”的樸素期待，一邊是現實而復雜的脆弱動機……社交平臺上、短視頻里、不時曝出的消息中，任何一點不透明、不公平的瑣碎細節，都微妙地損耗著大眾的信任。

似乎，越想拉進來的人，越被推遠了。

圖片來源于網絡

01

排隊，找血，“拉人頭”

景森媳婦的預產期原在4月25日，但提早十天血壓已飆升到170多。4月15日當晚，她因先兆子癇被推進延吉醫院的手術室，緊急剖腹產誕下一女。

起初，景森還在興奮地輕捏著嬰兒粉撲撲的小腳丫，感受手心里血脈的溫度。但緊繃的心弦只松了片刻，就收到妻子重度貧血的消息。

需要血，緊急！醫生建議他聯系血站試試。沒想到，必須有家屬先獻血，才有血用。

景森陷入了兩難。身邊的母親早已超出獻血年齡，而他自己，要連軸轉著照顧妻子和女兒，孩子隔不久就要醒，喂奶、換尿布、哄睡，他已經熬了兩個通宵。

自己不能倒下。他抓起電話，向一百多公里外老家的親姐、表哥求助，又聯系了在長春的親戚。這天雖是周六，但親戚正在值班，需要找人頂班才能趕來。

“弟妹情況不好？行，等我過去！”暫時過了第一關，景森趕緊先買來補血藥和豬肝湯，盼著能維持妻子的血紅蛋白指標。

對另一邊的高曼來說，開口求人并不容易。她給廣州、深圳附近的親友打了十多通電話，只是委婉地說起母親當前的情況、用血需求，然后沉默著等對方讀懂她的難處。

母親的病來得太急，4月10日入院時，為了籌到足夠的治療費用，她已經把能問的人都問了遍。“獻血和捐錢不一樣，很多人會顧慮。”為了不強人所難，她特意給對方留了一絲體面拒絕的空間。

母親患的是急性髓系白血病AML-M2，化療的前提，是先補血。患者的造血功能已經衰竭，血小板數值只有28×10?/L，遠低于100多×10?/L的正常標準，情況危急。

如果排不到醫院的用血指標，也找不到人獻血，就只能繼續等，靠藥物勉強維持。一周下來，母親已經虛弱到起身就會暈倒。

按照醫院規定，高曼需要自己找人到醫院血庫定向捐血。“親友捐出400cc，其中大約80%的額度可返還給患者使用。”

但醫院只在每周二一天和周五半天兩個時間段采血。這個時間，大部分人都要上班，給找到合適的獻血者又增添了難度。

即使是曾經獻過血，醫院對獻血證也有嚴格的限制：必須在院內獻血，在外地甚至同城其他血站獻過血，均屬無效；僅一個月內的獻血證有效。

最終，在親屬里，除了高曼體重太輕不符合要求外，只有哥哥和姐姐獻血成功，兌換了部分指標。

為什么獻血時沒有任何門檻，優先用血時卻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在等待親友趕來的時間里，景森決心要一個答案。他輪番撥打市民熱線、衛生熱線、省長熱線……最后找到自己獻過血的沈陽血站電話，試著求助。在各方協調后，轉機終于出現了。

沈陽血站了解情況后，致電延吉血站進行協調，提出了折中方案：先從延吉庫存調血，再由沈陽血庫歸還。

15日晚七點后，300cc血液分兩次緩緩輸入妻子的血管。“后續還需要更多，就要自己想辦法了。”景森說。

02

“天橋上隨便找個血牛去”

在消耗盡人際關系之后，像很多人一樣，高曼試圖在社交平臺上求助。視頻發出去后，幾天下來，就有百來條私信涌進來。

有一位大叔，什么條件也沒提，只說自己已經無償獻血25年了，想幫忙。直到見面，高曼才知道，這位大叔已經58歲，很快將到獻血限制年齡。他匆匆趕來，血壓有些高。在獻血點等了一個半小時，前后測了三次血壓，卻始終沒能達到獻血標準。這份熱情讓高曼心里過意不去，給他發了個紅包表示感謝。

更多找來的人，幾乎都是人稱“血牛”的中介，或是明碼標價的個人賣血者。

與血牛溝通，高曼才知道，這些長期需要用血的白血病患者周圍，早已形成了隱秘的血液買賣鏈條。中介手中掌握著大量各地愿意賣血的人群，只要付錢，無論需要多少血量，他們似乎總能找到人。

“400cc全血，800元。”中介開價了。高曼了解到，這些錢，血牛會抽走一半，真正落到賣血者手中的，大約只有四五百元。

鳳凰網《風暴眼》看到，大量線上求助用血的視頻下，充斥著這樣打著“互助獻血”名義的中介留言。隨機聯系其中兩位，示意急需用血后，對方表示，只需要填寫醫院、患者名字，患者年齡、血型、科室、床號、住院號等信息，每400cc交1700元錢，便可安排人員趕來獻血。

聊天截圖

因各種亂象橫生，早在2018年，國家衛健委就全面叫停了“互助獻血”。政策短暫見效了幾年，但血液緊張的根源沒有改變，血牛產業很快反撲。

50歲的馮學坤是多年堅持無償獻血的志愿者，同時也是采供血領域業內人士。即便對“血牛”這種行業頗為不屑，但有時他也不得不選擇這條渠道，才能用上血。

一位朋友家的老人癌癥晚期，因放化療導致造血功能衰竭，需要定期輸血維持。去年，朋友找到他求助。他正處在半年獻血間隔期，無法在短期內再次獻血，只好硬著頭皮聯系了地方血液中心的負責人。這位負責人無奈地說：“每天要接上百個這樣的電話，實在沒有余量可以調配。”

“那該怎么辦？”馮學坤追問。對方低聲暗示：“去血液中心門口的天橋上，隨便撿一張名片打吧。”

最終，馮學坤通過“血販子”找到了血源。“有種明知違背初衷卻不得不向現實低頭的無力感。”至今回想起來，他仍覺得難以啟齒。

“之所以有很多血販子存在，本質上是血站和醫院給他們留了生存空間。”馮學坤說，“用血實在太緊張了，血站就放棄了抵抗。”

胡勇是華北某獻血點的工作人員，他向鳳凰網《風暴眼》證實了這種窘境。獻血的人，周末一般不過二三十人，平時更少，只有十多人。相比于自愿獻血者，他們中互助獻血和團體獻血占比越來越高了。

“來的最多的，是手里拿著醫院‘互助獻血單’的人。”胡勇說。來互助獻血的親屬帶著怒氣，不時有人爭吵甚至推搡。他和同事們只能反復解釋：“我們只負責采血，不負責發血。再激動，也不可能提前拿到血。”

“現在整個獻血環境，基本都靠著醫院互助獻血在支撐。”胡勇說。患者需要用幾袋血，家屬就得找來幾個人獻，補齊額度才能取用。許多名義上的“互助”，背后其實藏著中介的交易。

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可是現在，高曼實在拿不出更多錢去給血牛了。

她家開的飯館在疫情中倒閉了，車和房子都賣了，父親在老家打工還債。哥哥去年從國企被裁，一直沒找到穩定工作。現在，全家只有她有月薪五千的穩定收入。

她的天一下子塌了。母親確診后，她才從父親口中得知，家里已經負債累累。在東拼西湊十萬元交上住院和治療費后，未來如果需要骨髓移植，至少要準備八十萬。

“花800元找來一袋血，醫院給母親輸注時，還要再花1400元的采集、儲存、分離、檢驗費用。這等于花兩份錢，才能買到一份血。”現在，她需要為每一筆花銷精打細算。

高曼拒絕了大部分中介和開價高昂的個人。一周下來，她只找到一個要價相對較低的年輕人： 400cc，300元。那是個看著挺樸實的小伙子，應該很缺錢，特意從附近請了一個多小時的假趕來。

所有私信她的個人，開口第一句幾乎總是：“給多少錢？”聽完她的報價，他們還會再往上提提價，透露自己正面臨經濟困難，“實在是沒辦法了”。

所有涌來的聲音帶著模糊的面相，沖擊著高曼剛剛向現實人生打開的大門。她在朋友圈寫下：“我想花低價買到血，人家想花高價賣血，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也是在現實生活中被我碰到了。”

“都不容易”。她想。

03

六百萬單位供需缺口

琿春，景森的老家，一個與俄羅斯、朝鮮接壤的小縣城，地處偏僻，醫療條件有限。距離一百多公里外的延吉，是位置最近的擁有優質醫療資源的地區。

延邊醫院的產房似乎永遠緊張，周邊縣城的孕婦大多都匯集在這里，床位基本上每天爆滿，緊急剖腹產的患者需要臨時加床，景森的妻子也不例外。

時常有貧血、大出血的產婦排隊等著用血。2025年11月，延邊州紅十字中心血站招募科科長黃景亮曾表示，“目前延邊州的血液庫存依然較為緊張，無法滿足日常及緊急的臨床需求”。

但從患者及家屬的視角，目前缺乏一個透明的渠道，能夠讓人一眼明了血庫里究竟還有多少血，能供應多少患者或維持幾天庫存，多少患者正在排隊、還需要排多久。同樣沒有人知道的是，這些血，優先供給了誰。

于是，景森心里的疑團逐漸擴大。他記得，自己找到延吉血站時，從頭到尾沒有提過需要的是什么血型，血站卻直接回復“沒有血”。

“難道一個血站里會是空的嗎？”不合邏輯的簡單告知，加劇著景森的不滿。

圖片來源于網絡

高曼也被這種看不清局面的不確定性困住了。在醫院排隊三四天，醫生才建議家屬自己去找血。問到醫院存血量有多少、排隊要等多久，回答總是含糊其辭。

母親住的病房是3人間，每個病房里的患者，都在一天天等待著。

隔壁病床那位30來歲的白血病患者，很久沒有等到血。他的父親是一位滿面愁容的大爺。他不懂怎么找互助獻血渠道，看到高曼在線上找人，過來問她手里有沒有血源。

此時高曼已經聯系到幾位要價300-400元的獻血者，但這些低價資源要留給母親。她只能告訴大爺，如果愿意接受更高價格，可以推給他。對面的目光又暗了下去。

鳳凰網《風暴眼》攝

“血庫庫存非常緊急”。上述獻血點工作人員胡勇對鳳凰網《風暴眼》坦言。

“一個地區醫療機構年用血量動輒數十上百噸，而一個成年人一次最多獻400cc。這點積累，遠遠追不上消耗。”胡勇說，“小型社區醫院一天只用十幾袋血就足夠周轉，大型三甲醫院手術量大、重癥患者多，一天就要消耗成百上千袋血，而血液又有保質期，根本無法長期囤積，今天采的血，一兩天就用完了”。

缺血的現實，導致醫院用血必須分級。胡勇告訴鳳凰網《風暴眼》，醫生會根據患者實際病情開具用血單據，提前報備第二天的手術用血需求。血液庫存不夠的時候，常規手術能推遲就盡量推遲，優先保障急癥、重癥手術用血。

“哪種血型最缺？”見鳳凰網《風暴眼》這樣問，胡勇無奈地笑了：“沒有任何一種血型是充足的，所有血型全線緊缺。”

《中國輸血行業發展報告（2025）》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總獻血量為2692.7萬單位，較2023年下降6.9%，而臨床用血需求約3300萬單位，這意味著有600萬單位的血液缺口。

正因如此，不僅患者之間要搶指標、排名額，各大醫院也都在爭搶有限的血液資源。

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千人口獻血率達到10‰-30‰的水平，才能基本滿足本國臨床用血需求。“10‰，僅能滿足急救需求；要支撐起中國現有的高水平醫療，獻血率應在20‰以上。”馮學坤對鳳凰網《風暴眼》說。

而2024年，中國全國千人口獻血率為11.4‰，如今又有所降低。馮學坤告訴鳳凰網《風暴眼》，在參加一些業內會議時，他了解到最新的數據：2025年全國千人口獻血率為10.7‰。

在這樣的供需倒掛下，“在生命優先的原則面前，獻血者的優先用血權，其實現實中往往需要讓位。”他說，“把這些真實的數據、真實的邏輯告訴老百姓，是非常重要的。”

04

“感覺被欺騙了”

不少獻血者漸漸覺得，自己被騙了。“血庫告急—獻血者用血難—不再獻血”正在形成無解的負反饋循環。

景森第一次獻血是在2023年，他在旅途中經過沈陽中轉，在五六個小時的換乘間隙，他走出車站，看見路邊獻血車前有人排隊等待獻血。一種莫名的感召推著他走了過去，獻了400cc后，下了獻血車，腳步都輕快了——“幫助別人，總能帶來愉悅”。

拿到紅色的獻血本后，他聽說，獻血量湊夠1000cc，本人和直系親屬可免費用血，“除臨床急救用血外，在同等條件下”，可享臨床優先用血。像得到了某種鼓勵，他決定，以后每次路過這里，都要多獻幾次，湊夠1000cc。

但沒有人向他解釋過血庫已經僅夠急救用血，也沒有人普及過異地用血的難題。他被拉升起來的期待，注定將在某天成為泡沫。

泡沫破碎那一天到來時，他一邊為妻子的生命擔憂，一邊在心里質問：“我獻血的時候，可從沒分過地域。”他把經歷發在抖音上，引來全國各地不少有相似經歷的網友留言。

不久，延吉血站的工作人員來到醫院，要求他刪除視頻：“血都給你用上了，你還想咋？”

這些話，讓景森感到，“那血，像是他們施舍給我的”。

鳳凰網《風暴眼》致電延吉血站進行求證，工作人員回應稱：“患者家屬視頻內容不屬實，事件已經解決完了，（視頻）下架了。”當鳳凰網《風暴眼》試圖進一步了解當地用血程序時，對方掛斷了電話。

圖片來源于網絡

除了地域限制，動輒“月內”“周內”的時間限制，更讓人生出潛在的擔憂：“平時主動獻血，可能讓自己需要用血時，因處在間隔期而陷入被動。”

濟南人小池正是因為這樣的經歷，退出了志愿獻血行列。

她在山東讀本碩的七年間，每年堅持獻血200cc，既是為了獲得加學分、評獎評優的激勵，也為樸素的助人心愿。

但母親在2019年罹患癌癥，在濟南等待手術時，她捧著七本獻血證和親屬證明趕到指定血站，卻被通知需要三個月內的獻血證。

她最后一次獻血時間正是四個月前，卡在間隔期，不得不通過“血牛”，以1600元的價格買下了400cc的互助獻血指標。

即便聽到再多理性的解釋，身處當下的崩潰和無助，都讓她無法釋懷：“好不容易爭取到的手術機會，竟然要毀在術前備血上。而原因，居然是因為我半年內獻過血。”

“這太諷刺了。”

這樣的矛盾、誤解和憤怒蔓延到社會各個角落，卻極少出現行之有效的信息互通。

目前關于獻血，整體政策導向鼓勵獻血證全國互認，也上線了“全國電子無償獻血證”小程序，建成全國血費跨省異地減免平臺。但由于區域發展不平衡，優先用血方面的權益，仍沒有徹底打通地域限制。

“北京、上海等醫療高地，用血需求巨大；而許多中小城市或偏遠地區，血液庫存相對寬裕，獻血壓力也小。這種差異，讓全國統一的優先權在現實中很難實現。”馮學坤解釋稱。

部分地區已在嘗試破局。在內蒙古自治區和山東省青島市，外地的無償獻血者，可以通過“全國電子無償獻血證”的獻血記錄明確獻血者身份，在就診地保障優先用血權益。但目前景森所在的延吉尚未推出類似政策。

還有些時候，是血站與醫院之間對患者用血的要求本身“打架”。

事實上，國家及地方獻血條例中，從未規定獻血證有“有效期”。血站往往負責調配分發血液，庫存壓力轉化為對醫院的要求——動員家屬獻血。馮學坤解釋道，直接對接患者的一線醫生，很多并不深入了解獻血政策和庫存情況，只能用“沒血”“證過期了”這種簡單粗暴的方式，把壓力傳導給患者家屬。

最終，在患者視角，這成了“醫院卡血”或“血站推諉”。

同樣的信息差也存在于獻血者使用“三免”政策的過程中。

2026年1月，西安一位累計獻血2.26萬cc的市民持榮譽A卡在景區要求免票被拒，景區最終退款并致歉；3個月后，四川自貢一位獻血十年的前消防員持“博愛卡”在醫院要求免門診診查費被拒，院方事后道歉。

負面報道形成了輿論漩渦，網絡聲浪開始撕裂：心寒的人們用“不要獻血”“把血留給家人急用”的吐槽表達不滿；另一些人則指責這些聲音，“是血牛破壞獻血生態的話術”，“都不獻血，哪有血用？”

胡勇說不上來這些聲浪究竟產生了怎樣的效應，他只是明顯感到，“獻血者越來越少了”。他在獻血點工作的數十年里，僅頭些年能感受到人們的新鮮感和熱情，“近二十年，一年比一年少。”

緊急的時候，血站內部的工作人員會主動獻血，胡勇自己獻了十七八次。“但單位內部人數有限，也不能頻繁地獻。”胡勇說，“全靠我們，根本撐不起一片區的用血。”

05

需要什么樣的激勵？

馮學坤第一次獻血是在大二，有獻血車進校園，他沒想什么，上午獻完血，下午就去踢球了。

五年前，他進入采供血領域，得以近距離觀察這個系統的內部運作，翻閱大量期刊文獻，試圖更透徹地理解其中的脈絡。

也是從那一年起，他理解了“自愿、無償、利他”的獻血理念，開始定期獻血，每半年一次，獻完就設好下一次的鬧鐘。截至目前，他累計獻血40多次，總量一萬多毫升。

有時，他收到短信，通知他獻的血被送去某醫院用于患者救治，有人切實因自己得到幫助，這種有跡可循的價值感令人興奮。但他同時向鳳凰網《風暴眼》強調，即使一些機構不發送這樣的短信，也是合理的，“這是為了保護獻血者與用血者之間的信息隱私”。

鳳凰網《風暴眼》攝

相比于這些價值感，很多地方的宣傳導向讓他不解：“如果過分宣揚獻血的回報，當人們得不到時，當然就會失望，會離開。”

如今，為了快速高效地補足血液缺口，強制性的團體獻血成為不少地方選擇的捷徑，有的單位背負上了明確的獻血指標。

但鳳凰網《風暴眼》注意到，社交平臺上，不少教師、醫生等體制內員工發文吐槽，對被強制獻血感到抵觸。在馮學坤看來，這種模式是有害無益的。

“許多單位為了完成指標，會給員工發放補貼和福利，有的給兩千元加兩天帶薪假，有幾個大型單位，補貼甚至給到了一萬元一次。”馮學坤說，“這種消息流傳到社會上，反而造成了負面影響。”

他承認，連自己這樣自愿無償獻血的人，在這種利益不平衡的現實面前，心里也會生出搖擺：“明明都是獻血，憑什么他們能拿到高額補貼，我們卻什么都沒有？”

“一些城市已經徹底躺平，這種為了完成短期任務而采取的利誘方式，是在抹殺無償獻血的未來。”馮學坤說。

獻血這件小事，聯動著最微妙的人性、倫理，同時也考驗著激勵政策的智慧。

馮學坤介紹，中國臺灣的千人口獻血率達81‰，是大陸的八倍。在他看來，這主要靠兩點：公開透明，在血站官網、市區中心大牌廣告上，用大字清晰標注“血庫緊急缺血”，讓所有市民都能知道庫存現狀；明星網紅助力，帶動更多人加入獻血隊伍。

激勵獻血的緊迫性在最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獻血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中已有體現，獻血年齡上限從55周歲放寬至65周歲，兩次全血捐獻間隔也已從不少于6個月縮短至不少于90天。對于保障獻血者權益，同樣作出了細致規定。

根本性的逆轉，還在等待一個臨界點，等到血液系統中參與循環的每一方，都向同一個目標再邁一步。

“這輩子都不獻血了。”在妻子最危急的時刻，景森心里也閃過了這個念頭。可當妻子終于輸上血，沉沉睡去之后，他獨自走出病房，在院區徘徊。天色漸暗，門診樓次第亮起昏黃的燈光，急診室門口人影匆匆。一陣風灌進胸膛，他猛吸了一口氣，想法變了。

“以后有能力的話，該獻血還是要獻。”他想，“因為我知道，那種急需用血、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感覺，太難受了。”

（除景森外，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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