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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場博弈的另一條主戰線,就擺在歐洲的荷蘭。
美國持續向荷蘭施壓,要求擴大ASML對中國出口DUV光刻設備的管制范圍。荷蘭政府陷入平衡中美貿易關系的困境,部分官員及ASML方面對此表示反對,擔心影響與中國的貿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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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反對并非姿態性的——作為全球DUV光刻設備領導者,ASML的設備對芯片生產至關重要。若荷蘭同意美國要求,將進一步限制中國獲取高端芯片制造設備,制約中國芯片產業發展。
目前中國自主芯片制造能力主要集中在14nm-18nm工藝,高端制程仍依賴進口設備。這一現實恰恰是華盛頓瞄準DUV的邏輯起點:把成熟制程也納入封鎖圈,等于把中國"還能自己做的那一塊"也要切下來。
但市場的另一面同樣客觀存在——ASML的業務與中國市場深度綁定,2024年一季度來自中國大陸的營收占比高達49%,約20億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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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荷蘭政府逐步收緊出口管制,但ASML對管制措施持謹慎態度,其首席執行官曾表示公司依賴全球供應鏈,包括中國市場。商人比政客更懂得算賬,這是市場邏輯使然。
然而政治壓力終究落到了紙面上。荷蘭政府2025年10月官宣的新規,將DUV光刻機出口限制門檻從7nm下調至14nm,納入更多機型,審批周期延長至90天,直接沖擊ASML的中國業務,市場預測其2025年營收可能縮水12%。一紙行政令,撕開的是歐洲企業自己的利潤表。
美國為遏制中國芯片產業,推動本土產能建設并聯合日本等盟友限制出口。但美國芯片產業高度依賴臺灣供應鏈,若臺灣供應受阻,將對美國科技產業造成重創。這是華盛頓不愿在公開場合承認的軟肋,卻又是任何一份嚴肅產業評估都繞不開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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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中國芯片產業近年發展迅速,成為全球最大芯片市場,本土供應鏈逐步完善。最具標志意義的進展之一,是上海微電子的28nm光刻機良率已提升至90%,制造成本僅為ASML同類產品的1/3,2025年交付10臺以上,滿足國內成熟制程需求。
這意味著,駱家輝所警告的那條所謂"紅線",正在被中國工程師以工廠里的真實交付,一臺一臺地推平。
中美就供應鏈穩定溝通,雙方均認可維護穩定的重要性,但美國遏制政策仍在持續。這種"嘴上談合作、手上加管制"的雙軌操作,本身就足以說明問題。中國作為全球38%半導體市場份額的擁有者,中低端芯片需求占比超過70%,這正是DUV設備的核心應用場景,沒有企業愿意主動放棄這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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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政府的管制政策不僅讓本土企業承受損失,也倒逼中國產業鏈加速自主化進程,而ASML等企業的市場應對策略,印證了市場規律的不可違逆。全球產業鏈深度綁定的格局,終將推動各方回到公平合作的軌道。
回過頭再讀駱家輝那句"最好不要",與其說是勸誡,不如說是一種焦慮——焦慮于中國一旦在芯片產業實現從設計到制造的真正閉環,美國在這條賽道上的主導地位就會被實質削弱。
但市場從不講情面,產業鏈也不認禁令。封鎖能拖延節奏,卻擋不住一個擁有完整制造業體系和龐大內需市場的國家走自主創新之路。這,或許才是這場芯片博弈最樸素、也最難被改變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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