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留住 ASML ,荷蘭政府緊急拋出一個 25 億歐元( 約 200 億人民幣 )的貝多芬行動計劃,但是仍然無法阻擋這家光刻機巨頭將核心業務轉向法德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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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L 想離開荷蘭的原因有三個,高端人才供給不足,所在城市超載,區域協同,這也暴露出荷蘭這樣的小國在全球科技競爭中的深層短板。
當前人才供給不足,已成為制約歐洲高端產業發展的關鍵問題。ASML 最具有代表性,公司每年需要招聘 5000 名具有芯片專業背景的人才,而荷蘭僅能提供 3000 人,2000 人的缺口需要依賴外籍員工。
在 ASML 有 40% 的外籍員工屬于公司的骨干,這些外籍員工正嚴重受到荷蘭移民政策的影響。2023 年底,荷蘭通過法案,逐步取消外籍高薪員工 30% 的免稅優惠,簽證審批也延長至三個月。再加上國內的反移民浪潮,更是讓國際員工望而卻步。
這并非荷蘭獨有,歐盟《2025 年教育與培訓監測報告》指出,歐洲勞動力市場嚴重缺乏具有 STEM ( 科學、技術、工程、數學 )背景的人才,像工程、ICT 等高端職業的短缺率更為嚴重。老齡化加劇和反移民政策,進一步加劇歐洲高端產業的人才供給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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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承載能力的上限,也制約產業進一步擴張的空間。ASML 總部所在的小鎮費爾德霍芬,人口僅有 4.5 萬,但是卻要支撐 ASML 近 2 萬名員工的生活供給。
ASML 計劃新增 2 萬名員工,將會增加小鎮在住房、基建和公共資源上面的壓力。僅住房就面臨 1.2 套的缺口。新入職的工程師需要等三個月才能夠找到工作。電力供應不穩定、氮排放許可等限制,也在深度影響 ASML 的擴張。
像這種小鎮養巨頭的模式,源于歐洲工業化時期,這種中小城市產業集聚的傳統,在高端產業持續規模化的擴張面前,變得格格不入。
與德國埃爾朗根 - 赫西施塔特縣依靠完善的基建,支撐起三家全球企業總部不同,荷蘭在城市配套升級上的動作非常遲緩。雖然荷蘭政府通過“貝多芬計劃”,承諾建設更多的公寓、修公路、擴建學校,但是截止到 2025 年底,真正落實到僅有三成,這種效率讓 ASML 不得不另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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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內部資源的傾斜,也會進一步加劇歐洲不同國家高端產業發展的不平衡。為實現 2030 年芯片產能份額從 10% 提升至 20%,歐盟推出 430 億歐元的《歐洲芯片法案》,其中大部分資金流向法德兩國傾斜。法國在半導體材料領域獲得重點扶持,德國在獲得 50 億歐元的補貼,吸引臺積電和英特爾建廠。
這種不平衡,會讓荷蘭等小國逐漸淪落為產業配套的角色。ASML 為了獲得更加充足的政策支持和產業鏈協同,自然會將目光投向法德兩國。
當前歐盟成員國的財政狀況加劇了這種失衡,尤其是經歷新冠疫情和能源危機后,很多國家的公共財政緊張,實際上能夠兌現的補貼規模將會大打折扣。法德兩國憑借雄厚的財力,可以通過稅收減免、配套的工業用地、人才招聘等政策,成為 ASML 產業轉移的最大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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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L 面臨困境的根源,在于荷蘭的效率和戰略短視,以及荷蘭反移民政策,進一步阻礙 ASML 獲得所需的外部人才,行政率低下,影響到 ASML 進一步的擴張。
歐洲過度依賴單一產業優勢,缺乏對人才培養、基建升級和政策協同等系統性規劃。
與中美相比,歐洲沒有中國這種靈活性的人才政策和基建配套的能力,也缺乏美國那種國家戰略統籌的能力。
歐盟想借助《歐洲芯片法案》整合內部資源,但是以意識形態劃線的合作模式、補貼發放不均所引發的內部爭議,將會進一步削弱產業的競爭力。
ASML 總部留在荷蘭,核心業務外遷,可能會成為歐洲高端產業發展的新常態。如果歐洲不能打破人才流動的壁壘,優化城市配套設施,優化區域協同機制,在全球高端產業中的優勢有可能會進一步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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