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約爆發內訌，德國總理通告全球，美國正被羞辱，特朗普罵得很臟

4月下旬，北約內部傳出的消息打破了冷戰結束以來跨大西洋安全關系的平常運作。這個擁有32個成員國的軍事聯盟正在認真討論：推遲舉行原定于安卡拉的2026年峰會，將2027年的會議后推至秋季，甚至直接取消2028年的領導人會議。北約官員在回應時保持了外交上的謹慎，“繼續定期舉行峰會”。但更多信息表明：北約與其召開一場注定充滿對抗與不歡而散的峰會，不如主動降低最高層級接觸的頻率。

一個成立77年的軍事聯盟，在外部安全環境并未出現“改善”的情況下有意主動中斷內部政治溝通，這本身就是一個需要得到解釋的反常現象。北約上一次因內部分歧而大幅調整峰會安排，還要追溯到1966年法國退出軍事一體化司令部時期。而目前事態所反映的不是會議日程的簡單沖突，而在于跨大西洋安全共同體信任基礎的流失。

要弄清楚當前北約困境的起點，這需要關注冷戰結束后美歐之間實際運作的安全交易模式。這一模式的主要內容是美國提供核保護傘和常規軍事力量的壓倒性優勢，歐洲則提供基地、領空過境權、政治合法性以及在歐洲戰區的兵力貢獻。這一交易在冷戰期間運轉良好，因為雙方面對一個明確且共同的威脅——蘇聯。冷戰結束后，威脅環境的多元化逐漸侵蝕了這一交易的一致性基礎。

可2月28日的美以行動完全不同。更關鍵的是，作戰區域位于霍爾木茲海峽，全球最關鍵的能源通道。任何在該區域的軍事沖突都會直接沖擊歐洲的能源價格和供應鏈穩定。德國經濟部3月中旬的報告提到：霍爾木茲海峽通行受阻后，該國工業用電價格平均上漲34%。這和柏林制造業利潤、家庭能源支出直接相關。

歐洲盟國的回應表現出切割的態度。西班牙關閉領空，禁止執行對伊打擊任務的美軍戰機過境。意大利拒絕美軍使用西西里島的軍事基地。德國聯邦政府公開聲明不參與波斯灣護航行動。法國總統馬克龍表示“這不是北約的行動”。這些拒絕行為的共同點在于它們不是中立姿態，選擇主動將“美國的戰爭”與“北約的義務”進行切割。華盛頓的回應也具有同樣的對稱性。美國政府內部已擬定方案，計劃將美軍從“不配合”的成員國撤出，重新部署到“支持行動”的國家，甚至包括暫停西班牙的北約成員國資格。

至此，美歐之間長期運作的安全交易出現了不可修復的裂痕：美國認為歐洲應無條件配合其全球軍事部署，歐洲則認為自身沒有義務為一場未經過協商且直接損害自身經濟利益的戰爭提供支持。這兩種立場之間不存在居中調停的空間，因為它們所依據的不是對同一義務的不同解釋，源于對聯盟的兩種不同理解。

德國總理默茨最近評價了美國在伊朗戰爭中的處境，指出美國缺乏退出戰略、正被伊朗領導層羞辱，并援引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進行對比。這番表態的重量可以從兩個方面評估：發言者的位置。德國是北約歐洲側經濟總量最大、常規軍力可調度能力最強的國家。柏林的態度對歐洲其他中等國家的立場具有示范效應；立場轉變的幅度與推動力。戰爭初期，默茨曾“支持美國推翻伊朗政權的目標”。兩個月后態度轉變不是他個人判斷的變化，源于德國經濟數據的約束。美國主導的軍事行動直接損害德國經濟利益且華盛頓在決策時完全繞開柏林時，默茨的立場調整就獲得了國內政治的支持。

特朗普的回擊是“默茨覺得伊朗擁有核武器無所謂”、“難怪德國在經濟和其他方面都這么糟糕”，這暴露了華盛頓對歐洲盟友認知的偏差。特朗普將德國的批評歸結為默茨個人的判斷失誤，而未能理解這是德國國家利益的理性表達。這種偏差源于華盛頓仍然習慣于將歐洲盟友視為安全交易中的“受益方”而非“平等的締約方”，前者應當為后者提供的安全保證支付更高的價碼，但不應當對后者的決策提出質疑。

冷戰期間，北約的峰會具有明確的決策功能：1949年至1990年，四十一年間只召開了八次峰會，平均每五年一次，但每一次都對應重大調整，像雙層決議、巴黎峰會開啟緩和、INF條約簽署等。當前一年一度的峰會節奏是2021年后才形成的慣例。這種高頻率并未帶來更高效率的決策，反而將峰會異化為符合媒體傳播的“展示性活動”。

比如說，去年海牙峰會，特朗普將議程壓縮為“歐洲必須將軍費提高到GDP的5%”的單向施壓，盟國準備的所有關于東歐防御、黑海安全、混合威脅應對的議題均未進入主要討論環節。峰會最終發布的聯合聲明中，重要決策內容被壓縮到不足三段，其余篇幅被標準化的修辭覆蓋。峰會無法產生任何決策效果，反而放大內部矛盾時，減少頻率就成為制度上的理性選擇。也就是說，最高層級的政治溝通無法產生效果時，聯盟會選擇將決策下放到更低層級、更低頻率的渠道。

這一判斷是可驗證的。即使在持續數十年的冷戰期間，面對華約的常規力量優勢和核威脅，北約也沒有采用年度峰會的頻率。當前歐洲面臨的俄羅斯威脅程度并未顯著高于冷戰時期，因此將峰會從年度改為更低的頻率不會對歐洲的實際防御能力產生負面影響，但可以顯著降低美歐公開爭吵的成本。

歐洲內部并非沒有“減少對美依賴”的長期規劃。法國主導的歐洲干預倡議、德國推動的“歐洲天空之盾”防空計劃，都是在防務一體化方向上的嘗試。但這些努力與擺脫對美依賴所需的能力之間，存在不對稱。

歐洲在多個關鍵軍事能力上無法脫離美國體系是事實。在情報監視偵察領域，歐洲不具備獨立覆蓋東歐全境的實時戰場監視數據鏈，北約的“聯合空戰中心”系統中有超過60%的數據處理能力由美國提供。在遠程精確打擊領域，歐洲的巡航導彈和彈道導彈庫存不足美國的十分之一，且缺乏獨立的天基目標指示系統。在戰略運輸領域，北約的戰略運輸機隊中超過一半由美國空軍的C-17和C-5機隊構成。這意味著，即使歐洲所有國家達成“戰略自主”的政治共識，實現這一目標也需要至少十到十五年的持續性投入和財政承諾。在此期間，歐洲無法承受徹底與美國安全體系脫鉤的代價。

這種約束導致歐洲對美政策表現出明顯的矛盾：一方面抱怨美國的單邊主義行為侵蝕聯盟基礎，另一方面又無法在安全能力上與美國的體系切割。這種矛盾在北約峰會上表現為“會開不下去但又不能退”的尷尬狀態。取消峰會，在制度上正是化解這種尷尬最直接的方式：不必公開爭吵，不必強行發布一份缺乏實質內容的聯合聲明，各自回到本國處理優先事務。

北約不會因為少開幾次會而解體。其官僚體系、軍事指揮結構、東歐的戰斗群部署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維持運轉。但一個無法召開正常最高層會議的聯盟，其政治凝聚力正經歷不可逆的空心化。這種空心化在外部的安全壓力足夠大時可能被掩蓋，但在當前的威脅評估下，歐洲對俄羅斯的恐懼還不足以壓制對華盛頓單邊主義的不滿。峰會的取消或推遲，不過是這一危機在內部安排上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