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錢學森提三樣要求，總理面露難色主席拍板決定

從1960年東風一號發射成功，到1964年原子彈爆炸，再到1970年東方紅一號飛入蒼穹這些我們今天耳熟能詳的輝煌成就，都離不開一個人的奠基之功，他就是錢學森。

鮮有人知的是，當年錢學森剛回國不久，就向中央開口要了三樣“天大的東西”。周恩來總理聽完以后面露難色，而毛澤東主席卻出人意料地當場拍板，一錘定音。

這背后究竟是怎樣一番驚心動魄的博弈與抉擇？

要理解錢老這三個要求的分量，得先從他的歸國之路說起。

1935年，錢學森從上海乘船赴美留學，進入麻省理工學院航空系，后又轉入加州理工學院，成為世界級空氣動力學大師馮·卡門的得意門生。

憑借在空氣動力學和噴氣推進領域的卓越成就，他36歲便成為麻省理工學院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同時還擔任加州理工學院教授和美國噴氣動力實驗室主任。

二戰期間，他隨美國空軍顧問團赴德國考察納粹的導彈技術，被美國空軍授予上校軍銜，參與了當時屬于絕密的“曼哈頓工程”——導彈核武器的研制開發工作，是美國名副其實的核心科技人才。

新中國成立后，遠在美國的錢學森和夫人蔣英欣喜萬分，當即著手準備回國事宜。令他們始料未及的是，一場漫長的迫害就此降臨。

當時的美國國內正籠罩在麥卡錫主義的白色恐怖之下，錢學森被懷疑是共產黨人，遭到軍事部門吊銷參與機密工作的證書。他義憤填膺地說：

美國當局隨即對他實施了一系列政治迫害：移民局抄了他的家，將他非法拘禁在特米那島長達14天，探照燈24小時對準他，不讓他休息，使他的身心受到極大摧殘。美國海軍部次長更是放出狠話：

軟禁期間，錢學森被迫參加了一場又一場的聽證會。當面對美國檢察官關于“效忠誰”的反復逼問時，錢學森擲地有聲的回答道：“我效忠中國人民”；檢察官繼續追問：“在本國和紅色中國發生沖突時，你是否會為了美國而與紅色中國作戰？”錢學森冷靜而堅定地回答：

錢學森的堅定并沒有換來應有的自由，他依然被美國當局嚴密控制。在長達五年的時間里，他無時無刻不想著回到祖國。直到1955年6月，他才終于找到機會寫信求助父親的老友、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陳叔通。

這封信輾轉送到了周恩來總理的辦公桌上，成為中國與美國談判時的鐵證。1955年8月1日，在日內瓦舉行的第五次中美大使級會談上，中美雙方終于就兩國平民回國問題達成重要協議。

次日，錢學森接到了撤銷管制令并可以自由離境的通知。1955年10月8日，錢學森一家終于踏上了祖國的土地。面對有人詢問為什么回國，他只說了一句樸素而深刻的話：

理想的豐滿必定伴隨著骨感的現實。當時的中國工業基礎極端薄弱，連一輛汽車都需要從蘇聯引進技術生產，更不要說導彈這樣高精尖的尖端武器了。國家百廢待興，財政極為緊張，各行各業都在等錢、等人、等資源。

但錢學森深知要搞導彈研制就不能小打小鬧，在向中央匯報時，他毫不客氣地提出了三個“要求”：

一是必須建立專門的導彈研究機構。 錢學森認為，導彈研制是系統性的龐大工程，絕不是普通工廠或大學實驗室能夠承擔的。需要成立獨立的、保密的研究院，配備專門的試驗設施，要下決心把基礎打牢，切實打通從設計、研制到生產的全鏈條。

1949年百廢待興，連像樣的工業體系都不健全，要平地起高樓建起一個導彈研究院，從選址到設備采購再到人才配備，每一步都需要真金白銀和巨大的人力投入。

二是要集中全國的頂尖人才。 研制導彈需要空氣動力學、火箭發動機、制導控制、材料科學等各個領域的專家，但在當時中國，連一個系統學習過導彈理論的人都沒有。

錢學森提出，必須從全國各地抽調最優秀的科學家、工程師，乃至從大學畢業生中選拔培養，將全國稀缺的知識分子集中到這一個項目上。這就意味著，其他領域和行業將面臨人才流失的巨大壓力。

三是必須有充足的經費保障。導彈研制周期長、投入大、風險高，絕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錢學森要求的不是擠牙縫似的小規模投入，而是要國家下定決心，給予持續、穩定、大規模的資金保障。

只是，這對于一個連基本民生建設都捉襟見肘的新中國來說，無疑是最大的難題。正因如此，周總理才會面露難色。

周總理深知國家的財政狀況的窘迫，也清楚各個部門都需要資金和人才。畢竟，老百姓的肚子還填不飽，工業的底子還沒打牢，貿然投入如此巨額的資源去搞尖端武器，風險極高，壓力巨大。

怎樣統籌兼顧、平衡各方，這無疑是一個棘手難題。

就在各方意見爭論不休之際，毛主席站了出來。面對有人拋出的“搞原子彈的錢從哪來”的“橄欖枝”，毛主席出人意料地站起來指著自己的口袋說：

這句話后來演化為廣為傳頌的名言—— “勒緊褲腰帶也要搞原子彈” 。其實，深謀遠慮的毛主席早已在思索：一個剛剛站立起來的大國，怎樣確保長久屹立于世界東方？靠常規武器顯然不夠，畢竟別人一兩顆導彈就可以讓一切化為虛有。

也是在1956年，他在著名的《論十大關系》報告中明確指出：

言下之意非常清楚，再窮再難，也必須擁有自己的導彈和核武器。只有這樣中華民族才能挺直脊梁，不受制于他國。

正是基于這樣的戰略遠見，毛主席當場拍板批準了錢學森提出的全部要求。這不是一時沖動，而是深謀遠慮后的果斷決策，充分展現了他作為戰略家的雄韜偉略和歷史擔當。

僅僅在毛主席拍板8個月后，即1956年10月8日錢學森回國一周年的日子，中國第一個導彈、火箭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在北京正式成立，錢學森被任命為院長。

成立大會在北京西郊的466醫院舉行，預示著中國火箭導彈事業從此邁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第一步。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全院只有錢學森一個科學家，首批調來的人員也不過是156名大學生和少數干部，而他們此前連導彈長什么樣都沒有見過。

就是在這樣一窮二白的條件下，錢學森親筆撰寫了中國航天事業的“啟蒙教材”——《導彈概論》，并親自登上講臺向這些零基礎的年輕人一句一句地講解導彈技術的基本原理。

從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建院開始，經過數年建設，我國迅速形成了一支強大的、能攻關克難的科研隊伍。

中央和毛主席對錢學森的重視，不僅僅體現在項目支持上，還體現在對他個人的特殊保護上面。

由于錢學森在國防尖端科技中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所以他一直被海外特務列為重要暗殺目標。1964年的一天，北京就曾發生過一起針對錢學森的食物投毒事件。特務在他食用的飯菜中動了手腳，想要以此危害他的生命，所幸被及時發現，沒有造成嚴重后果。

這件事情最后驚動了毛主席，他深知錢學森的安危直接關系到整個國防尖端事業，下令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保證他的絕對安全。經過慎重研究，中央為錢學森專門配備了一名專職的食品化驗員段恩潤。

這位化驗員在錢學森家隔壁建立了一個專門的食品化驗室，每天都要對所有食材進行嚴格細致的檢測，確認合格后才能送到炊事員手中進行烹飪。不僅如此，每一道做好的飯菜都必須留樣保存，24小時之后如果沒有發現任何異常，才能將樣品丟棄銷毀。

段恩潤在錢學森身邊一待就是整整六年。這種級別的待遇，連戰功赫赫的十大元帥都不曾享有。除此之外，錢學森還配有專門負責安保工作的警衛秘書刁九勃，這是副國級干部才具備的安保規格。

中央以近乎“絕無僅有”的標準，將錢學森保護得滴水不漏，這也足以說明他在整個國防事業中舉足輕重的分量。

正是在毛主席的果斷決策和國家的全力保障下，錢學森心無旁騖地投入到了中國的導彈與航天事業中。短短十幾年間，一個又一個奇跡接踵而至。

1960年11月5日，在蘇聯專家全部撤走、所有技術資料都被帶走的情況下，中國自主研制的第一枚近程導彈“東風一號”沖天而起，這標志著中國實現了導彈從無到有的重大突破。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在羅布泊地區成功爆炸，中國成為繼美國、蘇聯、英國、法國之后，世界上第五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

1966年10月27日，“兩彈結合”試驗成功，中國能夠在自己的導彈上搭載核彈頭并精確命中目標。從原子彈爆炸成功到實現核導彈發射，中國僅僅用了兩年多時間。

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成功升入太空，《東方紅》樂曲通過無線電波傳遍浩瀚宇宙。從這一天起，遼闊星空中有了中國人的印記。

這一系列的輝煌成就，正是對毛主席當年那個歷史性決定的最佳回答。

1956年的中國雖然貧窮，但國家領袖的遠見、科學家的赤誠，共同鑄就了大國崛起的底氣。

毛主席的果斷拍板為國防偉業奠定了戰略根基，而錢學森則以畢生心血將宏偉藍圖化為可觸可感的大國重器。正因如此，人們至今傳頌那句久遠而厚重的評價：錢學森一個人，就抵得上五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