騰訊重倉背后：重慶站上平臺經濟新風口

騰訊為何重押重慶？重慶發展邏輯變了？工業城市有望翻身？

文 | 彭勇

4月28日，2026騰訊云城市峰會西南首站落地重慶。騰訊云與兩江新區達成戰略合作，助力重慶加快打造人工智能應用高地。

這是短短一周內，重慶迎來的第三場AI重頭戲——此前，中國科學院與重慶簽署全面戰略合作協議，聚焦“人工智能+高端制造”；重慶市人工智能公共服務平臺正式上線，為中小企業提供普惠算力與模型服務。

過去，平臺經濟的增長主要集中于北上深杭；如今，重慶正在打破這一格局。其人工智能平臺經濟生態，正進入加速成型的關鍵階段。

平臺經濟的底層邏輯正在被人工智能重寫。

相比于互聯網時代的“連接”、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匹配”，平臺的角色更多類似于“中介”“撮合者”。

到了人工智能時代，以智能體（Agent）為代表的平臺，開始對任務的完成結果負責。從理解用戶自然語言需求，到分解任務、調用工具、協調資源、交付成果——全流程閉環。平臺的角色進化為“執行者”。

峰會上，騰訊集團副總裁李強直言：AI正迎來產業爆發臨界點，企業級AI的競爭焦點正從“誰的模型更好”轉向“誰能把模型用好”。

與此同時，近年來人工智能技術在制造業領域異軍突起。多模態大模型有望與當前普遍使用的專用小模型互補融合，深度賦能工業制造的各個環節，從而推動生產制造的提質增效。

如在AI研發領域，大模型公司MiniMax通過騰訊云的沙箱技術，實現了十萬個開發環境同時拉起，模型通過智能體強化學習自主進化——這是“執行型平臺”在技術生產端的體現。

平臺經濟的變革也延伸至工業生產核心。華為與山東能源集團聯合打造的“盤古礦山大模型”已落地超過180類場景，將通用AI技術與礦山安全、生產流程深度融合，實現了AI在復雜、高危環境中的規模化執行。

這一趨勢，在國家政策層面得到了清晰的呼應。

2025年8月，國務院印發《關于深入實施“人工智能+”行動的意見》明確提出，推動人工智能與經濟社會各行業各領域廣泛深度融合，重塑人類生產生活范式，促進生產力革命性躍遷和生產關系深層次變革，加快形成人機協同、跨界融合、共創分享的智能經濟和智能社會新形態。

這不僅標志著中國數字經濟發展進入了新階段，更是對傳統思維方式、生產方式和治理模式的全面革新。

有分析認為，“十五五”時期，中國平臺經濟將加速從服務業數字化向制造業智能化演進，這一轉變標志著經濟發展模式從以虛擬服務創新為主導，逐步轉向以實體制造為核心。

要理解這一轉變的深度，需要從平臺經濟發展的歷史脈絡中找到答案。

平臺經濟作為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產物，最早可以追溯到PC互聯網時代。

那時，平臺的核心能力是連接——連接人與信息、人與商品、人與人，打破信息不對稱，讓海量用戶和內容在數字空間里相遇。百度連接人與信息，淘寶連接人與商品，騰訊連接人與人。商業模式以廣告和傭金為主，平臺的角色本質上是“數字化中介”。

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平臺的核心能力升級為匹配——借助實時位置、場景感知和行為數據，實現供需雙方的精準撮合，降低交易成本。滴滴匹配乘客與司機，美團匹配用戶與商家，抖音匹配內容與興趣。隨之，催生的是共享經濟、直播電商、即時外賣、閃送等全新業態。

在工業領域，工業互聯網作為移動互聯網的延伸，開始連接機器、產線、供應鏈，推動生產環節的匹配與優化。

2015年國務院印發了《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標志著“互聯網+”正式成為國家戰略，也促進了平臺經濟的發展壯大，滲透了居民生活和生產經營方方面面。

盡管如此，但從本質上講，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平臺經濟，主要優化的是流通與匹配環節，尚未真正進入生產制造的核心。

人工智能擁有強大的滲透性和融合性，通過數據處理、自主學習與場景適配的深度融合，其影響力相比互聯網+更深遠，因此這個時代的平臺經濟，將突破上一代平臺經濟的局限——從“撮合者”真正變為“執行者”，將能力延伸到價值創造的各個場景。

在人工智能改寫平臺經濟規則的大背景下，騰訊云城市峰會將西南首站放在重慶，兩江新區人民政府與騰訊云簽署深化全方位戰略合作框架協議，絕非偶然。

事實上，重慶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都只是平臺經濟的配角。

互聯網時代的平臺注重連接，主要有三類：搜索引擎、社交、電商。它們的誕生地除了人才密度、風險資本、創業生態等共性外，更有其不可復制的產業土壤。

搜索引擎需要接近海量的資訊源頭，北京聚集了全國最多的新聞機構、高校和政府公共數據，最早的新聞門戶新浪、搜狐也在這里萌芽。

社交平臺與通信基礎設施深度綁定，深圳華強北的電子元器件市場和通信設備產業鏈，為騰訊的孵化提供了溫床。電商平臺則生長在民營經濟最活躍的地方，浙江的中小企業有大規模出海需求，阿里巴巴最早做的就是B2B跨境電商，后來才生長出淘寶及支付寶。

彼時的重慶作為一個傳統制造業重鎮，顯然不具備孕育互聯網平臺企業的土壤。

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互聯網開始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重慶的地位有所改變。

尤其是，工業互聯網作為移動互聯網在制造業的延伸，需要貼近產業一線。重慶擁有39個工業大類、完整產業鏈和龐大制造業體量，自然成為頭部平臺布局的首選之一。

“一帶一路”倡議、成渝雙城經濟圈等國家戰略的疊加，進一步放大了重慶的區位價值。

如2013年，騰訊在重慶建立西部云計算數據中心；2018年，騰訊西南總部落地重慶。馬化騰當時的表述很直接：希望借助數字技術，把汽車制造各個環節的數據打通。

同一時期，阿里、百度等企業也陸續在重慶布下棋子。

到了人工智能時代，規則改變了。

人工智能時代的平臺不再停留于連接或匹配，而是進化為對任務結果負責的“執行者”，并將逐步轉向以實體制造為核心，在“數據-算力-算法-場景”的復雜系統中形成的持續加速能力。

這種“飛輪效應”需要真實、多樣、高強度的場景來驅動。重慶的獨特之處在于，它以一座超大規模城市的真實運行為基底，同時承載著深厚的制造業基礎、復雜的立體交通網絡，共同構成了一個全球少有的、完整的“產業智能化試驗場”。

這片土壤對智能技術有著天然的饑渴。在城市治理領域，重慶正攻堅“AI+交通緩堵”；在工業領域，“未來工廠”的秒級質檢已成為現實標配。在物流領域，西部陸海新通道的多式聯運開始引入智能體協同調度。

場景越復雜，數據越豐富；數據越豐富，算法迭代越快；算法越快，算力利用效率越高；算力越強，越能反哺更多場景。

汽車產業就是一個典型。

市場一度擔憂重慶會重蹈底特律的覆轍。但2021年以來，重慶以長安、賽力斯為核心，深度綁定華為生態，成功避開了產業衰退的震蕩，在電動化、智能化浪潮中上演了逆襲奇跡。2025年新能源汽車產量達到129.6萬輛，五年增長29倍。

騰訊也在加注重慶的汽車智能化。2026年4月，長安汽車與騰訊音樂共建的“天樞智能聲學聯合實驗中心”在兩江新區掛牌，這是行業首個專注于座艙AI聲學技術的研發基地。

更重要的是，2024年，重慶被賦予新時代西部大開發重要戰略支點和內陸開放綜合樞紐兩大定位。

前者意味著它必須承擔跨區域、多產業的復雜協同調度，這為AI平臺提供了獨一無二的“壓力測試場”；后者則使其成為數據、算力、技術、資本等高端要素的流通與配置節點，為人工智能平臺生態的孕育提供了肥沃土壤。

與此同時，重慶還主動搭建基礎設施和創新平臺。2026年1月，重慶人工智能灣區啟動建設，致力于成為國家人工智能創新發展試驗區與創新應用先導區。

4月22日，中國科學院與重慶簽署全面戰略合作協議，明確聚焦“人工智能發展”與“AI+高端制造”，將國家級科研力量導入重慶。

同月，重慶市人工智能公共服務平臺正式上線，整合算力、數據、模型等資源，為中小企業提供普惠化AI基座。

從算力到科研，從平臺到生態，重慶正在把“天然試驗場”升級為“系統性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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