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凱：從勞合社到DFC，霍爾木茲危機背后隱秘的金融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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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圍繞當下仍在持續中的霍爾木茲海峽危機，外界主要聚焦于伊美之間的“封鎖”與“反封鎖”行動。然而，現代海上通道的“可通行性”不只是在軍事層面，還與全球金融市場的風險定價緊密相關——2月28日，美以對伊朗發起軍事行動前，率先拉響警報的就是海運保險市場。由于戰爭險停擺、費率飆升、承保收緊，霍爾木茲海峽實際上在商業層面上就已經被“關閉”。

在海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IPP訪問學者廖凱看來，圍繞霍爾木茲海峽的海事保險危機，本質上是“美國優先”政策在盟友關系、情報共享和金融權力三個層面疊加作用的結果。依托英美安全合作和情報體系，倫敦勞合社作為全球領先的保險與再保險市場，長期掌握海上戰爭險定價權。但如今，“美國優先”動搖了市場對這一體系穩定性的信心。同時，美國又在以DFC為主體推出政府背書的再保險機制，試圖借危機切入原本由倫敦主導的戰爭險市場。這可能會使海上保險從風險定價工具轉變為美國重塑航運合規秩序的入口。對中國而言，這既意味著關鍵能源航道可能面臨新的保險門檻和金融篩查壓力，同時也提示了發展自主航運保險、再保險和海事風險定價能力的緊迫性。

廖凱

海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IPP訪問學者

2月28日，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打擊后不足48小時，霍爾木茲海峽的船舶過境量驟降81%，從1月的平均每日1030萬載重噸，降至3月1日只略高于100萬載重噸。到3月4日上午，大型油輪過境活動“實際上為零”，只剩少量小型船舶和本地沿岸交通。

最初造成商業航運停滯的，并非伊朗在航道內布雷或實施物理封鎖，而是Gard、Skuld、NorthStandard等主要船東責任保險協會（P&I Clubs）成員相繼發出72小時戰爭險取消通知，將伊朗水域、波斯灣及相鄰水域排除在戰爭風險保障之外。由此，霍爾木茲海峽在被完全物理封鎖之前，已經先在金融和保險意義上被“事實關閉”。

2026年2月28日霍爾木茲海峽危機期間，多家主要船東責任保險協會（P&I Clubs）通知暫停波斯灣戰爭風險保障。

現代商業航運依賴船體與機械險（H&M）、船東責任險（P&I）和貨物險共同構成的信用鏈條。銀行不會為缺乏保險的船舶和貨物提供融資或信用證，貨主不會把高價值貨物交給無賠付保障的船舶，船東也無法獨自承擔船舶損毀、人員傷亡、油污清理和第三方索賠等巨額責任。因此，保險不是航運的附屬品，而是船舶進入全球貿易體系的制度門檻。只要戰爭險和P&I保障斷裂，即使海峽沒有被物理封鎖，商業航運也會自動收縮。這正是本次危機的戰略意義。

本文認為，這場保險危機并非偶發的市場失靈，而是“美國優先”政策在盟友關系、情報共享和金融權力三個層面疊加作用的結果：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與公開表態動搖了英美情報共享的預期穩定性，使倫敦市場的信息可見性受到質疑。而勞合社（Lloyd’s of London，位于倫敦的全球性保險與再保險市場）戰爭險體系，又在相當程度上依賴英美安全合作提供的信息生態。一旦這一前提受到質疑，承保人便可能從“提價承保”轉向“取消或暫停報價”。美國隨后以DFC為主體推出400億美元美國主導的再保險機制，則進一步顯示其試圖借危機將海上戰爭險的部分定價權從倫敦金融城轉向華盛頓。

現代商業航運高度依賴保險，一旦保賠協會等機構認為航線風險不可控，拒絕承保或大幅推高保費，船東、貨主和金融機構便會主動避開相關海域。圖源：《印度時報》

一、勞合社：戰爭險的定價中樞

要理解這場保險危機的結構性根源，須先理解勞合社（Lloyd’s of London）。它不是一家普通保險公司，而是三百余年來將戰爭風險轉化為可定價金融產品的市場平臺，也是戰爭險定價的中樞。

（一）從咖啡館到全球市場平臺

勞合社的歷史始于1688年倫敦塔街的愛德華·勞埃德（Edward Lloyd）咖啡館。這家咖啡館因聚集船主、商人和水手，成為海運情報的自發交換中心。勞埃德雇人從碼頭取回最新船訊，并于1734年創辦了《勞合社名錄》（Lloyd’s List）。這份出版物延續至今，是全球最古老的持續出版期刊之一，也是航運情報的權威來源。

勞合社是一個會員制的保險市場，通過各承保辛迪加為全球海運、船舶和貿易提供高質量的特殊風險轉嫁服務。圖源：經濟學人

今天的勞合社是一個保險市場平臺，結構類似證券交易所。它提供規則、資本監管框架、品牌信譽和交易場所，真正承擔風險的是內部獨立運作的承保辛迪加（syndicate）。每張保單并非由勞合社統一承保，而是在勞合社市場上由不同辛迪加按比例分擔，形成“聯合認繳”（subscription）機制。

圍繞辛迪加運作的，還有管理代理人、經紀人、再保險人、P&I俱樂部和專業法律服務機構，共同構成高度專業化的風險分散生態系統。勞合社是全球最大的專業保險市場之一，其2025年總承保保費達到579億英鎊，控制約45%的特殊險市場。

（二）聯合戰爭委員會的風險協調機制

聯合戰爭委員會（Joint War Committee，下稱“JWC”）是覆蓋整個倫敦海上保險市場的戰爭風險協調機制。該委員會由勞合社與國際保險承保人協會共同組成，匯集了來自勞合社辛迪加與倫敦公司市場的高級承保人，是整個倫敦市場在戰爭風險問題上形成集體判斷的制度接口。

JWC通常委托獨立安全顧問評估地緣政治風險，并發布“高風險區域清單”（Listed Areas）。一旦某海域被列入該清單，進入相關區域的船舶在融資、租船及保險實踐中通常需要補充或擴大戰爭險覆蓋，各承保主體隨即據此信號自主調整費率與承保條件。

鑒于伊朗局勢，聯合戰爭委員會在3月3日發布了JWLA-033號通函，修訂了“高風險區域清單”（Listed Areas）。圖源：www.MaritimeCyprus.com

換言之，JWC本身并不直接承保，也不具備法律強制力，但其風險認定在市場中具有事實上的標準效力，往往成為觸發整個海上戰爭險重新定價的關鍵節點。伊朗戰爭爆發后，JWC迅速將擁有美軍基地的海灣國家（巴林、科威特、卡塔爾、阿曼等）納入高風險區域清單，理由是這些地區可能成為伊朗打擊目標，局勢“高度不可預測”。清單一經發布，市場集體跟進，這正是JWC作為制度接口的實際效力所在。

（三）私營情報網絡與官方體系嵌合

勞合社數百年來形成的定價能力，不僅依賴資本規模與承保經驗，更依賴支撐JWC判斷的底層信息機制——私營情報網絡、英國官方海事安全體系與盟友情報環境三者的嵌合。

首先，倫敦市場自身擁有高度發達的私營情報網絡。它整合經紀人與船東的即時反饋、自動識別系統（AIS）船舶軌跡、港口代理與船長報告、海事安全公司評估、獨立風險顧問意見、衛星與開源情報，以及歷史索賠數據，并通過倫敦金融城高度集中的專業市場，將這些信息快速轉化為費率、條款、免責條款和追加保費。

倫敦麥吉爾·帕特納斯經紀公司（McGill & Partners）海上保險負責人大衛·史密斯（David Smith）坦言：

“倫敦海上戰爭險行業內部存在一套高度相互關聯的情報網絡，我認為這種網絡在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存在。”

但倫敦市場的私營情報網絡并不是孤立運行的。戰爭險定價涉及導彈部署、無人機活動、海軍行動、護航安排、港口安全和交戰方意圖等高度敏感信息，僅靠船東、經紀人、AIS軌跡、港口報告和商業情報公司并不足以作出完整判斷，因此必須依托英國官方海事安全體系提供的上游信息環境。

英國海上貿易行動中心（UKMTO）正是英國海軍體系與商業航運之間的重要接口，它長期向船員、航運公司和地區當局提供經過核實和佐證的安全信息，并鼓勵船舶在其自愿報告區域內提交日報和異常情況報告。

這些信息有助于承保人判斷某一襲擊是真實軍事升級、局部事件還是心理戰，并據此調整戰爭險費率、免責條款和承保范圍。這種商業情報與官方安全體系的合作并非近年才出現。一戰期間，英國皇家海軍就曾直接使用勞合社的信號站追蹤全球船舶動向，并掌握從中立國駛往歐洲大陸的船舶貨物信息。這說明，勞合社的商業情報價值早已被國家安全體系納入利用，二者之間的關系有長期歷史積淀。

英國海上貿易行動中心（UKMTO）近日發布通報稱，在2026年2月28日至4月27日8時（協調世界時）期間，共接報涉及阿拉伯灣、霍爾木茲海峽及阿曼灣海域航行船只的安全事件38起。圖源：Navy Lookout

在英國官方海事安全體系背后，還存在更高層級的盟友情報環境。五眼聯盟并不會公開、直接地為勞合社某一張保單提供情報，但它長期支撐英國對海上威脅、導彈部署、艦艇活動和區域軍事風險的判斷。倫敦保險市場則通過英國政府、皇家海軍、UKMTO、商業海事安全公司、經紀人網絡和獨立顧問，間接受益于這一信息環境，并將其轉化為風險模型、承保判斷和價格信號。倫敦的定價能力，部分來自對地緣政治危險的特殊可見性。這種關系很少公開展現，但它真實存在。

正如美國海事權威人士約翰·康拉德（John Konrad）指出：

倫敦之所以能在失去大量航運子市場的情況下仍牢牢掌控全球保險定價權，答案在于更好的情報。

因此，華盛頓與倫敦之間的外交摩擦以及情報優先事項變化，即使未必已經導致正式的情報共享降級，也會改變市場對“信息可見性”的預期。對于戰爭險市場而言，關鍵不只是風險本身有多高，而是承保人是否相信自己能夠理解風險。若承保人認為自己仍能獲得足夠信息，就會傾向于通過提高保費、縮短期限和增加免責條款繼續承保；一旦他們認為風險變得不可見、不透明，就可能選擇拒絕報價或取消承保。也就是說，在海上戰爭險市場中，情報預期的動搖本身就會轉化為定價和承保行為的變化。

二、盟友關系裂變與市場信心崩塌

戰爭險市場并不天然害怕戰爭，戰爭本來就是其承保對象。在過去三百年的戰爭、海盜事件和各種危機中，勞合社的常規反應是提高保費、縮短保險期、增加免責條款，從高風險中獲取高收益。正是憑借這種“危險可定價”的能力，倫敦逐步成為全球海上戰爭險的中樞。

那么，這次為何不同？

問題在于不確定性升高。戰爭險定價的前提，是承保人能夠判斷風險邊界——誰是打擊目標、襲擊有何規律、護航安排是否可靠等。這套判斷能力長期依賴一個隱性前提：倫敦承保人能夠通過英美安全合作、五眼情報生態和長期同盟信任，間接獲取美國主導的海上安全體系中的關鍵信息。

“美國優先”動搖的，正是這個隱性前提。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Jamieson Greer）在達沃斯將“美國優先”解釋為“漢密爾頓主義”的回歸，主張通過關稅和產業政策重建本國產業能力；白宮經濟顧問米蘭（Stephen Ira Miran）則進一步把安全保護傘、美元和情報界定為美國提供的全球公共產品，認為盟友長期受益卻分擔不足，應當重新承擔成本。這一框架的關鍵含義是：安全、情報和市場準入不再是美國無條件提供的免費品，而是可以被重新定價，乃至作為談判籌碼使用的戰略資源。

這種邏輯已在單邊關稅、未協調盟友便發動戰爭、對英國施壓并威脅重談貿易協議等政策中顯現。本次危機中，英國既未參與初期戰爭行動規劃，也未立即授權美軍使用英國基地，所謂“特殊關系”已出現裂痕。對戰爭險承保人而言，關鍵在于市場是否開始懷疑信息不再完整、軍事保護不再無條件。一旦這種預期形成，承保人便會從“提價承保”轉向“暫停報價”或“拒絕承保”，因為當風險無法被量化時，市場寧愿退出。

正因倫敦市場收縮源于同盟、情報與安全預期的動搖，美國才獲得介入空間。DFC機制的迅速推出，也顯示其更像是借市場空窗有備而來，而非單純臨時救火。

三、DFC切入：從救市到搶市

在勞合社市場信心動搖的窗口期，美國以罕見的速度完成了戰略介入。

3月3日，特朗普下令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DFC）為所有過境波斯灣的海上貿易提供政治風險保險；

3月6日，DFC正式宣布建立約200億美元的滾動再保險機制；

3月11日，安達（Chubb）被確定為首席承保商；

3月20日，承保范圍擴展至責任險（War P&I）；

4月初，Travelers、Liberty Mutual、伯克希爾·哈撒韋、AIG等六家美國保險公司相繼加入，總規模擴容至400億美元。

4月3日，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DFC）與安達保險（Chubb）宣布，Travelers、Liberty Mutual等六家美國保險公司加入霍爾木茲海峽海事再保險機制，使總承保規模由200億美元擴大至最高400億美元。圖源：DFC

這一介入已超出短期危機管控。DFC本身就是服務美國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的金融工具。此次機制又以美國政府財政承諾為后盾，由財政部參與推進，并與美國中央司令部協調安全信息，由美國頭部保險公司參與。因此，它實質上是基于“美國優先”的國家化再保險機制，意在切入原本由倫敦勞合社市場主導的海上戰爭險領域。多家倫敦媒體隨即警告：若此類機制制度化，海上金融中心的重心可能從倫敦轉移至華盛頓。

此外，DFC機制最值得關注的細節，是其對申請船舶提出的資格審查要求。申請方須提供船名、IMO編號、運營方、船旗、船員信息、受益所有人、注冊船東、貨物來源與目的地、貨物所有人，以及船舶融資方等詳細信息，并由DFC及跨部門伙伴進行制裁篩查（sanctions screening）和“了解你的客戶”（KYC）審查。這意味著，每一艘進入這套機制的船舶，都將接受美國政府的制度性信息審查。保險入口由此變成了信息采集機制。

正如《金融時報》首席商業專欄作家約翰·加珀（John Gapper）指出：

“如果美國關于船舶動向和危險的軍事情報只被篩選后提供給特朗普選定的保險供應商，那么特朗普可能會給勞合社制造更大的麻煩。倫敦的戰爭險承保人依賴私營情報網絡來獲取信息。若美國保險公司既擁有更高等級的海事情報，又獲得官方背書，倫敦市場將很難與之競爭。”

四、對中國的影響和機會

（一）篩查門檻與天價保費

DFC機制的地緣政治篩選邏輯，對中國影響尤為直接。美國參議員珍妮·沙欣（Jeanne Shaheen）在致DFC的公開信中指出，DFC擬支持的能源出口對象并不清晰，并追問其是否會承保運往中國的能源出口，因為中國是經霍爾木茲海峽運輸石油的最大目的地。她進一步警告，如果DFC機制意在支持所有能源出口以壓低美國和全球能源價格，那么“北京將成為這一方案最大的直接受益者”。

這實際上點破了DFC機制的戰略悖論：若全面覆蓋中國相關航運，政治上難以接受。若通過KYC、制裁篩查、保費定價和船貨資格審查將中國關聯船舶排除或邊緣化，DFC便不再只是危機救市工具，而可能淪為美國在關鍵海上通道上對中國能源運輸鏈條“卡脖子”的戰略工具。

（二）資本流動的結構性重組

更深層的影響在于，海上保險可能從風險定價工具，轉化為美國重塑航運合規秩序的入口。勞合社長期在戰爭險、能源險和政治風險險領域發揮全球定價基準作用，其費率和承保意愿本身，就是市場風險判斷的重要信號。

若DFC機制從危機應急走向常態，美國主權再保險便可能成為海事戰爭險的新型背書，使亞洲航運融資銀行、貿易融資方和大宗商品貿易商在高風險航道上，更多考慮美國設定的保險資格、制裁篩查和KYC標準。這雖不等同于正式制裁，卻可能形成隱性門檻，影響船東的船旗選擇、融資安排和貨物承運，也影響銀行開立信用證時對保險資格、貨物來源和受益所有人的審查。

（三）壓力與機遇并存的戰略窗口

如果說DFC機制對中國構成直接壓力，那么“美國優先”系統性損害盟友利益這件事，卻在另一個維度為我國打開了戰略窗口。

單邊關稅沖擊盟友出口、伊朗戰爭繞開盟友單邊行動，甚至將馬島主權問題作為對英施壓的籌碼，美國正在把最親密的盟友推入不得不重新計算對美依賴成本的處境。當英國、歐盟乃至更多國家開始質疑美國主導的保險、清算和融資體系的可靠性，它們就有了更強的動機尋找替代性安排。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基礎設施融資、大宗商品人民幣計價結算、在航運保險領域建立獨立定價能力，這些過去被許多國家視為政治敏感的選項，正因美國單邊主義的擴張而變得更具現實吸引力。受損于美國政策的國家未必會全面倒向中國，但它們在參與中國主導的區域性金融和貿易安排時，政治阻力將明顯降低。

一艘液化天然氣運輸船停靠在中國山東省的一個港口。 圖源：路透社

霍爾木茲危機同時也為我國提供了發展自主金融基礎設施的歷史契機。這場危機清楚顯示，誰掌握關鍵航道的保險定價權，誰就掌握貿易通道的實際準入權。

我國目前在航運保險、再保險和海事風險定價領域仍高度依賴倫敦市場和西方P&I體系，這本身就是一種戰略脆弱性。DFC的介入提示了一條可行路徑：我們可發揮海南自貿港，特別是“中國洋浦港”在船籍登記、航運金融、保稅燃油、船舶SPV和海事服務上的制度空間，逐步建立國家背書的航運保險與再保險體系，推進航運融資和能源貿易人民幣計價，并在國際海事金融規則制定中爭取更大話語權。

本文作者

廖凱，現任海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IPP訪問學者。他于2018年獲得新南威爾士大學國際政治博士學位，擁有瑞典隆德大學經濟史碩士學位和瑞典馬爾默大學歐洲研究學士學位。廖凱曾在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任職副研究員，并在知遠戰略與防務研究所和瑞典安全與發展政策研究所積累了研究經驗。2024年至2025年，他在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擔任訪問學者。

他的研究領域主要涉及國際關系與戰略研究，發表了多篇關于美軍戰略、國際軍事事務及中國國家安全的論文。此外，他是海南省拔尖人才，山東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特邀研究員，以及中國國際關系學會理事。他還主持了多個國家級科研項目，并參與撰寫了多篇智庫報告，得到各級決策部門的重視和采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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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周浩鍇

校對 | 劉 深

終審 | 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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