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那不確定的“不確定性”

作者：Kevin Kelly 2026 年 4 月 28 日

即便是發明 AI 的專家，也無從知曉接下來會發生什么。通用人工智能（AGI）真的有可能實現嗎？算力規模（Scaling）還能持續增長嗎？打造 AI 必須依靠巨型算力中心，還是只需像人類大腦那樣，僅用區區 25 瓦的功耗就能達成？當 AI 變得愈發聰慧，人類該何去何從？未來的經濟、戰爭與公民社會，又將呈現出怎樣的面貌？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猜測。機器的創造者們，與旁觀者、評論家、科學家以及我們之中最睿智的人一樣，想法各異，無人能給出確切答案。當下有一種普遍氛圍：未來三年內，我們或許就能看清局勢。對一些人而言，變革的速度預示著，若事態按現有節奏發展，最遲到 2029 年，一個“AI 優先”的世界輪廓終將清晰浮現。到那時，我們會解開算力規模化的謎題，見證它對就業的影響，感受到它對經濟的推動作用——或者，發現它根本無法產生預期效果。

這是一種合理且不算離譜的設想。但我想提出另一種同樣值得我們銘記的可能：AI 會在核心層面持續帶給我們意外。隨著 AI 的快速演變，這些關鍵問題在三年內不會有答案。到 2029 年，我們依然無法確定 AGI 是否可行，無法判斷就業是否會被顛覆，也依然說不清如此巨額的投入是否值得。我并非指 AI 會停滯不前。我的意思是，AI 會繼續進步，但新出現的成果并不會解答舊有疑問，反而會拓大我們的認知盲區——因為這些“新事物”，是以一種全新的方式登場的。我們不得不改變對就業的認知（及其衡量標準），修正對經濟的理解（及其評估體系），甚至重新定義“AI 究竟是什么”。

換句話說，我們將經歷一段漫長而持續的不確定期。不是短短幾年，而是十年甚至更久。AI 越是進步，非但不能消解我們的困惑，反而會將其放大。因此，未來 10 到 15 年里，我們將深陷永恒、持續且劇烈的不確定性之中。這是一種沉重的負擔，因為比起壞消息，人們更厭惡前途未卜的迷茫。

情況還在進一步深化。AI 只是這場宏大不確定性的其中一環。未來十年，全球格局將發生深刻變遷，新的世界秩序正在逐步形成，沒人能預判這一過程的最終走向。圍繞這一格局變遷的不確定性幾乎無邊無際，其難以預料的后果，將波及全球每一個人。后續發展的未知感，更會沉重地籠罩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全球關系與國家身份定位的新不確定性，疊加 AI 帶來的個人價值與身份認同困惑，將整體的不確定水平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是一個宏大的時代謎題，絕不可能在三年內解開，注定會成為一段長期存續的不確定性。

情況仍在持續深化。在經歷了首輪真正的全球化浪潮后，隨著各國努力適應全球移民與現代文化的無國界傳播，如今的世界已陷入混亂與兩極分化的漩渦。這種混亂局面，部分是由社交媒體等新技術助長的——它們取代了傳統媒體的“規范引導”，如今的新聞輿論愈發動蕩、難以掌控，進一步抬高了本已居高不下的不確定感。人們真切地感受到，公民社會正步入一片未知領地，陷入一種近乎永久性的“臨時狀態”。

此外，AI 甚至迫使最溫和理性的人，也開始質疑自己所見、所聞、所讀的真實性。那是真實存在的，還是 AI 生成的？被人為操縱了多少？我們該信任誰來揭示真相？如何才能達成共識，認定某件事是真實的？傳統的信任機制已被 AI 打破，這片全新的技術領域，正催生著巨大的認知不確定性。隨著 AI 模仿現實的能力愈發精湛，這種不確定性可能會持續加劇，而非僅僅局限于三年。如今，不確定性的“儀表盤”早已深陷紅區。

最后，AI 的模糊性與不確定性、人類身份的迷茫、以及我們所見景象的虛實難辨，意味著我們正進入一個特殊的階段——我們甚至不確定自己的懷疑本身是否成立。這份不確定性如此深重、持久且難以捉摸，以至于我們將長期無法判定“自己是否正處于不確定之中”。我們甚至無法就“已知”與“未知”的界限達成共識。借用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的“未知的未知”（Unknown Unknowns）理論模型，我們如今面臨的，是“不確定的不確定性”（Uncertain Uncertainties）。這種狀態，至少會主導未來十年甚至更久。

我們最終將陷入一種“多重未知”（poly-X）的困局：多因素交織的未知、不確定性的層層傳導，以及在這個模糊時代里，全社會對未來普遍的信心缺失。

鑒于這個時代本質上的不可預判性，若我們身處其中，會有哪些典型征兆？它們或許會是這樣：

五年內，

1. 頂尖 AI 研究人員在“AGI 是否已經降臨”這一問題上，出現嚴重的公開分歧；

2. 權威經濟學家無法判定社會生產力究竟是提升還是下降；

3. 公眾對媒體平臺與既有權威機構的信任度持續走低；

4. 大國之間始終無法明確界定彼此的關系定位；

5. 就業率出現方向模糊的劇烈波動；

6. 焦慮癥的發病率達到醫學意義上的新高；

7. 重大司法裁決留下的疑問，與給出的答案一樣多；

8. 婚姻、職業等個人重要契約，被推遲到更晚的人生階段；

9. 投資與資本配置的決策成本變得越來越高；

10. 虛無主義在社會中的影響力有所抬頭。

在推演一種未來設想時，有一個關鍵問題值得思考：什么能阻止它成為現實？或許沒有單一力量能終結這種持續的不確定性，但可能需要多種因素共同作用。如果 AGI 在三年內毫無爭議地落地，如果各大平臺找到在媒體中植入可靠性與信任的方法，那么這種長期的不確定性或許會就此終結。

第二個關鍵問題是：若我們發現自己已身處這種設想之中，該如何應對？面對這種多層次、持久的不確定性，最有效的應對方式，不是強求遙不可及的穩定，而是培養極致的適應力（Radical Adaptability）與極致的選擇權（Radical Optionality）。

放棄對“接下來會發生什么”做出可靠預測的幻想。相反，我們應構建多種未來可能性的設想，并努力在每種設想中最大化自身的選擇空間。目標應被視為“可拋棄的假設”，隨時準備被更貼合現實的理念所取代。在你所有的預期中，或許有十九個都會錯得離譜，但至少有一個能讓你穩步前行。做決策時，不必糾結于“對錯”，而應關注它是否能為未來預留更多可能性。

在我們這個“不確定的不確定性”時代，“篤定”才是最致命的陷阱。這個時代里，因過度自信而導致的潰敗，會遠多于因審慎質疑而產生的挫折。關鍵在于，不要固守單一選項，要學會從容接納多種相互矛盾的可能性并存。（為了避免被當下的潮流與一時的奇思妙想裹挾，這種極致的適應力，必須錨定在一套堅定不移的核心美德之上——無論是樸素的誠實，還是圓融的慷慨。）在漫長的不確定性中立足的策略，必然是持續、敏捷的自我校準與調整。

簡而言之，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你必須學會靈活調整自己的認知與判斷。

我們在這種設想中面臨的挑戰，并非一時的迷霧，而是人類“認知本質”的根本性轉變。人類社會的每一個核心領域，都充斥著普遍且可感知的模糊性，這不斷縮減著我們賴以生存的“真相與確定性”根基。當未知遠遠壓倒已知，當所有邊界都在不斷重構，我們便不再信任任何既定的“地圖”。周遭的不完整與矛盾，會滲透進我們的骨髓，讓我們自身也感到迷茫、分裂與不完整。而全方位的懷疑主義，正是這種狀態下最自然的反應。

我并非在預言這個未來一定會到來，也真心希望它不會成真。但這種可能性真實存在，而且有跡象表明，我們已經在經歷這種設想的部分場景。如果時代正朝著這個方向發展，我們應當仔細審視它，并為它賦予一個名字：模糊時代（The Age of Ambiguity）。

本文編譯自substack，原文作者Kevin Kelly.

https://kevinkelly.substack.com/p/our-uncertain-uncertainties